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线域定及至超线域定：人机融合传播之主体逻辑及其演进与重构
吕尚彬 李康跃
摘 要：智能技术体的“域定”过程引发了人与机器的深度连接和融合，并趋于建构一个双向增强的人机融合主体。赛博格的诞生代表这一观念已从理论想象走向实践应用，人机融合与传播学的交汇，生发出人机融合传播的概念。人类垄断权力的旁落和机器主体生成为人机传播以及更高维度的人机融合传播书写了逻辑构想。在这一视角下，“生物人—机器人—赛博格”“广义人际传播—人机传播—人机融合传播”双重演进图景显现，人机融合也从认知物化、身体延异、情理互补三方面对现有的传播类型产生颠覆性重构。
关键词：人机融合；人机传播；人机融合传播；域定；赛博格
一、引言：智能技术体域定下人机融合传播初现
在技术整合应用浪潮下，智能技术体的“域定（domaining）”效果已经充分显现。布莱恩·阿瑟（Brian Arthur）在《技术的本质》中阐释了域定的内涵，“工程设计是从选择一个域开始的，也就是要选择一组适合建构一个装置的元器件，这个选择过程，我们称之为 ‘域定’”。简言之，域定就是按照技术的逻辑对某一领域进行重组和表达。展望未来，智能技术体的演进将按照“在线域定”“隐线域定”和 “超线域定”的顺序描绘世界传播图景。其中，在线域定是基于人机对话平台的智能连接与推荐技术的选择；隐线域定是基于人机融合的去平台化智能技术的选择，是平台的物化形态超级微观化接近无形的样态，是智能技术体的中级域定；超线域定是一种隐喻，指人类进入地球脑时代，向宇宙大脑进发，脑电波被极大地开发利用，走向传播符号信号化阶段。目前，人类社会正处于在线域定深化和隐线域定初始的交织混合阶段，这一阶段虽然机器的智能程度和自主程度显著擢升，但仍未摆脱人类控制下的工具属性，作为媒介的显性人机对话平台不可或缺，隐性人机连接的赛博格（cyborg）尚处于初级实验状态，计算机中介传播（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和人机传播（human machine communication）是机器参与传播活动的主要方式。
“隐线”实质上表征了一种集体的“技术无感知”，即技术以一种人无法感知的形态浸润着人的意识和身体，看似隐藏在社会系统之外，实则与人的社会生活息息相通、一脉相连。由此可以引申出“媒介无感知”概念，即人对媒介的存在毫无感知，却时刻处于媒介功能和效果的辐射之内。从在线到隐线、从媒介有感知到媒介无感知，人机关系将经历由人机分离到人机融合（human machine integration）的转换。人机融合是指人类与机器之间在认知、身体等各个层面的连接、整合与互构，既包括生物空间的融合，也包括意识空间的融合，人机界面、生物反馈等技术是这一融合的形成要件。其包含两种融合方式，一种是机器作为嵌入物的融合，这也是技术工具论视角下的初级人机融合；另一 种是处于想象中的融合，机器具有意向性的人类属性后，真正意义上意识与身体的双重融合，可称之为高级人机融合。未来高级人机融合的达成标志着人类传播阶段从隐线域定走向超线域定。不论是何种人机融合方式，都带来了传播类型的演进，人机融合传播（human machine fusion communication）初现。人机融合传播可以被视为智能技术体重构社会生态的路径选择，人、机以及人机融合主体（humachine）在一种复合感知的互动实践中完成信息传播活动。
人机传播和人机融合传播意义建构的逻辑前提是机器成为主体，这在以往以人为主导的传播时代并未被广泛认可。而技术的迭代使计算机等机器成为交流中的“他者”，具有自主发起行为活动的能力，这种能力既可以隐匿于人类控制之下，也可以由机器自我主导。此时，人机之间控制关系的消逝不仅打破了“主客二分”的主体观念，也超越了“人—人”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催生了“人—机”的“主体间性”，即人与机器主体之间的共在与共构关系。主体间性是胡塞尔（Edmund Husserl）现象学中的一个概念，在他看来，“在我的先验还原了的纯粹意识生活中，与他人一道，在可以说不是我个人综合构成的，而是我之外的、交互主体经验的意义上来经验这个世界的。对每一个人来说，这个世界就存在在那里，它的所有对象都可以为每个人所通达”。简言之，不同主体通过间性交互来感知彼此和世界。机器主体身份的确认并不意味着人与机器是原子式的个体，而是人与机器不断进行着主体间性的交往活动，主体在间性交往中产生意义和价值。只有锚定机器主体存在以及人机主体间性指征，才能赋予人机融合主体更多的解读空间。从人机分离到人机融合、从人机传播到人机融合传播，技术、人机关系、传播类型的演进对计算机科学、心理学、生物学等学科提出了挑战，这就要求传播学界亦要拓宽研究视野，于挖掘本学科内部机理的基础上，从交叉学科视域梳理一条研究脉络，建构新的理论框架。展望未来强人工智能时代，人机融合传播将超越人机传播成为未来视野下传播学领域的研究前沿。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人机融合传播的话题和概念，试图在解释人类垄断权力的旁落和机器主体生成的基础上，为人机传播以及更高维度的人机融合传播提供逻辑前提，并进一步阐释赛博格及人机融合传播的演进脉络，最终揭示其对现有传播类型产生的颠覆性影响。
