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近年来，我国数字出版业快速发展，生产模式从“相融”到“深融”，经营业务由内容提供向知识服务转型升级，跨领域融合构建丰富多元的“出版+”业态，并逐步畅通数字出版国内国际市场双循环。当前，数字出版业呈现“大而不强，全而不精”的市场格局，数字版权与价值认证体系亟待完善，同时面临技术交融、行业脆弱性上升等风险。基于此，本文提出了高质量发展语境下数字出版业的创新路径：完善数字出版业顶层设计，延展数字出版业发展空间，重塑数字出版业生态格局。

关键词

数字出版业；传媒产业；媒介融合；知识服务；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就高质量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新观点和新举措。《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也对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提出明确要求。所谓数字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是基于文化子系统、技术子系统与经济子系统三位一体，技术赋能与文化自信协同实现数字出版行业高质量、多层次、创新性、智能化发展。近年来，我国数字出版业虽快速发展，但在高质量发展语境下也面临诸多挑战，亟须创新产业发展路径。

一、高质量发展语境下数字出版业再审视

（一）“大而不强、全而不精”的市场格局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显示出强韧生命力与巨大前景，不断向更优质量、更高潜能、更大动力发展道路迈进。与此同时，随着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也焕发出蓬勃生机。数字出版业建设是落实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重要方向，也是出版业深度融合与时代革新的重点内容，更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我国文化影响力的重要阵地。多年来，数字出版行业顶层设计日渐完善，意识形态阵地作用日益凸显，行业融合向更深更广领域进发并取得长足发展，但我国数字出版行业仍呈现“大而不强，全而不精”的总体态势。

具体而言，我国数字出版行业规模巨大，位居世界前列。根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2021—2022年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2021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规模相对上年增加8.33%，产值达12 762.64亿，其中互联网广告、网络游戏、在线教育与数字音乐入榜前四。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分支，数字出版业发展态势稳中向好，展现出巨大市场潜能，传统书报刊数字化收入增幅持续上升，2021年互联网期刊、电子书、数字报纸的总收入为101.17亿元。与此同时，相对欧美等发达地区的数字化产业，我国数字出版业数字化水平仍处于初级阶段，数字化进程仍旧任重道远。在制度建设上，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仍存在缺口，数字出版业发展迅速促使大中小企业迅速入场，激烈的行业竞争也对行业环境带来挑战，亟须相关法律法规予以规范。在内容方面，随着出版融合发展不断深入，尽管数字出版行业涌现出沉浸式剧本、数字藏品、广播剧等文化新形态，不断拓展出版产业链条。但我国数字出版产业主要集中于线上教育、儿童读物以及游戏等领域，缺乏对于精品内容的重视与创新，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数字出版业的国际传播竞争力与影响力。由此可见，我国数字出版行业虽规模巨大、发展迅速，但存在诸多挑战。

（二）制度建设风险：数字版权亟待关注

高质量内容始终是数字出版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由于ChatGPT等智能内容生产工具的出现，内容的生成与传播也更为便利和高效，涌现出知识服务等商业模式。数字版权成为数字出版业的核心资产，但由于版权交易成本高、复制便捷、传播速度快等特性，使其保护和管理面临严峻挑战。目前，数字出版中涉及的侵权形式复杂多样，原因包括数字版权司法保障体系不够完善，而数字出版行为发生于互联网中，侵权行为的主体、目的和形式多样化导致对其罪责的认定难度提升。如何平衡创作者、平台、出版商等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在传播知识的同时保护数字版权不受侵犯，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此外，相关审查机制尚未完善，也为版权纠纷的出现留下隐忧。如出版单位及著作权人与平台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难以及时发现侵权行为，并且当前法律诉讼成本较高，需要投入大量时间、精力、财力来搜寻证明材料，维权成本往往高于侵权成本，使得相关主体遭遇维权和追责困难等问题。上述问题若未能及时妥善处理，容易造成数字出版业的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行为，挫伤创作者的创作积极性，不利于相关主体合法权利的维护。

同时，数字出版业的发展步调日益受到现有体制机制的束缚，一方面是在行业标准规范中存在标准缺失、过时或是标准间冲突、重复等问题，致使不同的出版单位在对接合作时存在诸多阻碍和矛盾。出版单位仅承担内容的复制及加工工作，作品形态常局限于电子书、有声书等缺乏原创性的领域，未能对作品进行深层次开发及创建大规模的知识服务型产品，对于数字出版产品的开发、变现及服务能力缺乏信心。另一方面是在与传统出版业的融合发展中，由于传统出版业受政策、体制、所有制影响导致其向数字出版的转型较为缓慢，其所掌握的数字版权也较少，仅能向下游运营主体提供少量的优质版权，缺乏制作电子书、有声书等产品的基础，不能与数字出版实现统筹发展。

