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报人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代新知识体系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清末民初舆论界的“天之骄子”，中国近代报界的杰出代表。胡适先生对清末民初的过渡时代曾如此评价道：“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以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梁启超独占其二。新闻史家称梁启超“是我国报业史上最伟大的报人之一”、“堪称中国报界第一人”。
梁启超的报刊活动始于1895年的《万国公报》。当年8月，梁氏奉其师康有为之命，与同门麦孟华一起办理该报。《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仍为双日刊，但后者是京师强学会的机关报。1896年8月，与黄遵宪、汪康年等人创办上海《时务报》，23岁的梁启超出任该报的总撰述，发表著名的长篇政论文章《变法通议》，连载21期。1897年2月，参与创办澳门《知新报》(该报初拟名“广时务报”)，兼任撰述，发表《知新报叙例》。同年，梁启超还先后为《农学报》《萃报》《会报》《蒙学报》及《演义报》作序。
1898年12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旬刊。1901年12月因火灾停刊，共出100期。1902年2月，在横滨续办《新民丛报》，该报后采用股份制，梁氏占六股之中的二股。1907年11月停刊，共出96期。其间，梁启超创办了《新小说》(1902年11月)，为《新民丛报》的姊妹刊，随《丛报》一同寄售。梁氏在该刊发表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预言十年后新中国(大中华民主国)当成立。他还参与创办康党在内地的第一份党报—《时报》(1904年6月)，发表《上海〈时报〉缘起》。
1907年2月，创办《学报》，执行主编何擎一为梁氏弟子。同年10月，又创办《政论》，月刊，为政闻社机关报。因鼓吹立宪，笔名“宪民”。1908年8月，清廷查禁政闻社，遂停刊，共出7期。1910年2月，在上海创办《国风报》，旬刊。以何国桢为编辑兼发行人，梁启超居日本遥领，同门汤觉顿、麦孟华协助。1911年8月停刊，共出52期。
梁启超在清末还有几份报刊拟办而未办成的，略举如下。1902年秋，梁氏致信黄遵宪，提出创办《国学报》，以保存国粹为宗旨。因黄氏持有异议，未果。1906年冬，梁氏致信其师康有为，说要集资创办《北京报》，后因另组政闻社而中止。1908年，梁氏酝酿在武汉办一大型日报，认为三镇居天下之中，乃兵家必争之地。报名初拟为《江汉公报》或《大江日报》，因故未果。1911年，梁氏又准备在国内开设两大报馆，以7万元办沪报，以3万元办京报，后因梁氏赴台筹款落空而中止。
1912年10月梁启超归国，12月在天津创办《庸言》，欲为北京新政府建言献策。吴贯因、黄远庸先后担任执行主编，共出30期。1915年1月，主持中华书局的《大中华》杂志，月刊，共出21期。《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发表在第8期。顺便说一句，此文先发表于北京的英文报纸《京报》(Peking Gazette)。这份《京报》1914年12月增设汉文部，梁启超为此特撰祝辞。
1916年8月，梁启超参与创办《晨报》。该报虽为进步党人的机关报，但副刊办得很活泼，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其影响似不在《新青年》之下。梁氏与《时事新报》关系颇深。1917—1927年，该报为梁派在南方的有力喉舌，其副刊《学灯》也是五四时期的著名副刊。1919年9月，又在上海创办《解放与改造》。1920年春，梁氏欧遊归来，改刊名为《改造》，由半月刊变为月刊，至1922年9月停刊。
梁启超在1910至1920年代，还为多份刊物作序或发刊词，略举如下：《法政杂志》(1911年3月)、《盐政杂志》(1912年12月)、《中华警察协会杂志》(1913年1月)、《大中华》杂志(1915年1月)、《新太平洋》(1920年11月)、《平民教育》(1922年3月)、《经济界》(《晨报》增刊，1923年5月)、《图书馆学季刊》(1925年12月)、《司法储才馆季刊》(1927年3月)。
