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采用扎根理论，分析ChatGPT使用者采纳新技术的社会动因和文化动因。通过考察，本文归纳出电子革命的神话、知识阶层的身份建构和认同、对技术偏向的遏制3个核心解释范畴，用来阐释新技术的采纳过程。研究认为，对于新技术的革新、冲击和缺陷，采纳者采用了推崇、接受和包容的态度，这是电子革命的神话。同时，新技术采纳既是知识阶层构建身份认同的原材料，也是认同表达的符号和象征，知识阶层肩负着遏制技术偏向的使命，通过对技术祛魅，凸显技术的工具性和人的主体性。

关键词

新技术采纳；电子革命；身份认同；技术偏向

一、问题提出

詹姆斯·凯瑞将技术带来的一切美好的图景比喻为“电子革命的神话”（詹姆斯·凯瑞，2019），从工业革命开始，技术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人类描绘出乌托邦的图景。进入20世纪以后，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摩尔定律揭示了技术进步的速度，又在技术迅猛发展的攻势下逐渐失效。新技术不断出现，在互联网资本和现实语境下，对技术的推崇宛如新时代的“技术迷信”（刘国强、颜廷旺，2022）。在采纳新技术的过程中，早期采用者往往比后期采用者接受过更多的正规教育，有更高的文化修养（E.M.罗杰斯，2016），他们属于创新先驱者，也被归于知识阶层，知识阶层的身份认同受到新技术的影响，也影响着新技术采纳，这成为新受众研究中技术转向的一个研究领域（金玉萍，2011）。以往关于新技术采纳的研究，多使用量化的方法，考察影响采纳与使用的因素，采纳过程很少被关注，这导致技术研究缺乏文化和社会的视角。基于以上的观察，本文选择ChatGPT这一新技术的使用者作为考察对象，通过深度访谈和扎根理论，对其新技术采纳行为展开调研，探究新技术如何被采纳。

ChatGPT（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是2022年11月30日由美国OpenAI公司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本质上，ChatGPT是一个基于生成式预训练语言模型GPT（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进一步开发的对话式生成模型（陆伟等，2023）。对话式模型使得 ChatGPT可以回答后续问题、承认错误、挑战不正确的前提并拒绝不适当的请求（ChatGPT，2023）。已有研究表明，ChatGPT使用了超大规模的预训练语料并拥有超千亿规模的模型参数，同时引入了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使用高质量和多样化的数据。与其他人工智能模型不同的是ChatGPT的对话生成实现了从命令驱动到意图驱动的转型（陆伟等，2023）。一经推出，ChatGPT立即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巨大反响，上线5天用户破100万（Jackson，2023），发布两个月后，活跃用户超过1亿（Harrison，2023）。作为一项新技术，ChatGPT被采纳的速度惊人，本研究通过参与式体验把握新技术的内涵，在半结构式访谈的基础上采用扎根理论编码分析，试图回答新技术是如何被采纳、在这种采纳背后存在何种社会文化动因、置身技术浪潮中的知识阶层有何作为等问题。

二、文献回顾

（一）信息技术采纳相关研究

“采纳”是创新扩散研究的重点，早期一直被二分为采纳和拒绝采纳，或者视为线性的连续体，被分为创新先驱者、早期采用者、早期大多数、后期大多数和落后者。随着研究的深入，这种划分的方法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连Rogers本人也指出这种“过度重视创新的偏见”忽略了创新的拒绝、中断或者再创造（罗杰斯，2016）。后来的研究将创新的采纳分为持续采用者、中断采用者、潜在采用者和持续不采用者（Zhu & He，2002），或者现采纳者、前采纳者和非采纳者（张明新、叶银娇，2014），这种分类考察了采用和拒绝之间的动态流动。“使用”是使用与满足理论研究的重点，是大众传播研究的长期传统。采纳是使用的开始，使用是采纳的后续。作为一个多层面的概念，使用行为可以通过多种具体的使用实践来描述和研究。