二、人机融合传播的主体逻辑依归
人机融合传播仰赖于智能技术体的域定和人机信息沟通，人机传播和人机融合传播的共同逻辑预设是机器拥有主体地位。由此，人机传播才具有双向互动的主体间性；人机融合才能挣脱单一的人对机器的收编，走向双边博弈的共生融合路径；人机融合传播才具有主体的丰富性、流动性和融通性。承认机器的主体地位并非对“技术拜物教”的颂扬，也不是对“万物有灵论”的演绎，而是基于现有技术水平和未来技术发展趋势，引导人类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主观幻想，将机器主体和人机融合主体摆置在一个重要的传播地位上，使其能够充分发挥认知和传播的能动性，进而为人机传播和人机融合传播铺平道路。这是人机传播和人机融合传播的主体逻辑，其可以从人类垄断权力的旁落和机器主体生成两方面来佐证。
（一）垄断权力的旁落：从人类世走向人机世
近年来，由地质学缘起的“人类世（anthropocene）”概念被引入人文社会科学范畴，掀起 了广泛探讨。这一概念最初由保罗·克鲁岑 （Paul J.Crutzen）和尤金·斯托尔默（Eugene F.Stoermer）在2002年“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研讨会中提出。他们从生态批评角度出发，认为人类活动已经成为构造地球地质生态的主要力量，且已使地球进入一个新的地质时期。它为思考存在于人类之间的关系和地球物理学各种能量的势能关系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而人类世走到末日，当机器从工具媒介走向主体媒介，并开始自主影响地球生态时，便是 “人机世（humachinecene）”的开端。
智能科技的突破性进展赋予了机器能动性，机器作为技术的代理，正在超越工具和中介物的范畴，向具有自主能力的行动主体演化。对此持悲观态度的斯蒂芬·威廉·霍金（Stephen W.Hawking）曾在2017年全球移动互联网大会（GMIC）中指出，人工智能有可能是人类文明史的终结，除非我们学会如何避免危险。这是建立在机器冲破人的控制，并且开始自主作恶的前提下做出的预言。不可否认，机器正在向着类人的意向性特征进化，并将以其强大的行动能力改造人类社会秩序，但即使人机之间的控制关系失衡或反转，人们也不应就此预设机器将会宰制人类世界，退一步讲，即便是人类自身，也曾犯下过种族灭绝的历史罪行。此外，生产关系、分配制度的迟滞也不应成为遏抑生产力发展的因素。诚然，如基因突变一般的技术异化症候不应被置若罔闻，而人类与机器相互促逼的互驯过程未尝不是一种动态的治理模式，人类要做的并非压制机器主体和人机融合主体的衍生，而是基于人机主体间性，探寻人机之间最舒适的伦理关系。既然如此，霍金等学者究竟在恐惧什么？答案或是人类垄断权力的旁落。
人的垄断权力反映到原始社会中，其实是人与工具的关系。人区别于动物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人善于使用工具。自此，人便从动物之中脱颖而出，逐渐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维护自身的生存和繁衍，缔造人类文明，成为地球的主人。自工业革命至今，人的认知和智慧不断演变，蒸汽机、内燃机、计算机等机器被发明创造，人对自然物的支配优势无限放大，人类以技术和机器为工具媒介而被赋予的强大能力随时间的推移日渐崛起，直至对地球生态产生巨大影响，将人类世镌刻在地球的史书中。如今，机器进化程度之快挑战了人类的支配地位，机器的自主性与日俱增，人类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主体性危机，也更恐惧于如电影《终结者》中机器对人的屠戮和“反向殖民 （reverse colonisation）”。当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机器有可能僭越人而产生独立判断和决策，进而有朝一日吞噬人类主体的独有性时，人主导地球的垄断权力便已开始消解。