（三）脆弱性风险：数字技术融合加快

“脆弱性”这一概念出现于伊曼努尔·康德的伦理学著作《纯粹理性批判》中，指人在面对外部威胁时损伤或毁灭的可能性，后广泛应用于计算机科学、信息管理等多个学科领域，代指事物发展过程中某因素带来的波动、不确定性与风险。塔勒布在其著作《反脆弱：从不确定性中获益》中提出“反脆弱”概念，强调事物面对外界波动时呈现的强弱程度。对于数字出版业而言，随着数字技术不断革新发展，逐步渗透到生产消费各环节及相关领域。流程再造、渠道整合、形式融通……新技术在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对既有的生产方式与结构进行解构与再建构。在这一环境背景下，数字出版业作为人类精神产品之一，不可避免陷入人机关系的再审视中，面临脆弱性风险。

一方面，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数字出版业由“人”单一主体逐步演化为“人—机”双主体。人工智能正全面介入选题、写稿、审稿等原本人工操作的各环节，并逐渐成为数字出版行业的重要劳动力。与此同时，出版行业从业人员也面临着专业能力薄弱化、“人工智能时代失写症”等风险。然而，技术促进了劳动解放与分工，却不是放弃劳动的开始。规制“人—机”关系，实现数字出版协同发展尤为迫切。另一方面，在实现更为精准高效内容生产的同时，存在内容生产权力让渡给技术的风险。数字出版业生产智能化、数字化，使数据成为重要生产要素，对技术依赖程度上升，长此以往，机器便会产生自主决策、自主创造能力的可能。智能技术之于数字出版行业的广泛应用，虽能促进效率提升，但基于算法歧视、算法偏见与算法鸿沟等现象的不可避免性，操作不当易造成内容价值的畸变与扭曲，造成数字出版行业生态失衡，为社会发展带来多重脆弱性。

二、高质量发展语境下数字出版业演进方向

（一）相融到深融：生产模式融合转变

自20世纪90年代起，电子信息技术逐步嵌入传统出版行业，技术作为融合的核心要素，始终发挥着重要推动作用。时至今日，数字出版也已成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文化数字化、文化强国战略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印刷技术革新到出版行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向，数字技术蓬勃发展创新迭代，与出版行业的勾连也日渐紧密。早期简单相加的“相融”转为更深层、更贴合的“深融”，并强势介入出版业生产全流程，改变着行业生态。

一是生产环节数字化。大数据、云计算及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加入促进了数字出版生产转型与效率提升。相对传统融合模式，现阶段数字出版行业除在强化网络集成，积极利用VR、AR等技术丰富出版物体验维度与观感层次外，还大力着手推进数字化智能办公模式。在信息抓取、内容编辑、校对审核、出版印刷、销售营销等多个生产环节入手，基于广泛数据协助人工写作与操作，推动行业产业链整体效能提升。

二是商业模式多维化。信息技术对数字出版行业的嵌入不止于生产，也为商业运营带来更多可能。信息技术的运用，可打通传统出版行业的内容、渠道、信息与终端等环节，产业链内部效能与质量提升，模块化分工合作促动行业生产进一步完善，因势利导的资源配置促使各项资源有效利用与快速流动，形成更加灵活多变的内部商业运作模式。同时线下与线上营销有机结合，精准推送绑定用户终端。

（二）生产到服务：业界形态再定位

出版知识服务指围绕用户需求有针对性地提炼知识，通过提供产品与解决方案来满足需求的信息服务过程。知识服务是重建编辑核心价值和能力的工作要求，也是知识经济和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基点。数字出版业是数字经济的重要主体，《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提出，出版单位要借助新一代信息技术整合生产要素，推出新型服务模式与生产方式，大力提升出版行业数字化、数据化、智能化水平。数智时代，用户信息需求不断细化升级，虚实相构的生活空间急速拓展，智能技术的蓬勃发展深度影响并改变着数字出版行业的各个环节，也为数字出版行业的内容转向和知识服务升级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式与可能。借由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通过数据分析与精准预测推进出版知识服务资源集成化、生产智能化、信息交互化与服务个性化，全方位深入打造新型知识服务型数字出版新业态。