作为一切行动的开始，对采纳的研究就变得至关重要。采纳是众多行为意向的一种，行为意向则是理性行为理论（TRA）和计划行为理论（TPB）的核心概念，它们都适用于信息技术采纳情境，能够很好地解释和预测采纳行为与意向（金兼斌、廖望，2011）。理性行为理论指出态度和行为规范影响采纳，计划行为理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入了感知行为控制。Davis在以上两个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技术接受模型（TAM）被认为是从行为建模角度，以实证方式研究信息技术采纳的兴起标志（叶凤云，2013），这个模型经过不断的修正与发展，被广泛地应用于各个领域的技术采纳研究，其核心变量是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Davis，1989）。Rogers在社会学领域提出的创新扩散理论（IDT）是从其他学科角度理解技术采纳的典型理论，也是支撑相关实证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叶凤云，2013）。创新扩散理论中对新技术的主观感知和使用与满足理论中的社会心理需求共同解释了信息技术采纳与使用的主观影响因素（周裕琼，2018）。

在信息技术采纳研究领域，实证研究应用广泛，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技术似乎天然与实证勾连。以往的实证研究多揭示了技术因何被采纳，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研究层次。第一，探究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经济水平等人口变量对技术采纳的影响（祝建华、何舟，2002；周裕琼，2004）；第二，探究技术本身的特性，诸如技术的有用性、技术的特征等因素对采纳的影响（Davis al.，1989；殷国鹏等，2012；邵一明等，2017）；第三，探究个人感知和心理等主观因素对技术采纳的影响（李武等，2018；马志浩、葛进平，2018）。然而，不管是探究主观影响因素还是客观影响因素，本质上都属于功能研究和效果研究范畴，是实证研究的领域。

早期关于信息技术采纳行为的实证研究都是使用问卷的形式获得数据（叶凤云，2013），直到近年，深度访谈、民族志、扎根理论等质性研究方法才逐渐进入技术采纳的相关研究。问卷调查等实证研究模式在揭示因果关系和功能分析时确有奇效，但是在考察个体采纳过程以及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时则显得手足无措。然而，对于意义的阐释和分析显然是必要的，马克斯·韦伯指出，人类是一种悬挂在由他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为了沿着丝线到达网络中心，局外人必须找出将网络联结在一起的共同阐释”（埃姆·格里芬，2016：246），这也是量化研究所无法到达的领域。近年来对技术采纳研究开始通过深度访谈（张淑玲，2018）、生命史研究法（付晓燕，2013）来关注采纳的过程，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始终未能跳出将传播视为阐释规律的行为科学思路，通过访谈寻找在中国本土化情境下技术被采纳和接受的影响因素就显得尤为必要。

（二）新受众研究下的身份认同与技术采纳

所谓新受众研究是相对于传统的受众研究而言的，传统的受众研究注重效果研究，将受众视为被动接受者，新受众研究则重视受众的主观能动性，强调受众自身对意义的建构，对媒体编码内容的个性化解码。新受众研究起源于英国，受到英国文化研究的影响，斯图亚特·霍尔的《电视话语的制码和解码》标志着文化与传媒研究从消极转向积极，他基于解码理论提出的“霍尔模式”解决了一个重大问题：意义不是传送者“传递”的，而是接受者“生产”的（陆扬、王毅，2001）。英国学者大卫·莫利的《“举国上下”的观众》和华裔学者洪美恩的《豪门恩怨》都是沿着“霍尔模式”进行民族志研究的典范，这些研究都被认为是新受众研究（纽博尔德，2004）。具体而言，新受众研究的“新”体现在关注受众和信息的接受过程，方法上更依赖民族志，专注于描述受众置身的日常生活及文化情境如何影响特殊个体的媒体讯息接受行为（曹书乐、何威，2013）。身份认同与新技术采纳紧密相连，成为新受众研究中技术转向的研究领域（金玉萍，2011）。身份（identity）是变化的和建构的，这种建构主义的观点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石义彬、吴世文，2011）。在动态的社会建构过程中，身份不断被生产、建构和再建构。语言和话语分析是身份建构研究的一大路径，通过对具体语境、具体事件的描述和解释，人们建构、维系、增强或者保护自己的身份意识（项蕴华，2009），这凸显了质性研究方法对身份研究的重要意义，通过对个体话语的分析和阐释，理解其身份建构的意义。