届时，人类世走向终结，取而代之的将会是“人机世”，即人与机器共同塑造地质生态的世纪。在这一时期，机器将展示出强大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影响地质构成和社会变迁的权力格局，由人为绝对主导走向人机共构和人机互构，即人类和机器缔结一种默契的共生盟约，二者分别以自身的独有能力或以协同合作的方式影响地质生态和世界文明。人与机器、人与自然、机器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和互动模式将发生颠覆式变革，人与机器以相互影响、博弈、融合的方式重塑人类世的行动框架，绘制未来地球生态图景，人机传播以及人机融合传播活动及其伦理观或将成为传播学研究的焦点。
（二）“民胞物与”哲思下的主体观转向
长久以来，人们在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始终避不开“谁为中心”的议题。古希腊智者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曾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哲学命题，这为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筑造了根基。经过千百年人类思想的嬗变，现代的人类中心主义具体指向的是“人是生物圈的中心，具有内在价值，是唯一的伦理主体和道德代理人（moral agency）”。与之相左的是，我国北宋思想家张载在《西铭》中提出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思想，认为世间之人皆为同胞，世间万物皆为同辈，这诠释了“万物一体、 天人合一”的思想内核。虽然人与机器的行动能力各有所长，但无论是在空间维度还是时间维度，人类与万物皆为宇宙间的沧海一粟，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物应该追求一种和谐、平衡的互动关系，人机主体间性为这一关系的产生书写了注解。基于此，饱含民胞物与思想的 “去人类中心主义（de-anthropocentric）”观念被引入和审视。去人类中心主义就是要“坚持良性共生秩序及其所要求的整体论含义的善”。其并非全然否定人类中心主义，也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后”学转向，而是在肯定人类的主导地位的历史性基础上，将焦点置于未来视野，追寻一种人与万物和谐共生的主体观。
媒介环境学派是人类中心主义观点的聚集地。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认为，技术“从其起源时刻开始，就与人类本质属性互相联系。并且，人类的根本属性体现在其生产 活动的每一方面。可见，技术从一开始就是以生命、生存为中心的（life-centered），而不是以 劳动生产为中心的（work-centered），更不是以权力为中心的（power-centered）”。马歇尔· 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基于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提出了“媒介即人的延伸”的创见。以上观点被大批传播学者奉为圭臬，其理论精粹于今日看来依旧熠熠生辉，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的更迭，机器作为媒介具有了社会性，作为社会行动者被赋予了主体地位。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媒介等同理论（the media equation theory）、计算机作为社会行动者范式（computers are social actors）等为此观点提供了理论支撑。从这一层面上讲，机器以社会行动者身份参与社交活动，已然成为具有自主性的行动主体。