随着数智技术发展掀起改革浪潮，数字出版业也在不断积极推进知识服务型建设实践，但目前我国数字出版业知识服务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是产业战略规划与法律法规尚待完善，目前，相关政策无法从宏观与制度层面为各项服务开展提供支撑。同时技术相关基础设施与人才队伍不够完备，新模式投入需要支付的物质成本难以保障。二是知识服务与用户匹配度尚待提高，用户信息捕捉的整合分析受限于技术与资源不够细分与成熟，也尚未形成同用户较为成熟的沟通交流机制，用户的深度需求与隐性关注无法触及。

（三）“出版+”业态：多领域战略协同

数据成为新型生产要素，可以帮助数字出版业基于内容挖掘碎片化、数字化的数字价值。不管是在内容创作、产品形态，还是技术创新、运营管理等层面，数字出版逐步实现跨领域融合，打造多层次作品体系，这不仅可以降低出版成本，还可以实现资源配置数字化战略。比如，数字出版与教育资源相结合，依靠数字出版的技术优势开发短视频、动画等形式的教育资源，针对学前教育、义务教育、职业教育等不同教育阶段细分数字出版教育市场，垂直开发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同时数字出版业积极响应“双减”政策，大力开发免费又丰富的线上学习服务，并关注特殊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利用数字出版传播平台和专业设备推出视障人士读物等产品，建设数字出版公共服务体系，将教育资源从单纯的出版向教育服务转化。此外，促进数字出版与文旅产业的结合，通过数字藏品等形式加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青少年中的宣传与推广，注重国潮产品和社交符号的打造。

数字出版目前已经广泛融入教育、文旅、游戏等领域，为优秀知识资源的开发提供了多样的传承与传播方式，在服务消费者中持续激发数字消费潜力，拓展国内和国际市场发展的循环空间。虽然各个出版单位掌握并拥有着不同的出版资源及出版能力，融合发展形态千差万别，但是在相关政策的推动下，融合发展领域日渐开拓，总体规模不断扩大，呈现出业态多元和跨界融合的行业趋势，逐步构建起丰富多元、优势互补、资源整合的“出版+”业态，为我国数字出版业的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

（四）内外双循环：国内外市场互促

近年来，国家鼓励支持数字文化“走出去”，商务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进对外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数字文化贸易，加快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数字文化平台和行业领军企业。数字出版业的市场特征也由深耕国内市场转变为国内国际市场相互促进，实现多层次的文明对话。过往“单打独斗”式开展数字出版业务已经不能很好地适应数字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党和政府为培育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而《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指出，出版事业应与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同向同行、同频共振。数字出版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贡献点，在积极应对国内外形势变化时，同样需要在新发展格局的引领下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实现我国数字出版业高水平的自给自足与自立自强，为我国经济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立足国内大循环，扩大对数字出版的消费需求、增强数字出版市场韧性，成为畅通循环的重要环节。从数字出版的内容生产到消费服务整体链条均能在国内市场完整运行，电子播客、在线教育、网络动漫等新形态层出不穷，逐步构建起优质产品矩阵以延长优质内容的生命周期。同时，数字出版融合各类前沿技术，推动出版内容及服务创新升级，使消费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同时也缩小了行业发展的区域差异，供需双方可同时在线交流反馈，及时调整数字出版产品及服务以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

基于国际大循环，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通过讲述中国故事助力我国数字出版业更好更快地走出国门。我国传统出版业积极向数字出版转型升级，通过多种版权的输出与合作、丰富海外营销渠道、设计本土化和个性化的出版内容等措施，极大提升了出版内容向海外受众的触达率和转换率，有助于我国数字出版更好地参与到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交流对话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一带一路”国际出版合作发展报告（第四卷）》显示，2016—2021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版权贸易协议增幅达167%，丝路书香工程从2015年至今共资助近3 000个项目，版权输出到80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时，多种题材的网络文学逐渐被国际主流文化接纳，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无论是在欧美、日韩地区，还是在东南亚地区都获得了海外受众较高的评价和反响，我国数字出版物的国际影响力在不断提升。