创新扩散理论指出创新先驱者一般比后期采用者的社会地位要高，这里的社会地位就包括所处社会阶层的自我定位等。虽然创新和社会地位之间的因果关系存在争论，但是无疑创新和社会地位成正比关系（周葆华，2012；罗杰斯，2016）。可以这么理解，创新先驱者在采纳新技术的过程中建构着先驱者和知识阶层的身份，对这种身份的认同反过来强化了对新技术的采纳。一方面，在以信息技术进步为表征的后现代社会，信息技术的产物——大众媒介成为身份建构的重要资源（石义彬、吴世文，2011），为身份构建提供了基本框架（姚劲松，2013），通过“再现”的方式构成和影响了群体的社会身份，这种再现也影响了其他群体对另一群体的态度和看法（李艳红，2006）。同时，个体通过使用新技术和新媒介实现了身份认同，肖恩·摩尔斯（Moores）的《卫星电视与日常生活》研究了卫星电视作为一种新的媒介技术如何与使用者的认同感之间勾连，通过观看卫星电视，年轻人表明自己的身份，实现了自己“欧洲人”的认同（Moores，1996）。另一方面，身份的建构和认同也影响着个体对媒体和技术的使用，人们总是基于一种期望而决定选择何种技术，但是这种选择不完全是个人意愿的结果，往往受制于各种因素（金玉萍，2012b），其中社会分层结构和身处这种结构中个体的认知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比如新电视技术的采纳和使用受到族群文化规范和认同的显著影响（金玉萍，2012a）；底层群体抵制智能手机也和其主客观层面高度认同“弱者”身份密切相关（刘国强、颜廷旺，2022）。

除此之外，身份认同与群体也密切相关，社会中的个体行动者在群体中完成了社会身份的建构，通过群体成员之间的归附来获得身份认同（Hecht，1993）。群体可以被概念化为个体的合集（Tajfel & Turner，1986），通过外部的称号和内部群体识别来定义，外部称号是社会身份，比如银行职员、医院病人等，内部群体识别则由三部分组成：对成员意识的认知、对成员意识价值内涵的评价以及对意识和评价的情感投入（Tajfel，1982）。个体只有将自己视为某一社会群体的成员，在主观上认为自己包含了这一社会规范可能涉及的各种属性（詹姆斯·库兰、米切尔·古尔维奇，2006），自己才能够作为该社会的一员行动。因此，在主观上将自己视为某一社会群体或者社会阶层的成员是构建个体身份认同的核心。

三、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文选择ChatGPT的使用者作为研究对象，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ChatGPT是新技术的典型代表，它不同于以往区块链、元宇宙等技术或者概念，ChatGPT通过对话式的检索与反馈实现了人与人工智能的双向互动，能够被大部分人群切实感知并用于生产生活，一经推出就引发社会各方的密切关注。其次，ChatGPT在国内的使用者以年轻的知识群体为主，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个性及价值观、沟通行为及方式带有明显的阶层印记。因此，本文认为，ChatGPT的使用者符合新技术采纳者的形象，能够作为研究新技术采纳的样本。根据扎根理论的抽样性要求，本文在选择研究对象时，首先考虑能够为研究问题提供最大涵盖度的研究对象进行访谈（孙晓娥，2011）；在访谈和编码的过程中，不断补充关系性抽样和差异性抽样以完善理论概念和范畴；最后通过焦点小组访谈确认理论饱和。最终选取的13位ChatGPT使用者见表1。

（二）研究方法

在质化研究领域，格拉斯和斯特劳斯提出的“扎根理论”是常用的研究方法，其主要宗旨是在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建立理论（陈向明，1999）。扎根理论在发展中形成了三大流派：格拉斯和斯特劳特提出的原始版本、斯特劳斯和科宾的程序化版本、查美斯的建构型扎根理论。不论何种版本，核心都是需要将现实存在但是尚未被关注的社会过程抽象概念化（费小冬，2008）。扎根理论建立理论的方法主要是理论性抽样后的访谈和编码，通过深度访谈获得研究文本数据，对文本数据逐级编码，直到理论饱和。常见的编码方法是三级编码，分别为开放编码（open coding）、主轴编码（axial coding）和选择编码（selective coding），国内不同学者对编码的中文命名存在分歧，有学者称之为一级编码（开放式登录）、二级编码（关联式登录）和三级编码（核心式登录）（陈向明，1999），还有学者称之为开放式登录、主轴式（关联式）登录与选择式登录（文军、蒋逸民，2010），但是基本的方法和理念是一致的。开放编码需要研究者保持开放的心态，收集分散的资料，形成新的概念，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对原始资料逐句编码，尽量使用受访者的原话以悬置个人偏见。主轴编码则需要建立概念之间的联系，通过聚类分析，形成概括性和综合性的范畴。选择编码则是寻找能够统领各个范畴的核心范畴，围绕核心范畴建立联系，形成理论框架。