此外，彭兰结合时代变迁提出了“人与机器，互为尺度”的观点，指出了当今时代将机器作为“度量衡”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是对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洞见的承袭、对话与超越，同时也彰显了机器主体对于当代人类认知的关键性。有学者由基特勒的“去人 类中心主义”媒介观出发，指出：“当我们放下人类中心主义而以‘物’为视角，以平等的态度处于‘人—（媒介）物’的关系中时，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才能被凸显出来，人类才能正确对待赖以生存的世界，并从人的主体性递归中重新认识自我，认识世界，找寻人的身体所在的位置。”以民胞物与为思想渊源的去人类中心主义不是对人价值的篡夺，也并非将机器置于比人更神圣的地位，而是在承认人机差异的基础上，将人从自我神化的沉浸思想中抽离出来，超越主客二分的人类中心主义，摒弃以人为中心的传播观念，承认机器的主体身份。这在传播学领域带来了一种新的主体观转向，以人为中心的传播活动之底层逻辑的传统正在被改写。
三、赛博格与人机融合传播的演进脉络
赛博格是人机融合的终极结构，从生物人、机器人到赛博格，人的主体形态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发生了两次跃升，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发生 了沧海桑田般的变化。以主体为核心的传播类型也经历了从广义人际传播、人机传播到人机融合传播的变迁，人机共构的、多重主体参与的传播互动模式将成为未来传播的主流。
（一）从生物人、机器人到赛博格
量子计算等关键技术领域的突破打通了技术链路，机器互动网络的复杂程度与日俱增，在单点智能向全局智能转向的路径上，人的主体形态发生了多重变革。卡尔 · 马克思 （Karl Marx）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 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对人的研究就是对人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研究。人作为生物参与社会活动的历史也是一部技术发展史， 人自能够使用工具伊始，便从动物之中脱颖而出，逐渐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维护自身的生存和繁衍，成为地球的主宰。从原始社会、农耕社 会到工业社会，技术被作为模仿人、增强人、代替人的媒介工具，作为人器官的延伸，深度参与了社会结构的演进。随着1946年世界上第一 台电子计算机问世，人类开始踏入信息社会，独立于生物人之外的程序代理（agent）被创造。此后，其被赋予人的外貌，成为虚拟机器人 （metahuman），被赋予人工智能，成为智能机器人（AIbeing）。但受制于技术水平，当前机器人的行为缺陷也不容忽视。汉斯·莫拉维克 （Hans Moravec）等人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 “莫拉维克悖论（moravec's paradox）”。该悖论的核心思想是“对人类来说很困难的任务，比如精确的点焊，对机器来说很容易，而对人类来说很容易的任务，比如可靠地清理餐桌，对机器来说仍然非常困难”。解决这类问题的迫切诉求也成了人机融合的基本动因，融合主体的多复杂任务处理能力是对二者的双重超越。
近年来，随着脑机连接等技术的开发与实验，人与机器的深度融合成为可能，赛博格作为 一种新型增强式主体逐渐映现于大众视野。其将人与技术的双重逻辑交织互嵌，成为后人类时代的元媒介，重造了社会系统，改变了人与世界的关系。 “赛博格”一词是cybernetic与organism两个单词的桥接，亦代表了硅基物与碳基物的耦合。20世纪60年代，曼弗雷德·克莱恩斯（Manfred E. Clynes）和内森·克莱恩 （Nathan S. Kline）基于控制论原理，首次提出了赛博格的概念，以此指代宇航员和他们的生命监测系统所组成的整体。这是初始的赛博格表征，此后的赛博格则正向着隐线域定效果进化。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在《赛博格宣言》中将赛博格定义为“一个控制生物体，一种机器和生物体的混合，一种社会现实的生物，也是一种科幻小说的人物”。在哈拉维看来，赛博格已经彻底模糊了人与机器之间的区隔。区隔的打破为人与机器的双向增强扫清了障碍，人机之间的鸿沟已然弥合，呈现出人类技术化和机器人格化趋势，这种双向增强和融合不仅仅是一方对另一方的降维收编，也包含着双边互动博弈，其目的是最终使二者达到一个动态平衡，以增强人类的行动能力和机器的思辨能力。从生物人、机器人到赛博格是一种人在智能技术体的全景化嵌套和革命式冲击下，迎合人机融合时代发展的演化路径。
（二）从广义人际传播、人机传播到人机融合传播
