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员：李龙腾、肖劲草）4月11日，“历史大场景下的疫情传播：问题与方法”云端对话在武汉大学召开。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暨南大学、武汉大学等国内高校的研究者们在虚拟会议室“共聚一堂”，学者们从新闻史、群体传播、移动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病毒传播学、文化研究、政治沟通、健康传播等多个角度进行了长达四个半小时的交流。据悉，这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我国新闻传播学界举办的首次聚焦疫情传播的研讨活动，由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和新闻与传播学院主办。

图1：论坛嘉宾
第一排：王润泽、隋岩、孙玮、程曼丽、刘海龙（从左到右）
第二排：刘涛、强月新、吴世文、单波、肖珺（从左到右）

       单波教授在欢迎辞中阐释了会议主题，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正在改变历史，它使我们重新面对人与病毒的关系史，把我们带入生命进化史的场景中，在人与病毒共同进化的历史过程中理解“人与万物共生”的意义；同时，病毒的媒介化是文明发展的产物，在文明发展史的场景中，病毒深深介入文明间的交流过程，制造了不平衡的权力关系；病毒与生命体相互作用的历史告诉人们，与其把自己看作是离散的、本质上是人类的人，还不如把自己理解为通过与其他物种的相互作用而成为的人，因此，在人类交往史的场景中，人类应该把自己纳入自然、生物、物的关系中考量，把自己还原为栖居于“病毒星球”的人，从而真正理解“万物皆媒”所构成的社会交往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王润泽教授分析了晚清的鼠疫与《申报》叙事，她从新闻史的角度深入解析《申报》对1911年上海鼠疫的报道，指出当时的疫情报道从事实报道、知识普及、制度构建、观念更新等层面展开，发现大众媒体的介入对当时社会的整体认知形成了重要影响，并与公共卫生近代化产生紧密关联。王润泽指出，从新闻传播学角度切入医疗社会史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公共卫生现代转型的理解。
       中国传媒大学隋岩教授讨论了疫情中的媒介依赖与多元化主体传播，他从群体传播的学术视角指出，在疫情中，人们依赖于各种各样的媒体来获取信息、表达情绪与观点，以互联网为平台的传播在使传播主体多元化、主体叙事多元化的同时，又使人陷入到“信息的海洋”与不确定的世界，反而使传播主体面临着无效传播的困境。隋岩指出，如何面对深度媒介化社会的传播主体多元化，是这个时代的重要命题。
       复旦大学孙玮教授以“人作为媒介”的视角切入，讨论了网络社会背景下疫情传播的“流动与区隔”，她从“定居”和“游牧”这两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出发，引申出疫情传播过程中“流动”与“区隔”这两个概念。她认为，在病毒传播、物理隔离、观念分享、舆论节奏、封城与解禁等社会现象与话题中，都体现着流动与区隔的冲突与并存，而重新思考流动、区隔的涵义与价值，也为我们传播创造新型生存方式提供了契机。
       北京大学程曼丽教授讨论了疫情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确立与传播，她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直面全球化困境的现实针对性，对破除意识形态偏见、求同存异和共同发展提供了科学方法论支撑，中国积极与国际分享信息、联手抗疫都体现了这一理念。程曼丽指出，我们要防止落入“舆论陷阱”，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建设亟待由战术层面上升到战略层面，并实现话语和行动的密切配合。
       中国人民大学刘海龙教授分享了关于“病毒的传播学”的最新思考。他认为，新冠病毒为人类文明投下了阴影，如例外状态对民主、自由、保护隐私等价值观的威胁，病毒隐喻引发对中国的“他者化”以及“新东方主义”等，而从病毒的角度看待传播学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我们应该恢复传播研究的物质性传统。刘海龙从“新传播研究”的视野提供了两种观察疫情传播的视角，一是“以人为媒介”，二是“以病毒为媒介”，研究者可以通过视角的不断切换拓展我们对“媒介”的理解。
       暨南大学刘涛教授从不确定时代的“新生活政治”中阐释文化研究的风险转向，他指出，文化研究中文化主义、结构主义、霸权主义、接合主义四种范式在疫情传播中都面临挑战，我们离开风险逻辑就无法判断当前的诸多新议题。风险文化与不确定性的生产成为文化研究的底层逻辑，而在不确定时代出现的“新生活政治”已越出了传统的“政治逻辑”，重思公私边界，重思生命、身体、共情意义上的协商可能，思考如何与不确定相处等问题将启发文化研究的下一步发展。
       武汉大学强月新教授在分析了疫情中“@武汉发布”的辟谣文本后认为，政务微博传播在政治沟通层面仍有欠缺，具体表现为辟谣时间存在不及时与偏差、要素核查上缺乏关键信息、方式上重在“批”而不在“辟”等，这在一定程度上虚弱了辟谣的传播和影响力。强月新强调改进政务沟通至关重要，例如在辟谣主体上，除了官方权威加持和公信力背书外，可以引入专业人士进行辟谣和科普，从而提高政治沟通的专业性、时效性和有效性。
       武汉大学吴世文副教授关注到疫情中的伪健康信息问题，并且对纠正这些信息的可能路径进行了讨论。他认为，与疫情相伴的鱼龙混杂的大量伪健康信息会对公众健康产生危害，因而纠正性信息的供给与传播就极为重要。吴世文指出，国家层面在通过法律手段、特别工作组、专家模式、技术平台响应、事实核查、公众参与等方式进行健康辟谣的同时，个体积极负责履行好纠正责任，也为健康辟谣提供了广阔前景。
       武汉大学肖珺副教授总结指出，武汉刚刚经历的“封城”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一个千万级别大城市采取的最严厉防疫措施，而现在，疫情已成为全人类面对的共同挑战。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场残酷而艰难的持久战中，媒介化社会中的传播将成为人类构建社会行动、心理认知和价值观的基础层。从某种角度说，正在发生的人类灾难也在推动“我与你”“我就是你”的主体间性公共空间的形成，或许，人类通过病毒的生命叙事和传播，将建构一种新型的全球社会。
       “2020中国传播创新论坛·云端对话” 第1场讨论会吸引来自全国各大高校、科研机构和新闻媒体近300位听众参与活动。很多参会者认为，武汉在4月8日“解封”后举办这次云端对话为学者们提供了一种学术释放的空间，可能成为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史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学者们从人文社会科学角度进行的反思和学理讨论将为后续的研究和实践提供极为重要的理论参照。

图2：会议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