在具体操作上，本文首先通过自身使用ChatGPT对其形成一定的了解和认识，继而采用半结构式访谈的形式，对9名ChatGPT使用者进行一对一的深度访谈，对4名ChatGPT使用者展开焦点小组访谈。编码与访谈同步进行，通过对访谈的结果不断比较分析，灵活加入新的问题，直至实现理论饱和。

四、编码分析

扎根理论从数据中形成理论，从研究参与者中产生研究问题（费小冬，2008），因此对文本数据的分析至关重要。本文采用了开放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编码的三级编码模式，处理访谈获得的文本数据。

开放编码是扎根理论研究的一级编码，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是受访者回答问题的原始文本，将录音转成文字并校对后使用，其次是在访谈过程中形成的笔记和备忘录，这类文本数据主要用于辅助分析。在编码开始前，本文先对原始文本进行审阅，剔除掉与本研究无关的内容。在编码过程中，本文尽量使用受访者的原话进行编码，以剥离研究者主观因素的影响，根据抽象程度不同，开放性编码分为标签化和概念化两个阶段，在全部资料分析完成以后，对出现的相同相似概念进行合并、整理，最终获得18个概念化编码。

主轴编码是扎根理论研究的二级编码，主要任务是发现和建立概念之间的联系，通过对开放编码的聚类分析，发现概念间的逻辑关系，形成更具概括性的范畴。本文根据18个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和逻辑次序，归纳出8个范畴，分别是：技术革新、技术冲击、技术缺陷、内在驱动、社会影响、阶层身份、技术的工具性和人的主体性。

选择编码是扎根理论研究的三级编码，在这个阶段，对已经发现的范畴进行系统分析后，选择核心范畴来统领其他范畴，像渔网的拉线把其他范畴串成整体拉起来。本文经进一步分析以后形成电子革命的神话、知识阶层的身份建构与认同和对技术偏向的遏制三个核心范畴。三级编码的体系参见表2。

在三级编码完成后，本文以“故事线”的形式描述ChatGPT使用者对新技术采纳的过程，解析概念、范畴之间的脉络联系，形成了新技术采纳过程的理论框架，参见图1。通过深入分析挖掘3个核心范畴之间的关系，本文将ChatGPT使用者采纳新技术的过程分为两部分来论述。首先，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带来的电子革命的神话，满足了使用者对于技术的美好想象。具体而言，新技术带来了生产力的革新，给使用者带来了切实的满足感，受到使用者大力推崇；对于新技术给社会带来的冲击，使用者认为这是新技术被采纳过程中社会必然面临的阵痛，是可以而且必须接受的；对于新技术存在的缺陷，使用者认为这只是暂时的，随着技术进步这些缺陷最终会在未来被克服。其次，新技术采纳者将自己归属为知识阶层，身份建构和认同过程也是新技术采纳的过程。一方面，知识阶层的内在驱动、周围影响、受教育程度等阶层身份因素推动了新技术采纳者的身份建构；另一方面，这种对知识阶层身份的认同反过来强化了对新技术的采纳。值得注意的是，知识阶层在采纳新技术以后，负载了遏制技术偏向的使命，通过技术祛魅，凸显技术的工具性和人的主体性。这种倾向也正是詹姆斯·凯瑞所言的面对电子革命的神话之时，知识分子应该肩负的职责。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扎根理论建构了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新技术的采纳过程，一方面，考察新技术本身特性如何影响用户采纳，在采纳的过程中，用户对新技术的不同特性存在不同的态度，表现为对新技术革新的大力推崇，对新技术冲击的客观接受和对新技术缺陷的包容理解，以上三种态度共同推动并建构了对电子革命的神话想象；另一方面，将身份认同和新技术采纳结合，扩展了新受众研究的方向，具体而言，新技术建构了知识阶层的认同，认同强化了新技术采纳，人的主体性在新技术采纳过程中得到凸显，知识阶层被赋予遏制技术偏向的使命。