三、高质量发展语境下数字出版业的创新路径

（一）制度层面：完善数字出版业顶层设计

数字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对传播环境的优化，需要持续完善产业顶层设计、调整宏观政策，为数字出版业的发展创造良性竞争、鼓励创新、和谐融洽的环境氛围。同时，国家应及时对数字出版涉及的新兴领域出台指导意见与管理办法，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和政策保障。在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方面的革新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健全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深度融合的体制机制。数字出版以数据和技术手段赋能传统出版，将出版全流程置于数字化、智能化的共享网络中运转。在数字出版业的产业结构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过程中，需要发挥政府、企业、行业协会在数字出版行业中的职能。政府需要指引产业转型发展方向，鼓励开展数字版权维权行动，推动尊重原创、保护版权的意识深入人心，为数字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社会保护，并充分肯定数字出版业在国家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优化数字出版高质量发展的政策环境；企业则应立足已有的版权资源优势和出版经验，主动加入数字出版业的融合发展趋势中，将出版内容价值最大化；行业协会需要规范产业发展行为，增强行业自律，维护数字出版健康有序的市场秩序，同时要灵活应对不断更新的数字出版形态和市场变化。数字经济的发展为传统出版业带来了较大冲击，未来出现的新型经济模式也可能会为数字出版带来同样的冲击。受新兴技术快速更迭的影响，数字出版行业始终处于发展变化之中，国家应给予数字出版业更为广阔、自由的发展空间，严格落实公平竞争的市场审查制度，鼓励数字出版商在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中积极参与国内国际市场竞争，生产出更多高质量作品。

二是要不断完善和修订数字出版相关的标准体系。进一步规范数字出版在内容质量、术语使用、技术融合等方面的审核，为实现产业标准化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面对数字出版跨行业深度融合发展的趋势，应制定相应的合作规范，保障其内容在意识形态和价值导向方面的正确性。还要充分发挥行业版权协会的作用，借助移动网络的共享性和开放性减少版权协会的区域差异，为各地区、各类主体开展版权培训，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版权协会基础上构建版权保护标准化机构体系，共筑我国数字版权保护网。坚持出版规模和审批标准均严格按照高质量要求来进行，积极参与国际相关标识符标准体系的建立，提升我国制定国际标准的主导地位，从而巩固中国出版话语体系。

三是持续更新和完善数字版权相关法律法规。在提升数字出版内容质量的同时，一方面，建立健全数字版权管理体制。明确界定数字版权归属、使用范围、使用权限等规范，细化完善数字侵权行为责任认定标准，合理分级处理侵犯数字版权的行为。建立保护数字版权的奖惩制度机制，保障相关主体权益，培养出版商、出版平台、购买者等主体对作者版权的尊重和保护意识。另一方面，完善保障数据信息安全的产业政策。高质量发展是安全的发展，通过持续开展“剑网”“清朗”等网络专项治理行动，着力解决信息泄露、恶意攻击、算法滥用等数据安全领域的突出问题，提高数字出版业的数据安全保障能力，将对数字版权的保护纳入顶层设计中，在破除制度障碍的同时促进数字版权的流通，迈向建设数字版权强国新征程。

四是做好数字出版人才队伍的培养。随着“数字职业”被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国家对数字出版人才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人才是数字出版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最具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因素，人才优势始终是出版竞争的关键要素，决定着数字出版发展的最终水平和结果。因而数字出版业需要在制度层面增强对人才队伍建设的支持。一方面，可以联合出版社、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等主体来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加强出版学科建设，以适应处于不断跨界融合的数字出版业态。另一方面，需要通过树立数字出版示范单位与平台、优化人才激励制度等方式，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稳步提升工资待遇、完善晋升通道、改革人才评价标准以引导和激发人才对于数字出版业的创造力。

（二）技术层面：延展数字出版业发展空间

数字技术的发展引发了学界关于技术文化融合问题与互动机制的讨论。有学者提出技术发展三个阶段：“技术未赋能、技术加持与数字技术赋能”，以此分析数字技术应用演变趋势。进入“十四五”时期，数字出版业面临高质量发展的更高要求，亟须以技术创新驱动数字出版业高质量发展。

一是技术融合激发信息挖掘与活化。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不断创新并深度融入数字出版行业，以前所未有的姿态重建出版业生产分配流程与资源存在状态。推动数字出版业高质量发展，需要进一步促进技术与文化深度交融，借助技术动力促进信息进一步挖掘与活化呈现，提升生产效率与效能，促进行业转型升级。基于区块链、云计算等技术推进出版流程透明化、产权认证精准化与内容开发深度化，并着力构建数字出版平台创新型服务模式，以去中心化新模式促进出版平台与用户价值共创共享。此外，加速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与出版行业的融合，活化知识内容呈现，创新产业形态，在传统优质内容基础上提供知识增值，以更具体验感、更丰富多维、更交叉交互的新型出版服务，推进出版行业新发展。