梁启超的报刊活动长达30多年，主持、协助及参与的报刊多达几十种，毫无疑问，他是清末民初中国报界的风云人物。他开创了中国近代政治家办报的先河。
有学者认为，“乙未三报”标志着近代政治家开始步入报坛。的确如此。康、梁在乙未年（1895年）先后于京沪两地创办《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及《强学报》，这是他们基于维新变法事业的一项重大部署：先中央，后地方。选择京师的王公大臣为第一批读者，推出顶层设计，自上而下发动变法;同时看中了上海这一“南北士大夫走集之所”，并游说南方诸侯，以策应之。其基本思路是，为了变法就要开风气（形成有利于变法的舆论态势)，为了开风气就要合大群（进行社会动员），为了合大群就要开会（开办学会），为了开会就要办报。由此可以简化为：办报——开会——合大群——开风气——变法。办报是手段，是工具。一言以蔽之，其新闻事业是其政治事业的一部分，是为其政治事业服务的。
政治家办报偏好组织传播（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因此他们多办机关报，“乙未三报”就有两份是机关报：《中外纪闻》为京师强学会的机关报，《强学报》为上海强学会的机关报。如果他们办的不是机关报，要么当时条件不成熟，要么正在朝着机关报努力。1898年夏秋间的《时务报》内讧事件可作如是观。一般来说，此种报刊的组织传播成分与其大众传播成分为反比例关系。
梁启超眼中的机关报是个政治机关，它绝非上海望平街上的那些一般报馆可比，后者几乎可视为一家家的临街店铺，而前者则以经营天下为志。所以，这种机关报兼具学校、学会甚至议院的性质，是寓校于报、寓会于报的。在《中外纪闻》《强学报》中，我们可以看到乡校的影子。而在《清议报》中，仿佛有一群东林党人集体复活。
最初，这种机关报就是清议机关(可以想象成御史台之类的机构)，他们拾遗补阙，或建言献策，总在现行体制中寻找着自己的位置。政论是梁启超的拿手好戏，这不仅因为他才华横溢，思想敏锐，也是他一贯热衷国事，职分之所在。梁启超的政论文章带有很浓厚的策士气，《变法通议》提出了中国改革的全盘计划，但要见诸实效，还得细化为一份份的奏折。
清议息而干戈至。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在横滨所办的《清议报》仅存“清议”之名，他的报馆一度成了革命机关。他痛批慈禧政府，也意味着报馆在旧制度中已无所附丽。他的报馆不仅不再是朝廷的耳目喉舌，甚至还跃升在政府之上，俨然乃父乃兄一般。《新民丛报》时代，向导国民，成为报刊宣传的主要内容，他也正是在批判国民性的过程中成为“舆论之母”的。而同时，他及他的报馆与“不解事”的祖国政府则渐行渐远。如果不是内地立宪运动的兴起，久居海外的他都快忘了写奏折一事。
梁启超擅长办杂志。虽然在清末那个特殊时期，报刊尚未完全分化，但他所办的报多为刊，也是不争的事实。这里所说的刊，指旬刊、半月刊和月刊，梁启超习惯称之为丛报，而杂志（ざっし），他认为是日本新名词。与报纸相比，杂志更适合刊载具有解释性、忠告性的文章，这为政论家梁启超提供了绝佳的用武之地。通论专论，长短不拘，长的可以连载若干期，短的则可以是一两个自然段。相对来说，他不大擅长于做新闻。在各种新闻报道中，他较关注时政要闻，其他新闻类型则兴味索然，对社会新闻更是鄙视。虽然往往自称“记者”，但这个记者应理解为“编者”。
总而言之，梁启超办报的兴趣来自他的政治热情。他一生未曾忘怀政治，所以他的办报活动也是一以贯之的。民初那几年，他进可入阁，退可办报，基本实现了他在《时务报》时代所羡慕的理想模式—“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其主张国是，每与政府通声气。”大概自1917年年底梁派遭受安福系排挤之后，形式上他退出了政坛，对实际的政治生活热情明显下降了，他的办报活动也明显减少了，但也只是减少而已。
报人梁启超还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报刊思想，可以说，他是中国前新闻学时代报刊思想的集大成者。在清季民初的报界，有比他从业时间更长的，也有比他更专心的，何以就他一人的报刊思想会如此丰富？因为梁启超本质上是一位学者。他善于从经验中提炼知识，他创造了很多的新概念、新术语，提出了很多重要的观点或命题。他不仅喜欢对自己的报刊活动作阶段性的总结，而且对自己在思想史上的地位有着很好的自觉。以下就其报刊思想的主要方面稍作展开说明。