（一）电子革命神话下的技术认知

1.电子乌托邦：新技术革新被推崇

纵观人类发展史，每一次技术的进步都伴随着对美好未来的期望，电子乌托邦的构想被一次次提出。这种构想对技术的发展寄予了无条件的乐观主义期盼，认为其必将把人类带入高度自由、民主与平等，并最终形成一个以电子技术为基础的理想国（彭鹏，2003）。这种乐观和推崇是新技术使用者的普遍态度，它可能受到技术满足需求和功能强大这两个特性的影响。首先，技术进步提高了生产力，满足了使用者的实际需求。从根本上讲，需求是用户采纳一种传播新技术的内在驱动力（张明新、叶银娇，2014）。在访谈中，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认为ChatGPT至少满足了他们某一方面的需求，这些需求包括学习的需求（如A01说“遇到一些新技术知识点，我就会先问ChatGPT一遍”）、工作的需求（如A02说“工作涉及外贸产品的认证，用ChatGPT询问定义和范围”）、专业的需求（如A04说“帮我写了一些代码”）、娱乐的需求（如A10说“有时候单纯为了玩，问一些离谱的问题”）等。其次，ChatGPT提供的服务带有革新性，使用者以较少的精力得到了较高质量的需求满足，这归功于ChatGPT的超大规模语料模型和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受访者的使用反馈普遍是满意且乐观的：“人工智能可能比你自己还更了解自己”（A06），使用者认为这项新技术属于“大力出奇迹”（A03），“基本上已经超越了以前的所有技术”（A07）。也正是由于ChatGPT强大的功能，它甚至成为了同类型产品的替代者（如A02说“把它当成搜索引擎来用，某种程度上替代谷歌”，A04说“当一个强化版的百度”）。

电子乌托邦思想是建立在对新媒介的某些技术特性及其作用的认识之上的（彭鹏，2003）。新技术以强大功能满足了使用者的各种需求，使用者对新技术产生了电子乌托邦的美好期待，这是新技术带来的，也推动了对新技术的采纳。在电子革命神话的笼罩下，乌托邦不再是存在理想中的幻觉，技术的进步有可能把乌托邦变成现实，乌托邦不再是一地点，而是一时间，存在于未来发展之中，而不在未知的异国绝域（李仙飞，2008）。诚然，新技术带来了诸多革新与进步，但是它带来的冲击与弊端也不容忽视。不过，在新技术采纳者眼中，这些伴生的问题也都变得可以接受。

2.必经之路：新技术的冲击不可避免

新技术的采用会对社会产生冲击，这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工业革命时期, 蒸汽机驱动的机械化纺织导致大批手摇纺织机和针织机工人失业就是新技术冲击社会的典型（赵华，2014）。对于这种冲击，新技术的采纳者认为这是历史的必然，新技术改变了人们的工作程序和生活节奏, 最终会改变社会结构，社会结构的变革一定会经历阵痛，“这不是做技术的人应该考虑的，这是社会发展的代价”（A03）。此外，技术有自己的进化逻辑与进化方式，“个体怎么想影响不了技术的发展，这就好像是自然规律一样”（A01），技术的发明与采纳不是个体可以决定的，在大工业时代尤其如此，人顶多只能算是技术的操作者（胡翼青，2017）。在访谈中，多个受访者均提到工业革命时期纺织工人打砸蒸汽纺织机的案例，他们认为“ChatGPT的采纳过程可能会以相对温和的方式重复当年的过程”（A08），因为“技术的发展总是在推动社会向前，有些职业被取代是历史的必然”（A03）。

实际上，采纳者对于新技术冲击的包容在于尚未受到技术的冲击（如A01所说“我还有几年缓冲期，没有给我带来很大的焦虑，目前还在观察ChatGPT的发展”），或者能够免于技术的冲击（如A05所说“影响到的应该是机械性的工作，比如流水线，然后是没有创造力的工作”）。不过，即使没有受到直接冲击，ChatGPT使用者确实感受到了新技术可能带来的巨大变革，大部分受访者都认为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在面对这些变革的时候，他们采用了更为积极乐观的态度来面对，抓住技术带来的机遇，掌控技术成为他们的选择。

3.未来的历史：新技术的缺陷都是暂时的

新技术不可避免存在缺陷，但是在新技术的采纳者看来，不完美只是暂时的，未来是技术的美好明天。某种程度上，新技术采纳者们通过对未来的倡导力图抵制对应观点，用明天一定比今天更美好的想象为存在的弊端涂脂抹粉（詹姆斯·凯瑞，2019：156）。