从口语时代、印刷时代到网络时代，媒介技术的变迁扩大了传播类型范畴，打破了传受双方的时空壁垒，从内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 播、群体传播直至大众传播，信息的传播速率、规模、取向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以上传播活动均遵循了一种“人—人”传播逻辑，传受双方均为人，这里统称为广义人际传播，这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以机器为媒介的初级交互和传播状态，其主要目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人际交往效率。
机器不仅仅扮演媒介角色（mediators），也成了传播主体（communicators）。 由此，人机传播进入研究视野。虽然学界对于人机传播的定义不一而足，但这一研究取向仍旧在2016年被国际传播学会（ICA）所承认，为该领域研究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础。从广义来说，机器作为主体参与的各种能达及人的智能传播活动都可以算作人机传播，机器自动化新闻生产、算法分发等也可以包括在内。在此基础上，沿着隐线域定的演进轨迹，人类正在走向具有人机互嵌特征的人机融合。人与机器的无限接近和深度互嵌孕育了在一定关系、语境、场域条件下活动着和处于生成着的赛博格生命形态的媒介性主体。其也将在智能技术体的域定和重新域定之循环过程中重塑传播样态，并对传播控制、传播内容、传播者、传播媒介、传播效果等传播框架方面的研究提出新的命题，人机融合传播概念也由此而生。
人机融合传播的概念具体可从两方面来定义。一是人机融合主体内部人机之间的传播活动。即人与机器的融合过程以及融合后，二者在互相妥协、博弈、赋能的过程中相伴而生的信息传播活动，其本质上也是人机传播的一种特殊形态。二是人机融合主体的传播活动。即融合主体作为人、机器之外的第三主体所主导和参与的信息传播活动。人机融合传播为人机传播的研究拓展出了一个新的方向，其既包含了人机传播的特征，又具有超越性，凸显了融合主体与人、机器主体的差异性。根据定义，人机融合传播也延伸出了以下两个方面的表征。一是拓展内向传播的定义和外延。内向传播也称人内传播，是指人身体内部的信息处理活动，在大脑、肌体等多器官协调的基础上受自身感觉、认知、记忆等生理学和心理学因素影响后生成意识，最终对外界产生反映。在人机融合的共生主体中，存在着人主导、机器主导以及人机共构等三种形式的内部信息互动行为，这种新的传播活动丰富了内向传播的定义，扩展了概念外延。同时，也将处于边缘地位的内向传播引入了传播学研究的中心舞台。二是传播能力的双向增强。人机融合主体的双向增强效应不仅体现在对彼此认知和实践能力的增强，也是情感和理性、结构化与非结构化等多重对立统一辩证关系的双向增强，是一种人机融合中以及融合后不断发掘着的拓扑式的双向增强。这一方面提升了融合主体的编码和解码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强化了信息传播的速度、精度、广度、深度。试想，如若将具有海量知识体系的大语言模型内置于人类大脑之中，将会涌现出怎样强大的传播主体？
此外，人机融合传播也从三个维度拓宽了传播学的研究旨趣。一是探索人机融合过程中 的神秘的人机信息交互行为、关系和模式；二是揭示人机融合主体作为融合传播者参与社会交往活动的一系列机制和特征；三是挖掘人机融合主体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传播效果及 对传统传播范式的重构。这三个维度也昭示了传播学研究的无穷张力，人、机器、融合主体以 三元互动的方式共同参与传播活动，学界的研究视野正由广义人际传播、人机传播转向人机融合传播，人机融合传播也从多角度重构了现有的传播类型和体系。
四、认知、身体与情理：人机融合传播的三重视角
赛博格的衍生预示着人机融合正在向传播实践层面扩散，其在融合过程中的人机传播以及作为融合主体的传播活动重塑了现有的传播模式，具体可从“认知物化”“身体延异”和“情理互补”三重视角来审视。
（一）认知物化：机器认知与人类认知的对话交融