一、耳目喉舌论。一般认为，当代主流媒介观的耳目喉舌论源于梁启超。梁氏认为报馆是国家的耳目喉舌，其主体是国家，其实最初仅指朝廷。若以朝廷耳目喉舌而论，则古已有之，北宋的都进奏院即是这种“出纳王命”的官报馆。其所针对的政治沟通上的问题，也是几千年来中国政治的老问题，但梁启超将其置于“全球村”的语境之中，旧的天下观转换成新的国际观，当然新增的“中外不通”仍可归诸“上下不通”。稍后，这个朝廷为国家所取代，同时臣民也为国民所取代。《时务报》创办后仅过两年时间，《清议报》就定位于“国民之耳目、维新之喉舌”。表面上看，梁启超将耳目与喉舌并列，实则他的重点放在喉舌功能上，这也是政治家办报的宣传本位的必然要求。
二、二大天职论。梁启超认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是监督政府，二是向导国民。为何要监督政府?因为“世非天平，人性固不能尽善”。虽然这一观点还带着“三世循环说”(它假设“太平世”的人性水平近乎神性)的烙印，但他从人性的弱点出发，是很有见地的。权力为何会造成腐败，因为所有的掌权者均不能幸免那些人性之恶。而从政治逻辑上讲，有效的媒体监督，既不能使报馆处于被监督者之中，更不能处于被监督者之下。报馆至少应是政府的“对待者”、旁观者。这种监督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舆论监督，梁氏当时称之为名誉监督，与法律监督、宗教监督三足鼎立。报馆居于政府与国民之间，对政府如父兄之教子弟，对国民如孝子之侍双亲，政府地位何其低也!在两大天职中，监督政府是首位，属当务之急，而向导国民则须从长计议。一旦孺子不可教也，则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新民说》上。
三、党报观。“党报”概念系梁启超首创。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中，“党报”由“一党之报”“一党报”而来，昭然可见。他把报刊分为四种：一人之报、一党之报、一国之报、世界之报。对照自己的报刊史，他认为，《时务报》《知新报》仅在一人报与一党报之间，现在的《清议报》已在一党报与一国报之间，预示着未来的《新民丛报》将在一国报与世界报之间。梁氏的这一报刊分类标准今天已经弃用，但其中蕴含的某些思想并未过时。由于四种报刊是递进的关系，也就是说，在梁启超看来，党报并不是最好的报刊类型，甚至还谈不上是较好的类型。对于一位热衷于机关报的党报编辑来说，这种观点真是难能可贵！实际上，梁氏早就对报刊的党派性有着清醒的认识，比如他希望《新民丛报》“一以国民公利公益为目的，持论务极公平，不偏于一党派”；他也希望《时报》“论说以公为主，不偏徇一党之意见”。
四、新闻自由观。梁启超未曾使用“新闻自由”“报章自由”或“报馆自由”，但他在中国近代新闻自由观念史上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是近代早期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1899-1903年，梁启超比较系统地译介了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他发现中文“自由”稍有语病，易以“自主”“自治”似较妥。他认为，自由的对立面不是压力、限制，而是奴隶性（或奴性）。他创造的“文明自由”“野蛮自由”“真自由”“伪自由”“全自由”“偏自由”“自由之德”“自由之俗”等一系列词汇，至今仍然适用。他对“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尤为致力宣传，后两项与“新闻自由”已十分接近了。在清末民初，新闻自由可以理解为报刊(或报馆)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
五、舆论观。梁启超说：舆论是“多数人意见之公表于外者也”。这已经非常接近今天的舆论定义。他区分了消极舆情与积极舆论或健全舆论，它们不仅在形态上有别，也在体制上有别，后者对应于立宪政治。他对舆论领袖在舆论形成过程中的作用颇多感慨，于是就有了“舆论之敌”“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的身份转换。他对造舆论很有心得，甚至总结出了一套“骇术”。他对舆论现象的复杂性（包括群众心理）认识深刻，他是最早一批读过《乌合之众》的中国学者之一。最后，他还概括了重要的舆论原则：五本、八德。某种意义上讲，梁启超也是中国近代舆论学的创始人。