作为一项新技术，ChatGPT的确存在诸多缺陷，最典型的弊端可能是内容的真实性存疑，其“黑盒式”的信息生成模式导致生成内容的过程和逻辑不可知，使得内容不可解释。“ChatGPT是训练出来的语言模型，依赖网上的数据回答问题，但是数据有真有假，所以返回的结果不是每句话都可信，有可能在一些不起眼的小地方，出现一些错误来误导用户”（A01），甚至“会构造一些看上去很有道理，但仔细一查发现是虚构的或者本身逻辑上有漏洞的回答”（A04）。除了使用者的切身体验外，业界和学界都有较多关于ChatGPT缺陷的讨论，集中在以下方面：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隐藏着用于实施主观认知对抗的可能性（许鑫、刘伟超，2023）；带来了各式的社会偏见和伦理问题；将用户困在了算法构建的“舒适圈”中，消解了他们的自主性与独立性意识（张爱军、贾璐，2023）；在数据挖掘、内容生成与生成内容使用上都存在版权风险（丛立先、李泳霖，2023）；使用AI生成内容的边界尚不明确（陆伟等，2023）；数据污染和隐私安全（王树义、张庆薇，2023）。

但是，即使存在诸多问题，新技术的采纳者并没有因此放弃使用ChatGPT，一部分原因在于“错误还在忍受的范围之内”（A11），另一部分原因在于相信未来的技术一定会完善，而现存的问题一定会被克服，如A03所说“比较看好未来的发展，而且马上就要发布ChatGPT4.0了，可能会带来更多的颠覆”（作者注：本文写作完成时，GPT-4已发布）。未来是技术乐观主义者常常使用的武器，在詹姆斯·凯瑞看来，未来作为一种观念，它拥有确切的历史，而且是一种强有力的政治和文化的武器（詹姆斯·凯瑞，2019：104）。未来可能以三种方式阐释现在：第一，作为一种激励，美好的未来马上就会到来；第二，将实现未来当做预言；第三，作为技术性驱邪的参与仪式，通过参与技术建构未来。显然，新技术的采纳者通过使用未来这个观念建构了“未来的海市蜃楼”，未来就在那里，汇聚在历史的最后阶段，是最终的“稳定地带”（詹姆斯·凯瑞，2019：175）。

（二）知识阶层的身份建构与认同

新技术采纳与身份建构和认同密切相关，知识阶层的身份认同和新技术采纳交织互动，形成了带有强烈社会文化色彩的新技术采纳过程。社会影响和内在驱动是阶层身份建构的一体两面，前者可以视为知识阶层身份被建构的过程，后者可以理解为建构后的身份认同行为。知识阶层的身份被建构以后，新技术的使用者将人视为主体，技术视为工具，知识阶层被赋予遏制技术偏向的使命。

1.由媒介和技术建构的身份认同

研究表明，新技术的采纳与使用对主观阶层地位的感知具有显著的独立影响，特别是文化阶层的认同，技术影响并建构着认同（周葆华，2012）。这种身份的建构与认同是一种主观阶层认同，它与客观阶层归属相对，是指“个人对自己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据位置的感知”（Jackman & Jackman，1973）。建构主义指出，阶层认同的形成受到知识分子定义和媒体建构的影响（刘欣，2002）。

首先，由媒介所传递的经验长久地影响自我认同（安东尼·吉登斯，1998：5）。新兴信息技术和媒介带来了丰富的信息资源，为身份建构提供了素材。在受访者中，所有的ChatGPT使用者都是通过社交媒体了解ChatGPT的基本情况（如A01所说“一些微信公众号转接的ChatGPT服务”，A02所说“在Twitter上面看到一些朋友在使用”，A04所说“经常在B站刷到一些例子”）。新技术采纳者通过社交媒体接触到新技术的资讯，知识得以共享和传播。其次，媒体通过“再现”的手段建构了拟态环境，个体通过大众媒介建构的议题及意义确定自我意识，建构自我身份。媒体将ChatGPT使用者建构为创新的先驱者和知识阶层，他们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良好的受教育程度、创新的思想意识，访谈对象A08认为“ChatGPT对以它为生产条件的一些人会有吸引力，而对于其他公众可能没有什么吸引力，比如快递员、搬运工”，甚至他认为“让大一大二学生正确使用ChatGPT都不现实，因为他们缺乏辨别能力和建设能力”，对他而言，“ChatGPT真正的使用者是大学生以上，具有初步科研能力或者文献检索能力的研究生、博士生，高级工程师或者工作多年的互联网从业者”。访谈对象A13也认为“使用ChatGPT一部分人是因为专业相关，一部分人是想赶着这个潮流或者体验一下新技术”。可见，在媒体的建构下，使用ChatGPT成为知识阶层的一种新风尚和潮流，媒介通过各种形式的“想象的共同体”制造身份认同，使人们在集体身份中扮演特定的角色（金玉萍，2011）。最后，媒体通过建构身份认同的参照系——“他者”来实现个体身份的建构。“他者”是“自我”的参照系和镜子，“我们”需要由“他者”标示、反映和确认（石义彬、吴世文，2011）。在这里，“他者”是用来对比的，在ChatGPT使用者眼中，未采纳这项新技术往往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缺乏使用新技术的能力，“ChatGPT的使用门槛蛮高的，这些人一般不会搞”（A01）；第二，缺乏使用新技术的意愿，“他们可能就是从内心是不接受的”（A05）；第三，不相信新技术的效果，比如访谈对象A03指出他身边一名文学专业的同学不使用的原因是“她觉得ChatGPT写诗很烂”。无论哪一种他者的建构都离不开媒体，或者是通过媒体报道，或者是通过媒体使用，新技术的采纳者在无形中将自己与他者区分开，建立了自我归属于知识阶层的身份认同。