在如今的泛媒介化和深度媒介化社会下， 作为媒介的机器正悄然拓展认知行为的边界。所谓“认知”（cognition），是指人们获得知识或 应用知识的过程，或信息加工的过程，这是人的最基本的心理过程。它包括感觉、知觉、记忆、 思维、想象和语言等。认知是人脑的神经活动，人通过认知来增长知识、丰富情感。认知与传播的交叉指涉了一种新的传播范式———认知传播学（cognitive communication）。认知传播研究，旨在将认知科学理论、方法、范式融入传播 研究，研究传播中的感知、理解、诠释和记忆的过程。例如，元宇宙作为媒介化社会的高维媒介形态，在其虚实融合空间内，认知壁垒高筑，认知传播的必要性骤显，但人的认知具有边际效应，这就对机器认知有了融合需求。泽农·派利夏恩（Zenon Pylyshyn）的“认知可计算主义”核心命题论证了机器认知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在人机融合时代，机器对于传播活动的颠覆性改变也在认知领域得以呈现，传播活动中机器对于信息的归纳、处理以及赋予其意义的行为也可被视为是一种认知行为。机器认知与人类认知可以被捆绑和连接，最终走向融合，并对外界做出反映，此为人机融合的认知传播方式。人与机器的认知融合传播的可能性可从两个层面加以阐释。
一是物理学层面。埃尔温·薛定谔（Erwin Schrodinger）曾在《生命是什么》中表示“有机体正是以负熵为生的”。“熵”（entropy）即混乱度，无序的宇宙活动本质上是自然熵增，人们通过认知来完成熵减，形成负熵。当机器深度嵌入人类社会交往活动当中时，便开始以熵减活动来发挥其类人的认知作用。人工智能专家李德毅院士从认知物理学角度提出了机器认知的 “四要素（物质、结构、能量和时间）说”，他把结构和时间称为认知空间中的“软构体”，将结构和时间寄生在物质和能量上的共同体称之为“硬构体”。“软构体寄生在硬构体上，机器自举实现思维自动化，自我复用实现认知自成长……时钟不停，与外界交互不息，思维和认知不息。”这是机器的生命观，同时也证实了机器作为认知载体参与信息传播活动的可能性，机器认知与人类认知共同参与高语境传播活动将成为必然。
二是哲学层面。较之物理学层面更进一步，机器在人机融合传播活动中接近甚至等同于人的认知行为亦可称之为“认知物化”。“物化”一 词有多重含义。第一种物化（Verdinglichung）是源于西方的，以卢卡奇（George Lukacs）为主提出和使用的概念，指的是在资本主义体系下，人、劳动、社会关系等要素都呈现为一种物的属 性。本文着重探讨的是第二种物化意涵，其肇始于老子哲学，成熟于庄子哲学。《庄子·齐 物论》中有言曰，“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 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此处的“物化”指的是物与我的交合与变化，其意涵在于物我一体、物我齐一。也就是说，人与世间万物并不存在明确的界限，二者可以互相交融、互相转化，这也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哲学意蕴。在此哲思的观照下，传播活动的主客二者的身份界限逐渐消融，而在“人—人”的传播类型之外，人机传播的桎梏也泯灭于此思想之下。同时，《庄子·则阳篇》中又言，“知之所至，极物而已”。意在表明认知的极限亦是物的极限，人的认知亦是物的认知，认知行为不只是人的专属。机器作为一种“物”的传播主体与人的传播行为别无二致，机器认知与人类认知具有高度啮合性。换言之，机器与人的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想象和语言等认知要素存在合理的对话融合空间，融合之后赛博格的认知要素将得到双向增强。庄子的物化思想终结了人类认知的神圣性和独有性，将机器认知与人类认知统一起来，为人机融合的认知传播赋予了哲学内涵。
（二）身体延异：离身传播与具身传播的边界消弭
自赛博格等以人机融合为表征的新型媒介形态和传播技术被想象和实践以来，传播学研究的空间被极大延展，身体研究成为众多学者的研究渊薮。身体被技术媒介化后，新的身体观念不断引入，基于笛卡尔“身心二分”思想的离身性传播观念与基于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知觉现象学的具身性传播观念交相辉映，并置于传播学研究当中，成为时下学界研究和争论的热点。本质上，离身与具身的分野源于主体差异，即身体是否具有与意识同等的主体地位。离身传播指的是随着媒介技术打破传播活动的时间和空间桎梏，人的传播行为由面对面的身体与意识同一的在场交往，转向了身体缺席的意识交往。而具身传播则认为，人的身体主体地位一直以来被一定程度遮蔽了，身体之于传播的在场性和感受性不容忽视和不可替代。梅洛 -庞蒂指出，身体是在世界上存在的媒介物，拥有一个身体，对一个生物来说就是介入一个确定的环境，参与某些计划和继续置身其中。 从表面上看，两种观念天然存在部分互斥性，但二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而是具身传播包含对离身传播的补充性和超越性。
