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阐释了中文的“共享”和“分享”概念，并与西方的“sharing”概念作出比较，结合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历史语境和社会文化背景，从概念史、媒介史、社会史等多个维度审视这组关键词的产生和变迁，在概念的文化旅行中见微知著，剖析了其背后所反映的“全球本土化”时代中国的“双重自我”观念和网络社会中各主体间的关系结构。本书为理解中西互联网尝试提供一个新的启发式路径，同时也指向了互联网时代传播学研究中结合具体文化语境进行“去西方化”研究的重要性。

犹太学者尼科拉斯·约翰（Nicholas A. John）把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命名为“The Age of Sharing”（共享/分享的时代），其理由是，“sharing”代表了当前这个被数字媒体所充分渗透的资本主义社会与经济中的前沿，尤其是它与社交媒体连接之后，成为风靡全球化时代的新修辞术。它携带着温暖的情感、积极的意义、参与的快感，把人们圈进属于它的时代；与此同时，资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绑定它，创造“分享得越多，平台的赢利则越多”的商机。即便人们发现“sharing”成了需要付费的、被污染的“假共享”，网络空间的资源和文化从开放、免费的公共生活转变成了需要购买的商品，也可以视而不见，尤其是那些进入线上“舒适区域”，迷恋线上世界的许诺、期待与无忧无虑的自由幻境的人。

以鲍曼（Zygmunt Bauman）的视角来看，“sharing”的流行形成线上世界与线下世界的分离，这种分离导致“我”的一种奇特状态：“我”属于线下世界，而线上世界属于“我”，被线下世界制约的“我”进入线上世界，可以成为规训分享的控制者、情境管理者，也可以挥舞“禁言”“踢人”的武器赶走“他者”；“我”表面上通过分享与他人在一起，实际上是寻找能够迎合我的意志的“同者”。这也许是时代自恋的表征。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的“sharing”的时代很可能就是“我”的时代，一个分享很多而知之甚少的“我”对应一个不确定性的时代。

2019年深秋，赵珞琳博士曾带着犹太人约翰的英文著作（The Age of Sharing）走进“随波逐流”读书会，顺着作者的目光，通过理解人们对“sharing”的理解，来尝试理解当前这个“时代”；也通过追问“英文中的sharing，如何对应中文中的‘共享/分享’”，延伸到中国语境中“分享”与“共享”的历史变化过程，观察“sharing”在中国的概念旅行，审视中国人网络社交的自我，以及中国网络社会各主体间的关系结构。我了解到约翰的观点直接启发她思考中国互联网中的“共享/分享”，成就了以这一主题为中心的博士论文，同时建议她转向跨文化视角，透视“共享/分享”的文化旅行及其意义生成。她愉快地接受了这一建议，成功地为这本书提炼出中西互联网文化的“跨文化”（transculturation）研究路径。

在这一研究完成几个月之后，一场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袭来。病毒的传染性与变异性构成了多种生物组合形式，反映出人与人、人与万物关系的不确定性，唯一确定的是我们在疫情期间的全部生活只能是“在家中在世”。最具反讽意味的是，社交平台把“sharing”发挥到极致，让人们网上办公、线上教与学、云上玩乐，分享“一起在家”的意义，共享“一个世界”的理念。当我们习惯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实际上习惯了被网络所区隔，成了“在家里的陌生人”；我们也因为被区隔所困而难以理解这个世界，失去“在世界中在家”的可能性。