2.知识阶层身份认同下的新技术采纳

“认同”既包含行动的一面，又包含文化和符号的一面，因而, 认同可以成为具有更高的概括性和更广的解释覆盖面的概念工具或分析框架（王宁，2001）。当我们引入消费社会学的视角来看新技术采纳和认同的关系，就会发现，新技术采纳既是构建认同的原材料，又是认同表达的符号和象征。原因在于，当今社会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各种技术层出不穷，新技术和旧技术交叉融合，人们选择这种技术而非其他技术，选择新技术而非旧技术，很大程度由认同决定。认同和新技术采纳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我就是我采纳的新技术和我采纳新技术的方式；另一方面，我采纳何种技术、如何采纳技术是由我是谁和我归属于何种阶层决定的。

首先，个体决定采纳新技术和采纳新技术的方式体现了个体对自己的看法和阶层定位，社会成员通过对生活方式的选择来表明阶层身份以及与其他阶层的距离，在阶层区分的同时也建构着阶层区分（刘欣，2003）。ChatGPT的使用者通过使用ChatGPT这项新技术表明了自己归属于知识阶层，和其他阶层划开了距离（如A01所说“校外的亲戚朋友他们基本上都没有使用过，甚至像父母那辈人都没听过ChatGPT”），通过强调使用新技术的门槛来维护归属于该阶层的共识（如A08所说“至少ChatGPT使用者的教育程度要达到一定的水平”，A12所说“光注册对大多数人来说就比较麻烦，第一步就劝退不少人”）。新技术的采纳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是人们认识社会分化以及社会群体差异的根据之一（金玉萍，2012b），使用新技术被认为可以提高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形象和社会地位（Tornatzky & Klein，1982），多名受访者在描述ChatGPT使用过程之时会有意识凸显自己的专业和身份，比如A03在采访时偏重从专业角度解读ChatGPT，如他所说“从专业的角度来分析ChatGPT的优势，它更偏向于通用人工智能”，A04提出在参加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时使用ChatGPT，同时强调自己“是学AI的，新技术刚出现就有了解”，A10指出自己使用ChatGPT是因为“目前做的项目需要使用ChatGPT，需要围绕它做一系列的课题和研究”。可见，新技术采纳者在描述自己采纳过程时会有意识地选择更专业、更能凸显个人阶层地位的话语。

其次，个体采纳新技术的决定和使用方式由个体对自己归属于某个阶层的认同决定。布尔迪厄阶层理论中“惯习”的概念，可以解释个体对所处阶层认同与个体实践行动的关系。简言之，惯习是某种社会规则和团体价值的内化，以潜意识的形式作用于个体身上，是具有文化特色的思维、认知与行动基模（刘欣，2003），是外在结构内化的结果。人们的生活实践，诸如对艺术品的鉴赏、对居住方式的选择都是惯习决定的，它在塑造阶层品味时十分重要。如果用此概念分析新技术采纳的过程，我们可以发现，采纳ChatGPT的用户认为使用ChatGPT表明了其作为知识阶层的身份，不断学习和接受创新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如A01所说“技术变革该来的都会来，我的想法是抓住这些稻草，利用好这些技术”，A05所说“我个人觉得这个技术出来了，不管怎么样要去学一下”，A10所说“我不接受新技术就跟不上发展了”，A12所说“非常喜欢新技术”）。已有研究也表明，新技术的采纳与更高的创新精神和更时尚的生活方式显著相关（Wei，2006），因此新技术的采纳也体现为“一种与消费、时尚和品味相连的文化资本”（周葆华，2010）。循着布尔迪厄的思路，新技术采纳和使用可以理解为在特定场域的文化实践行为，惯习决定了新技术使用的日常实践。对于ChatGPT使用者而言，知识阶层的身份决定了这项新技术的使用场景首先是用于解决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其次是用于解决工作上较为复杂的难题，再次是用于娱乐消遣，但是这种娱乐消遣也并非简单用来消磨时间，而是带有强烈的知识阶层品味，例如写诗、探讨哲学问题等。作为知识阶层的ChatGPT采纳者使用该项新技术的场景汇总见表3。