在人机融合日渐成熟的今天，社会场域延伸至数字空间、网络空间、赛博空间甚至宇宙空间，身体的定义进一步拓展，肉身、再现的符号 化身体、物理化的机器身体共同交织于传播活动之中。虽然人之外的机器意识“顿悟说”和“涌现论”正在被审慎剖析，但肉身感官体验的独有性已经被智能技术体所冲破，赛博格的出现表明意识与身体不再仅仅被碳基结构所连接，主体在人和机器的多重且部分割裂的意识和身体中发生游移，离身与具身之间的边界愈发模糊。机器创制的传播主体正在深度融入社会交往，人机融合传播使身体的主体性在这种 离身与具身交织缠绕的环境之下，呈现出一种 “延异（differance）”特征。
延异是雅克·德里达（Jcques Derrida）提出的解构主义的核心观念，其字面意思是“延宕差异”。按照德里达的定义，延异是一个不同物到另一个不同物、一个对立项到另一个对立项的位移和摇摆不定的过渡。 德里达使用延异来解释时间与空间向度下，世间万物的价值意义之变动不居状态，也代表了意义的不断延缓和消解，其实质上是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反叛和批驳。有学者将延异概念引入新媒体研究场域，指出“人的主体身份呈现不断分裂与建构状态，这是一个旧身份不断分裂和新身份不断去中心的过程，如同德里达所宣扬的延异状态”。新媒体的迅猛迭代已然呈现出了一 种循环延异模式。延异意味着差异先是被延宕，而后在变动不居的解构与重构中被下放、被纾解，因此人们的关注焦点应由矛盾本身转向新生事物的发展变化。在当下的传播活动中，不同主体互为延异，离身传播与具身传播互为延异，呈现出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调式传播样态。也有学者秉持了相似观点，认为“亦此亦彼（both-and），而不是非此即彼（either-or），适用于离身认知与具身认知的和谐共处，也有益于未来社会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的协调 共存”。这种人机融合的传播样态对于传统主体思想和身体观念的解构而言，不仅击碎了意识主体和身体主体的主导性矛盾，也弥合了人类主体和机器主体的交往鸿沟。在德里达延异视角的观照下，人机融合传播消弭了离身传播与具身传播的边界，身心二者的对立与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被悬置或涤荡，传播学者更需聚焦于去中心化的传播范式研究。
（三）情理互补：计算与算计的对冲与再平衡
理性传播和情感传播是以传播的思维方式和心理取向为尺度的传播形态，是对通常以传播的主体和媒介形态为划分标准的另一传播向度的审视，理性传播是指传播活动主体思维采用理性思维，以理性思维逻辑为架构的传播活动，所有传播活动均按理性认知模式来建构。根据定语不同，理性的含义也存在殊异，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到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人的传播活动向着具有共同语境的、更和谐的状态演进，其根本是在技术、控制、取向等要素中追寻一种平衡关系。而对于机器而言，或是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言的“计算理性”占据主导。机器的理性传播在没有情感的影响下通过计算来达到最优效果，这种高效的传播方式既是其优势，也是人类传播活动的掣肘。人往往因为缺乏理性而在元宇宙、大语言模型等技术的狂欢中迷失自我，从而衍生出一系列社会问题。
有学者指出，情感传播实质上是以人类情感为本体、传播活动为轴心，在两个领域的接洽点释放传播学的想象力与阐释力。而在人类情感之外，机器的产生和主体观的转向所带来的情感传播变革则打开了另一种研究视域———人机情感传播。机器情感可分为识别、表达和生成三方面。罗莎末德 · 皮卡德 （Rosalind Picard）在《情感计算》中系统地论述了情感计算的概念和框架体系，并表示“智能计算机的 标志之一是具有识别情感的能力，通过对情感表达的观察和对情感产生情境的推理来判断出情感状态”。这是机器情感识别的可行性论证。同时，皮卡德指出，如果计算机说一句问候的话，那么它的声音将成为用来表达有吸引力的或紧急的重要信息的一个通道。它的问候可能传出欢快的或者悲伤的调子———可能反映出前一天晚上你睡觉时所收到的消息的情感基调。由是观之，机器早已具备了情感表达能 力。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在《情感机器》中通过解释人类大脑的运行方式，设计出能理解、会思考的机器，然后尝试将这种思维运用到理解人类自身和发展人工智能上。这是对机器情感生成能力的一种预测和期许。