二是技术创新延长产业链上下游。数字出版产业链包含内容创作、数字化加工、数字出版与发行等多个环节。在高质量发展语境下，需要借助技术的改革创新来改造生产方式与市场环境，拓展数字出版业可发展空间，推进数字出版业向更高水平、更高层次演进发展。一方面，加强出版融合智能服务平台建设，打通供需两端，着力推进形成生产、加工、传播与消费全链贯通的新型数字出版智能服务系统，提高内容变现效率与质量，拓展数字发行渠道与场景。巧用人工智能技术，推进“人工智能+艺术创作”“数字虚拟+艺术虚构”的融合，以技术丰富内容题材，促进新生产模式形成。另一方面，加大文化、旅游等不同领域合作交流，延长数字出版产业链上下游。开发文化创意产品，通过多IP多领域合作创新、拓展应用场景，提高产品附加价值。同时积极与物联网相结合，打造“数字出版+智能家居”“数字出版+智能医疗”等新型应用模式，催动数字出版产业转型升级。

三是技术升级形塑新型数字生态。数字技术不断向文化领域渗透融合，也逐步推动着底层商业逻辑的变革，对出版行业产生深刻影响。元宇宙等新型数字生态环境的发展，重建了人类社会数字化交往方式，打破了时空界限与地理区隔，正在重塑数字出版行业新生态。高质量发展语境下，元宇宙作为数字出版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之一，理应予以重视与探索。一方面，借助元宇宙技术呈现全息社会图景，提升数字体验和用户黏性。例如，中华书局推出“苏东坡3D数字人”还原苏东坡历史面貌，打造全新竞争点，并借此进行线上代言、精准带货、文创衍生等，拓展数字虚拟出版市场，促进行业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加大元宇宙数字出版服务建设，构建“虚拟书店”“虚拟博物馆”等场景，塑造虚实融合的数字感知新世界，促进在线平台的深度互联和随意切换，提高数字出版业总体竞争力，创新文化和旅游领域的新业态。

（三）总体布局：重塑数字出版业生态格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数字出版“走出去”成为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要载体。因此，需要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下，重塑数字出版业的生态格局，坚持实现以内循环为主，外循环为辅，畅通双循环的总体布局，积极创新数字出版形式，为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展现中国形象塑造良好国际环境。

首先，需要坚持党对出版工作的全面领导，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积极作为，始终围绕高质量内容建设，实时更新数字技术和服务体系，推动数字出版业的自我革新和升级，使其在创新常态化、融合纵深化的轨道上前进，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其次，基于“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构建数字出版业的内外双循环，这也是出于对数字出版业适应新发展要求、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的战略考量。在内循环中，目前全民阅读的热潮已拉动知识生产的需求，要充分发挥国内出版市场的巨大潜力与优势。从守正出新的传统出发，聚焦主题出版、教育出版、古籍出版等类别的创新出版，保障出版作品的历史意义及价值，丰富数字出版服务形式，关注国内消费者对于数字出版的细分需求，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做好全民阅读的服务工作，持续扩大并培育内需体系。实现数字出版产业链中内容策划、编校、制作、销售等环节的高质量发展，重视销售环节对于内循环的拉动作用，畅通国内大循环。把握贸易变革新机遇，与产业链相关主体展开深入合作，在开放与协作的市场中广泛落实“出版+”，形成完整内循环。

此外，在立足国内市场的同时，还应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将产业链延伸至国际市场。在外循环中推动数字出版的内容生产和销售等环节，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在充分了解各地区的文化习俗和信息需求的基础上，在传播内容中定制化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采取不同的传播策略促进中国故事全球化、分众化、区域化表达。同时，通过收购、合作等形式大力开拓国际市场，不断完善海外运营机制，充分布局各大社交平台，实现多主体协同传播，拓宽内容变现渠道。比如，扩大与各国的图书版权贸易规模。一方面积极引进、翻译海外优秀数字出版作品，满足国内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另一方面需积极推动我国优秀数字出版作品“走出去”，不仅要提升我国数字出版内容质量，拉动提高行业水平，还应在潜移默化中塑造我国历史悠久、多元立体、海纳百川的大国形象，将数字出版打造为我国国际传播竞争的新优势。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循环来反推国内循环效率，以国际高水平竞争提升国内循环水平，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共进，畅通国内国际双市场资源的循环流通，扩大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为我国数字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四、结语

数字技术赋能出版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对数字出版业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我国数字出版业虽在生产模式、产业形态、多领域协同与国内外市场共建等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面临“大而不强，全而不精”的市场格局，数字版权与价值认证体系亟待完善，还面临技术交融、行业脆弱性上升等风险。立足文化强国战略，推进数字出版业高质量发展仍道阻且长，需要加速数字赋能、推进内容创新、拓展产业链，提升数字出版业发展动力，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与国家文化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