3.知识阶层的使命：遏制技术的偏向

“主体不是沉寂在自己构建的世界图式中的个体，而是处于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的行动者”（刘昆笛，2013），个体在建构自己的身份认同以后，进一步实现自我从主体到行动者的转变。就新技术采纳而言，知识阶层在建构身份认同以后，自然担负起了知识阶层遏制技术偏向的使命。哈罗德·因尼斯指出传播媒介的性质往往在文明中产生一种偏向，这种偏向或者有利于时间观念，或者有利于空间观念（哈罗德·因尼斯，2013：14-15），现代技术的发展使得倚重空间的媒介得到更多的发展，垄断和扩张成为传播的产物，倚重时间的媒介日渐式微，传播没有被看作一种维系、发展人类文化的人类互动装置，这是传播的偏向，也是技术的偏向。詹姆斯·凯瑞提出了知识分子应该对电子革命负有使命，首先是要对电子至上论去神秘化，“技术就是技术，它是跨越空间的传播和运输的手段，仅此而已”（詹姆斯·凯瑞，2019：127）；其次通过批判性的研究、通过政治、通过遏制技术社会的扩张倾向，通过在现代技术控制之外创造公众参与讨论的途径，来遏制技术的偏向。

作为知识阶层的新技术采纳者强调人的主体性和技术的工具性，对技术祛魅。在ChatGPT使用者看来，人和技术之间的关系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人工智能只是机器和工具，人最终是衡量机器的尺度（彭兰，2023）。一方面，“技术不是真正作为一个人去思考”（A04），人应该“把技术当做工具来使用，人要做机器的主宰者”（A08），就像写代码一样，“不论技术怎么样，要写代码，前端就需要一个人先去提出需求”（A02）；另一方面，技术能够取代的都没有真正涉及人的思考和情感，正如受访者A06所说“生成器没有任何情感，情感体验是人工智能无法取代的”，更为重要的是“不是说AI取代人，因为AI还是要被人使用，所以其实是人和AI加在一起才会取代人，也就是说取代不会AI的人”（A07）。

在对技术去神秘化之外，新技术采纳者们试图通过掌控技术，遏制技术的扩张来遏制技术的偏向。技术虽然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但真正对人类社会具有冲击力的并非技术本身，而是人们对既存现实进行反思后所做的选择（付晓燕，2013）。首先，“研发技术的初衷，至少一定要是正向的或者善良的”（A01），技术中立但是研发和采纳技术的人带有情感倾向，遏制技术的无限扩张首先要在技术中注入文化的力量。其次，技术是把双刃剑的观点已经得到广泛认可，“与其去抑制它，不如去引导它，技术是需要被引导的，需要让它向更好的方向发展”（A05），“人类社会也不可能永远停在这里，与其抗拒它，倒不如积极地拥抱它”（A03）。最后，与技术对话，与人对话，用交流共享经验，以学术领域为例，ChatGPT基于对话技术和关键问题发挥作用的机制恰恰是学术界最为擅长的领域，与人工智能的对话应该推动学术创新（朱春阳，2023）。

面对新技术的滚滚浪潮，身处其中的采纳者们被技术建构又建构着技术。技术采纳过程中，人的作用逐渐凸显，尤其是作为知识阶层的新技术采纳者，他们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建构自身意义的主观能动者。我们应该改变将技术视为“促进或阻碍社会行为的工具”的过度悲观或过度乐观的技术决定论观点，从“技术与社会互动”的视角将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视为一种共构和协作的关系（付晓燕，2013）。概言之，遏制技术的偏向需要破除知识阶层作为社会的中立观察者或者操纵社会权力的主导者的二元对立身份，让人与机器一起成为社会的参与者与建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