Center for Studies of Media Development, Wuhan University.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总第17辑)| 宁夏移民村的媒体使用与关系重构调查
发布时间:2019-03-24 22:09:44 作者:CSMD 来源:CSMD

文 / 顾广欣

作者介绍: 顾广欣, 博士, 宁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乡村传播。
 

摘要:Y村是宁夏规模较大的移民村,伴随着地域的搬迁和生产方式的转变,它成为被多种力量整合的“跨界的村”。通过对Y村村民媒介使用状况的调查发现:重电视机的物质属性、轻电视内容的偏向折射出移民因失去土地而普遍存在的“身份焦虑”;此外,人际传播与网络沟通整合了不同场域的村民,使之形成新的经济利益和价值认同的共同体。

关键词:移民村 人际传播 关系重构


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随着“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现代传媒与中国乡村社会日常生活的互动关系”逐步进入本土传播学界的研究视野,并成为热点问题。总体而言,此类研究聚焦于微观的社区,以质化研究方法,运用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理论来解释被描述的经验事实。但代表性与普遍性问题是个案研究的天然短板,因为,中国地域辽阔,乡村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生活环境、宗教习俗迥异,“媒介化”程度不尽相同,对某个地域、某种文化传播现象的描述和意义解释,不具有普适性。就此而言,考察媒介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需要从地理空间及经济社会发展上进行整体把握。

20世纪80年代,宁夏开始实施移民搬迁,30多年过去了,移民村落已遍布宁夏川区各地,与中国绝大多数乡镇一样,它们也经历着经济结构转型、生活方式转变、人口流动以及乡村空心化等问题。尤为特殊的是,因为地域的搬迁和人口结构的改变,移民村的文化生态和社会交往日趋复杂,面临着“原有的文化生态被打破,新的文化秩序尚难建立”的困境。在移民村的文化重塑过程中,大众媒介尤其是手机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经历了地理空间与社会结构的改变,人们如何运用媒介展开他们的生活,重构他们与社会的关系?

在进入调查现场的过程中,我们以问卷调查的方式来了解村民使用媒介的基本情况,通过驻村与村民们闲聊式访谈以及观察等方法来考察村民对待媒体的行为和态度,尽可能收集到客观真实的调查资料。


二、以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体衰落

搬迁后,Y村人均分到的0.6亩土地被直接流转给了当地企业,土地变成了一种名义上的存在物。Y村直接从农耕型经济转变为劳务型经济,村民的日常生活、活动空间、社会关系也随之改变———这恰恰是我们在 Y 村开展传播研究的基础。

电视一直被视为乡村传播的“第一媒介”。随着电视在乡村的普及,我国学者多从电视与乡村人际交往、文化发展等方面论述电视媒介对于乡村社会的重要影响。但很显然,之前的研究偏向于电视节目内容对人们的影响,缺乏一种地理学视角。

在中国乡村,住宅以及配置的家具、电器往往具有代表家庭财富和社会地位的功能。在所调查的家庭中,电视几乎是他们购置的第一件“家用电器”,即使是低保户,电视也是家中最基本的电器。从摆放位置看,摆放在堂屋(客厅)的正中央,沙发对面最为常见;与此同时,有一半以上的家庭淘汰了旧式电视机, 购买了21英寸以上的液晶电视。村民对电视机的消费需求,实际上反映出他们追求电视的物质性和固着性能带给自己安定感的心理特点。

然而,收看电视显然已退居到村民日常生活的次要位置,电视内容影响力式微。收看电视的习惯在移民村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民与土地剥离,不再从事农业生产,具体原因归结为以下四点。一是没有闲暇时间。二是生存压力带来的焦虑感。三是电视内容的城市化。四是移民村的家庭类型。

重电视机的物质属性轻电视内容的偏向看似一对矛盾体,却恰恰折射出移民中普遍存在的“身份焦虑”:靠近城市却难以融入城市生活,居住于村庄却没有土地,他们需要通过电视来营造家的感觉,以形成对迁入地域的“认同感”。


三、网络媒体与关系重构

Y村村民在搬迁之前,他们主要与土地相交换,独立自主,是依靠政治力量(乡村组织)和亲缘关系来维系的共同体。搬迁后,Y村人际关系变得愈加复杂化了,利益诉求的差异性和人口的流动性更增加了乡村治理的难度。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人际传播实际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黏合作用。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人际传播”,既包括利用手机这一社交媒介所进行的网络人际传播,也包含了面对面的人际沟通。

(一)互联网与 Y 村日常生活

当下,手机早已跃居乡村社会生活的“第一媒介”,但村民使用手机进行频繁的线上互动并未造成传统人际交往的疏离,通常情况下,他们会同时使两种不同的传播方式,并根据传播对象的不同侧重使用某一种方式。信息先是传播给村里的政治精英,然后经过他们的层层过滤扩散给全体村民,面对面的人际传播依然是村民掌握村务信息、争取自身利益和家庭发展机遇的重要渠道。但在信息下达过程中,也会产生由于村民小组长认知水平的局限及出于私人利益,有意无意地造成信息的衰减和走样的情况。显而易见,得出“互联网在乡村的普及打破了少数人对信息的垄断” 的结论为时尚早。