梁启超的报刊思想是如此的丰富，那它在梁启超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又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大致说来，他的报刊思想或新闻思想从属于他的舆论思想，而他的舆论思想又从属于他的政治思想。因此，理解他的报刊思想(除少数技术层面外)，应该与理解他的舆论思想、政治思想同步进行。
当然，梁启超的报刊思想有其独特性。严格地说，报刊思想与新闻思想在他那儿是有很大区别的。在报刊的四大板块（言论、新闻、副刊、广告）中，他非常重视报刊言论，而对新闻版块则不大用心，新闻在版面上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在论及报章良否的四项标准时，“报事速而确”，被他放在最后一项，且语焉不详。当他阐发各种“报论”时（至少在民国之前），他的论述重心在报馆（或报社），而不在报刊（或报章）。也就是说，他更关注机构性媒体（Institutional Media）。这个机构（报馆）不能自成一体，它不过是更大的机构（国家或社会）中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国家身体的延伸”。以国家的视角看，这个报馆与其称为媒体，还不如称为媒介。而报刊则纯属工具，它既不能与它所属的报馆相比，甚至也不能与它刊载的内容（政论）相比。
最后，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即梁启超具有怎样的新闻学学科意识?他无疑是最早知道有所谓新闻学的那批人之一。1901年年底，他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中引用了松本君平歌颂报馆神奇作用的观点。此时，《新闻学》单行本已在日本出版两年多了。1903年，此书的中译本才与中国读者见面。出乎意料的是，梁启超极少使用“新闻学”，直到晚年，他似乎又想起了新闻学。1922年4月，他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发表演讲，认为女大学生适合学习四个专业：史学、会计学、图书馆管理学以及新闻学。1925年1月，他为戈公振的《新闻学撮要》作序，鼓励这位《时报》资深编辑的学术研究。不过，《梁序》中并没使用“新闻学”，而用的是“报学”。其实，日本近代的新闻学指的就是报学，所以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1927年)的日译本名为《支那新闻学史》(小林保，1943年)。假如我们要梁启超在“新闻学”与“报学”中二选其一的话，他选择“报学”的可能性会大一些。
众所周知，梁启超特别热衷于学科命名，但为何我们没见到他笔下的“报馆学”“报章学”“舆论学”“宣传学”？我们猜测：一是因为中文“新闻学”(1901年)、“报学”（1904年）已捷足先登，梁启超慢了一步。二是学理与术业两分。梁氏更看重新闻的术业层面，新闻术、新闻业的色彩会更重一些，也似乎更接近Journalism的本义。用他的话说，就是他“以宣传为业”，“以报馆为生涯”。三是政治学太强势了。他的新闻学只能算是政治学的下属学科，甚至是舆论学之下的三级学科。在梁启超时代，中国近代新闻学尚未最终确立。如果我们说梁启超的新闻学学科意识不强，这固然是事实，但已属苛责前贤了。本书名为“新闻学文集”，当然使用的是今天的学科标准。其内容既有传统新闻学的史论部分，又有新闻实务部分；还有大量涉及相邻学科的，如传播学、舆论学、宣传学等。梁启超驰骋报界30年，留下报刊作品近千万字，仅新闻学专文就多达数十篇，编辑这样一本《新闻学文集》，不亦宜乎!
编者
2023年6月于珞珈山
编者简介
周光明，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贾梦梦，武汉纺织大学传媒学院讲师，武汉大学新闻学博士。
备注：文中注释与引用信息从略，详情参见原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