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研究员肖珺教授（第三作者）的论文“Social media use,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well-being: Evidence from two waves of surveys peri- and post-COVID-19 lockdown”发表于社会与人际关系领域权威期刊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该刊为SSCI来源期刊，五年影响因子3.3，主要发表有关社会和人际关系的经验性和理论性论文。该期刊涉及社会心理学、临床心理学、传播学、发展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多个学科，是人际关系领域文章引用率最高的期刊。论文的合作者包括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传播学系Zhiying Yue博士与新加坡国立大学传播与新媒体系Renwen Zhang教授。
研究背景
长期以来，社交媒体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激烈争论的话题。感知的社会支持一般被定义为 "个人认为其对支持、信息和反馈的需求得到满足的程度"。研究表明，社交媒体上互惠的信息交流和积极的社交互动可以增强感知社会支持，从而减轻压力事件的影响并促进幸福感。然而，当线下、面对面交流受到限制或局限时，社交媒体的积极使用与感知社会支持之间的联系就不那么直接了。在疫情封控期间，大多数人被隔离在家，家庭以外的面对面交流受到极大限制，这为研究隔离状态下社交媒体使用与感知社会支持以及幸福感的关联提供了环境。
研究问题
本研究考察了感知的在线网络响应性和感知社会支持在社交媒体的活跃使用与幸福感之间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具体研究问题如下：
问题 1：在 COVID-19大流行期间，社交媒体的积极使用、感知社会支持和幸福感之间有什么关系？
问题 2：在社交媒体的积极使用、感知社会支持和幸福感之间，感知在线网络响应能力起什么作用？
问题 3：在封锁期间和封锁后，社交媒体的积极使用、感知在线网络响应度、感知社会支持三者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有何不同？
研究设计
本研究于中国武汉进行了两轮调查数据收集。第一轮调查于 2020 年 3 月进行，大约在在“封城”管理和居民被要求留在家中 40 天之后。研究者采用便利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在作者的个人微博和微信账号以及武汉大学相关学术机构的官方微信账号上发布招募公告，招募了1131名参与者。第二轮调查数据收集于 2020 年 6 月初，即解封后约 40 天。研究者联系了所有在第一轮调查中留下联系方式的参与者。根据调查数据，本研究选择将两轮调查的数据作为独立的横截面样本进行处理，并在 SPSS 26.0 和 Mplus 7.4 中进行了描述性和相关性分析，以确认因子分析、路径分析和多组比较。随后，研究者利用第 1 轮和第 2 轮的数据进行了总体路径分析，以探讨研究问题。然后，研究者使用背景（锁定前与锁定后）作为分组变量，进行了多组分析（MGA）。为了确定各组的参数是否存在差异，本研究使用嵌套模型卡方检验来比较各组路径系数受限的模型和无受限的模型
研究发现
本文的研究结果揭示了一个顺序中介模型，即社交媒体的积极使用可预测较高的感知在线网络响应度，而感知在线网络响应度与感知社会支持度呈正相关，最终降低孤独感水平并提高生活满意度。这些研究结果在停滞期前后总体上保持一致，凸显了社交媒体在补充面对面社交互动和有效满足人们社交需求方面的巨大潜力。
研究结果表明：（1）仅凭感知社会支持不足以解释社交媒体使用与幸福感之间的联系，从而揭示了这一问题。相反，在两轮数据中，感知在线网络响应度，社交媒体的积极使用与感知社会支持间接相关；（2）在线网络响应度和感知社会支持在封控与解封情境下都会对社交媒体的积极使用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然而，只有在封控期间，社交媒体的积极使用才与较低的幸福感直接相关，这表现为较高的孤独感和较低的生活满意度；（3）由于面对面的交流在封控期间很大程度上受到限制，社交媒体成为维持社会关系的核心手段。然而，这种媒介交流无法取代握手和拥抱等非语言互动；（4）与更多家庭成员生活在一起的人报告的在线网络响应度较低，而且这一趋势在两种情况下都是一致的。
文献来源：Yue, Z., Zhang, R., & Xiao, J. (2023). Social media use,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well-being: Evidence from two waves of surveys peri- and post-COVID-19 lockdown.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0(0). https://doi.org/10.1177/02654075231188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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