2020年4月18日，由美国著名歌手Lady Gaga策划发起的名为“One World: Together At Home”（一个世界，一起在家）的大型线上特别慈善音乐会吸引了全球超过2.7亿观众，为抗击疫情筹集了1.27亿美元，参与度与募集资金皆创世界新纪录，Facebook、Instagram和Twitter当天关于音乐会的互动数达到490万次，是当月“最具社交性”的电视节目。这场云端的盛会用网络和音乐，似乎再次将全世界通过屏幕连接在一起。吊诡的是，人们一方面视他者为病毒、拒绝一切可能的现实接触，封闭航空、铁路、公路、海运等人类普遍交往的物质性基础，另一方面却可以在虚拟空间把自身还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了自我，也为了他人，“一起在家”、一起分享。实际上，这可能是一种表面的、技术性的分享，它将人与人之间自然连接的状态都暂时搁置了，人们不是“投身”于这个世界，而是以在线化身（avatar）的形式隔着屏幕交流，而“在线”并不保证“在场”和参与，也不保证我所分享的会被他人聆听，“一起分享”的结果可能只是在网络空间中制造出更多没有归处的游离情绪。在技术性分享的区隔下，“一个世界”分解为现实世界和网络世界，“一起在家”分解为没有在家感的“在世界中存在”和没有在世感的“共享网络之家”。面对“无家可归”的荒谬处境，我们在隔离状态中想象“一个世界”，我们或将无法相互理解，并将远离对话关系，这样一来，“sharing”本身也失去了意义。

这使得我们有必要回到“sharing”和 “共享/分享”之中，来理解我们自身的网络交往处境。

受到萨义德“理论旅行”概念的启发，赵博士提出“文化旅行”，试图以旅行的视角去观察“共享/分享”作为文化观念的流动和变化过程，考察“共享/分享”如何跨越时空，被不同的社会行动者谈论和实践。这里包括中西文化互动带来的“sharing”意义再生产，例如从近代到当代，“分享”的含义由零和的、机械意义上的“分割”变化为人际、情感意义上的“交流”，基督教报刊的传播和西方心理学的引介在其中起到了作用，使“分享”成为一种双向的、能够被聆听的表达。同时，在全球本土化语境下，中国社交媒体的“Copy to China”（“复制到中国”）运动以“被本土化”的方式进行“sharing”意义的再生产，使中国社交媒体尽管“复制”了国外对应产品的相似模样和分享功能，却“再生产”了不同的用户分享生态和网络共享空间。值得注意的是，在中西文化互动和全球本土化背后，网络技术也以自身的方式引导了“sharing”的意义生产，主要包括内容的复制传播、内容的生产、人际交往互动。技术机制的作用既开放了“sharing”的意义空间，也规训了“sharing”的逻辑，造成其意义的迷失乃至实践的困境：当社交媒体纷纷用“分享”来定义自身、吸引用户时，“分享”究竟是什么反而变得模糊，也不再重要（共享/分享甚至演变为一切皆可共享，共享因为极致的泛化而从内部消解了其意义）；虽然社交媒体打造了“分享即参与”的技术机制，但是在网络上进行“分享”的人如果不能同时处于聆听状态，那也很难参与其中，很难共同建构分享的合法性边界，当然也很难超越网络分享的有界性和“共享网络之家”的无界想象之间的冲突。书中借由社交媒体的话语分析和网络字幕组的个案经验，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讨论和想象。这些矛盾与张力也让我们看到，“分享即参与”的内在矛盾、共享的困境与个人主义的迷思事实上也显示了中国网络社会的更多可能性：来自个体的自发分享，尽管出自个人层面的动机，却可能经由开放的网络空间汇聚在一起，从而创造公共价值，乃至达成共享结果。正如我们所见，暴雨中的“救援互助文档”等网络空间中星星点点的分享可能获得聆听、牵动共情，将线上的信息流与线下的情绪和身体相连，这些或许是对“sharing”意义的不断拉扯和填充，也是对“在线”和“在场”、“分享”和“参与”的连接尝试。

“sharing”在中国的文化旅行及其意义生成还在不断地进行之中，如何超越技术的逻辑，克服没有在世感的“共享网络之家”，同时顺着技术的解放力量通向“在世界中在家”？这是我从这本书中体会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不确定性的时代，或许我们更需要破除技术的区隔与规训，建构基于自我反思的、基于聆听和参与的分享观念。因此，除了从他者出发，更重要的是从自我的反思性出发，尝试去理解他者、呈现分享的自我，在分享中保持聆听、互动和理解，来对峙这个时代的不确定性。

这样一来，我们不再用狄更斯的“最好的时代”与“最坏的时代”来想象“共享/分享的时代”，而是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面对分享的自我去反思：我应该如何与他人共生于这个时代？

是为序。

                                                          单 波                   

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