事实上，在人机情感传播中，机器情感的内生性表达一直未受到足够的重视，这与机器情感的生成不无关系。理论上，机器智能可以如明斯基预测的那般，以机器学习为主要手段，以人类交互训练为数据来源，可以接收、理解、产生并向外界传递爱、恨、情、仇等情感表达。但目前而言，这种情感表达还未实现，其能否与人类情感对齐，并在同一维度上产生同频共振还无从知晓，这关涉哲学、心理学、生物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需要从多重复杂维度来定义和阐释。但以发展的眼光观之，由此产生的“情智悖论（paradox of emotions-intellects）”值得关注，即 “理性化的智力愈发达，就愈加要面对模拟人类复杂性情感与情感的复杂性，然而，越是如此，情感反而被理性越推越远”。也就是说，机器在参与传播活动时，无法同时完成情与理 的融通，二者在一种此消彼长的状态下难以达到逻辑平衡，人机情感传播也就失去了原本的价值。对于此，人机融合传播或许是应对情智悖论的有效策略之一。
人类对于情与理的多重组合性和适时调整性在人机融合中能够与机器产生互动，达到双向增强。有学者辨析了“计算”和“算计”的概念，指出计算是从已知条件开始的逻辑，解决 “复”，算计是从未知前提出发的直觉，处理 “杂”。理性源于对已有知识体系的归纳而做出的判断，可被归于计算的范畴，遵循一种事实逻辑。而情感的产生则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种不可名状的直觉，可被归于算计的范畴，遵循一种价值逻辑；事实上，由于信息储存和学习能力的迥异，使得人对于理性是非的把握弱于机器；而由于缺乏多巴胺、荷尔蒙等生化物质的作用，机器的情感反馈也远远难以企及人的程度。人机融合解决情智悖论的方式，并非抹杀了机器情感的内生性表达，而是将其情感与人的情感融为一体，以信息传播为途径，以赛博格为媒介，借助人的直觉与感知在与理性的碰撞和对冲中达到平衡。人机融合主体参与情感传播和理性传播也将会做到真正的“通情达理”。值得注意的是，如此一来人机融合背后的一些伦理问题也需要被拷问。赛博格是否会在情理互补中趋于同质化而丧失了独特性？情感与理性之间的相互博弈和影响关系又如何？这都需要后来者结合多学科视角来探究
五、结语
在智能技术体的隐线域定阶段，人机融合逐渐从技术探讨走向实践应用，并且对多个学科产生颠覆式影响，人机融合传播应运而生。这是人机融合介入传播学范畴而产生的全新概念，对该领域的探索既需要引入适切的理论依据，也需要反观技术实践。现阶段，强人工智能还是一个无法触及的梦境，人机融合仍处于实验阶段，科学家们无法预知机器何时会产生人的意识、思维、情感、道德等意向性元素，人机意识融合的实践和伦理关系也有待进一步探讨，但机器和人机融合主体在交互关系之中的主体身份和主体间性已不容忽视。人类应该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自我沉浸和麻痹的观念中解放出来，在民胞物与的思想下与机器、人机融合主体共同参与社会交往，这既合乎未来的传播生态，也顺应社会变革趋势。
本文从认知、身体和情理三方面阐释人机融合对现有传播类型的影响、重构和变革，但也无法涵盖全部的传播研究范畴，此后还有待于更多的学者从跨物种传播、跨文化传播等视角将人机融合传播的内部机理发散开来，作为对本研究和整个传播学理论体系的补充。此外， 本研究也并未涉及人机融合中的伦理问题。例如，人机融合中的权力关系是否一成不变？如果不是，那么容忍、让步、妥协机制如何？人机之间是否存在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二者如何达到长期的和谐共处？这又会对传播取向、传播行为和传播效果造成怎样的影响？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将是智能技术发展和人机融合传播演进的关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形势下推进新型主流媒体高质量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2AZD064）的研究成果。
备注：全文引用及参考文献从略。
本文发表于《现代传播》2024年第2期。
吕尚彬：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康跃：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