早在几年前,Y村已实现了无线网络覆盖,但至今安装的家庭不足 5% 。网络使用率极低除了与村民的经济条件差以及文化程度低有直接关系外,还在于村民对于传统习惯的固守,面对面的传播方式依然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在Y村,新的媒介技术的受益者,依然是那些掌握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人,他们利用互联网来了解经济信息,参与村务管理, 扩大社交网络,进而实现更加丰厚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资源。 伴随着信息鸿沟的逐步扩大, 村民之间在经济领域也呈现出 “穷者愈穷, 富者愈富” 的马太效应。

(二)“致富能人”与互联网

乡村的“致富能人”现象较好地体现了互联网在村民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产生的影响。马宏亮是 Y 村第四小组组长,作为村里最早安装电信网的家庭之一,他经常关注区内外以及本乡镇的新闻,积极利用网络介入村子的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并且有意识地向村外、族外发展,以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在村里,还有一类专门从事劳务中介的人, 他们通过互联网、手机等媒介来掌握各种务工信息,然后回到乡村组织村民外出务工,从中赚取佣金。

移民搬迁的过程实际上是农户从各自经营的狭小农场迁移到一个更大的生活空间,随着经济活动范围的扩大,急需扩张关系网络,而手机这一社交媒介成为必备的工具。在向外发展过程中,他们在村内的活动减少,个人更加独立。其结果进一步削弱了对本村的归属感,同时对地方亲属团体的休戚相关的情感也相对减弱,因而不得不更加依靠外界、需要外界。

手机的普及并未取代面对面的人际传播与群体传播,这与Y村的空间布局密不可分,Y村在搬迁之前便经过政府的统一规划,实行社区化的管理等。居住的集中化以及发达的公共空间,使串门、“扯磨”等人际沟通现象依然常见。对于一些年龄偏大,不习惯使用手机的村民,劳务集市成为他们寻找务工机会的主要渠道,人际传播构建了他们最主要的经济交往模式。

(三)Y 村的网络公共空间

随着我国村镇基层政府职能向服务型转变, 村干部利用微信平台及时将党务、政务、村务信息公开已成为一种常态。在乡村政府构建的网络公共空间里, 村民是否会就村里的公共事务积极发表意见,开展讨论,并在此过程逐渐养成公共意识?

为了更好地观察村民使用社交媒体的情况, 我们加入了几个村级微信群进行长期观察。 村民媒介素养的局限以及 “重娱乐、 轻信息” 的倾向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互联网对农民脱贫以及家庭经济发展发挥的作用。

年轻人因为待在村里的时间少,他们对于本村的事务更为漠然,与村落外的世界联系更为密切,对本村事务的关注度和参与度都在降低。村民 “乡土性” 精神特质的改变,使乡村传播的社会语境发生了“断裂”,形成了一种交流的无奈。

微信公众号和微信群的发展,为村民搭建了网络公共空间,使村民与村民、村民与权力主体之间的沟通与互动更为便利,然而,乡村公共性的建构需建立在村民公共意识的养成之上。

(四)互联网与 Y 村文化重塑

移民村构成了“处于乡村与城市边缘”的一个十分特殊的社会群体,由此加剧了文化重建的难度。根植并发展于特定生活范围的传统文化一旦与实际生活发生了强烈而持久的冲突,它如何适应变化了的实际社会环境?

在南区,建有四个大小不等的清真寺,留守的回族老人每天要上5趟寺做礼拜, 说明他们的宗教习俗得到了保留。北区的汉族大多是整村搬迁,2012年5月,在几位村民的奔走呼吁下,村里给他们规划了一小块寺庙的用地,村民把原来村庄的尊神像全部搬了过来,并添置了新的神像,宗教祭祀活动得以恢复。隆德县是宁夏的文化大县,民俗文化非常繁荣, 高台马社火还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无论是传统节日中还是贯穿日常生活的宗教仪式、文化活动依旧得以延续。但年轻村民外出务工, 也使乡村文明发生了“断裂”的现象。


四、结语

Y村的媒介使用处处体现出“无土之村”的特征。对于电视,重其物质属性、轻节目内容的偏向折射出移民普遍存在的“身份焦虑”:他们需要通过电视来营造家的感觉,已形成对迁入地的认同感;但失去土地所带的生存焦虑却使他们很少愿意坐在电视机前收看节目,电视媒介对于家庭成员的凝聚功能正在减弱。另外,面对面的人际沟通以及网络人际传播在经济信息沟通、社会关系建构、文化重塑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此整合了不同场域的村民,使之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利益和价值认同的共同体。Y村的传播活动及社会关系依然体现出 “城市里的乡民” 的心理特点。


本文选自:顾广欣,《宁夏移民村的媒体使用与关系重构调查》,载于《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总第17辑)》,主编单波,执行主编王松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12月,北京,第173-185页。

发布者:肖劲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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