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研究以《申报》(上海版)、《字林西报》和《大陆报》的博物馆报道为研究对象，以一种交互的视野，呈现三家报纸对博物馆的建构。近代报刊与博物馆同样作为西方理念在中国的本土实践，成为中国与世界相互了解的重要窗口。《申报》体现中国知识分子振兴中华的强烈呼喊和在新旧秩序冲击与东西方文明对撞中对中国融入世界的关切。《字林西报》聚焦于宣传本国博物馆的理念，美化英国博物馆建设中的殖民色彩，突出其公共性的特质，促进英帝国秩序在世界范围的建立，弱化中国人创办博物馆的主体性和民族情感。《大陆报》更关心中国博物馆建设的细节和遇到的困难、世界对中国文化与艺术的浓厚兴趣等。博物馆与报纸一同作为中西文化与新旧秩序的接触地带，是近代中国与世界对话的重要探索。
关键词：博物馆；近代在华报纸；跨文化传播；现代性
一、问题的提出：近代中国博物馆与在华报纸
近代意义的博物馆出现于19世纪晚期。1868年，法国传教士韩伯禄(Pierre Heude)创办徐家汇博物馆，由此开启了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建设博物馆的历史。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逐步摆脱西方主导的局面，进入国人自建博物馆的第一个“黄金时代”。1925年故宫博物院的成立，标志着以形塑国民精神为主题的博物馆的形成。20世纪30年代，我国博物馆事业突飞猛进。1935年，中国博物馆协会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博物馆发展进入机构化阶段。抗战爆发后，中国博物馆在战火中饱受摧残，从1933年峰值的250家凋零至1947年的16家。尽管作为社会文化机构的博物馆出现较晚，但中国的博物收藏历史却十分悠久。安阳殷墟出土的典册府库证明，中国的文物典藏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商代，这为近代中国博物馆的出现奠定了物质与思想基础。然而，基于祭祀、猎奇和显示中央集权的私人收藏传统也使西方博物馆在近代传入中国时遭遇了一段时间的“文化休克”。早期中国博物馆发展体现了中西方文化观念的冲突与融合。
清末民初时期的报纸蓬勃发展，成为在华居民看世界、世界人民看中国的重要窗口。博物馆作为启蒙科学知识与观念的文化媒介，与近代报纸具有相似性。1870年后，中国报纸出现博物馆的相关内容。报纸在20世纪20、30年代的相关报道量占据1870—1949年间的最大比例。新闻报道对博物馆的建构体现了特定时期内一个社会对于博物馆的关注焦点，相关研究并不多见。吉林大学的刘华和史梦遥对《申报》博物馆报道的侧重点和传播规律进行探究。阳烁和王子琪以民国初年的报纸和著作为文本，探究博物馆参观者体验的影响因素。中国近代在华报纸作为多元文化的接触地带，在近年来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吴义雄聚焦1820—1840年间广州的英文报刊，探究这些报纸所依托的在华西人群体所表达的政治主张与文化观念，以及所形成的立足于中国本土、辐射欧美世界的舆论空间。魏舒歌关注1928—1941年间，国民政府利用租界的英美报刊进行对日信息宣传战的经过。田野和李永东探讨以《字林西报》与《大陆报》为代表的英美在华报纸对中国五四运动的媒介建构，以及从中折射出的两国对华政策的差异。Goodman探讨了近代百年间英、美、日等国在中国创立的英文媒体所建构的多层次的想象的共同体。[8]陈冠兰聚焦近代中国租界报纸在促进中国沿海经济发展和国际新闻交流中的作用，以及租界报刊的视野局限性与脆弱特质。这些为研究近代中国的国际传播打开了新思路，近代外文报纸成为连结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媒介。但是，以跨文化的视角考察近代在华中英文报纸的研究尚不多见。博物馆作为近代重要的文化交流产物，是在华中英文报纸的关注焦点之一，值得被关注。
本文将分析1920—1939年间中英文报纸的博物馆新闻，聚焦中国博物馆的发展，以中文报纸《申报》(上海版)和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与《大陆报》的相关新闻报道为观察对象，以一种全球与本土交织的视野，呈现三家媒体关于中国博物馆问题的争鸣与共振。本文关注的问题是：近代在华中英文报纸中的博物馆是怎样被作为问题提出的？中英文报纸对博物馆的认知有哪些差异？这些报道传递了哪些关于博物馆的观念？
二、三家报纸的发展简述与博物馆报道概况
之所以选取这三家立足于上海的报纸，主要基于如下的原因：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开放较早，东西方交流频繁，是本土博物馆建立较早，且媒体发展十分超前的城市。这三家报纸分别代表中方、英方和美方最受欢迎、销量最大的报纸。由于这三家报纸皆立足于上海，运营时间段基本一致，又分属中、英、美三国主导，具有可比较的空间。本文拟就三家报纸在同一时期(1920—1939)，也就是近代中国博物馆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期的博物馆报道进行对比分析。
《申报》为英国商人欧内斯特·美查(Ernest Major)于1872年在上海创办，为了迎合广大华人的阅读需求，美查的本土化策略是邀请华人担任主笔，鼓励中国文人投稿，“概不取值”，也被称作“洋人出钱，秀才办报”的形式。到了1880年代末，《申报》已经成为中国销量最大、辐射力最强的报纸。《申报》将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中国化，奠定了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基础，被誉为“近代中文第一报”。
《申报》的博物馆相关新闻主要登在“要闻”“游艺丛刊”“本市新闻/本埠新闻”“教育消息”“世界珍文”“时评”“春秋”等栏目，聚焦国内博物馆基础建设、博物馆教育活动、域外博物馆见闻、中国展品的海外展览和博物学者的考察活动等内容，消息来源包括本报记者、旅居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以及各国报社(如《泰晤士报》《大陆报》等)与通讯社(如路透社、塔斯社、哈瓦斯社)等。《申报》主要将博物馆建设置于教育发展的框架内，讨论其对启迪民智、形塑国民认同的重要作用，除了重点关注故宫博物院、南京中央博物院、上海本地的博物馆外，也关注全国各地博物馆的建设情况。与其他两家报纸不同的是，《申报》登载了多篇中国知识分子的域外博物馆游记，其中不乏一些连载，如刘海粟的《欧游通讯》、海客的《世界小事记》、君实的《南游麟爪》等系列。这些游记记录了作者们在欧美等西方国家，以及中国周边国家，如日本、马来西亚、泰国等国的博物馆见闻。
《字林西报》(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被称作“英人在东方唯一言论机关矣”。其前身为《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字林西报》由英国官方赞助，但并不全为英国政府背书，在对华鸦片战争和英国政府外力干涉中国内政等方面，该报持反对立场。它是一份商业报纸，主要维护英国商人在沪利益，依托遍布全中国的关系网络获取新闻资源。
《字林西报》热衷于介绍世界各地博物馆的奇情壮彩，特别是英国博物馆的情况。其刊载博物馆文章的栏目主要包括“航运新闻消息”(Shipping News and Notes)、“个人信息”(Personal Notes)、“日复一日”(From Day to Day)、“给编辑的信”(Letters to the Editor)等。文章作者除了本报通讯员外，还包括博物馆机构工作者、策展人、来华传教士、博物学家。《字林西报》对于来华的西方研究者有深入的报道，他们希望将西方的博物馆发展方式移植到中国，对中国的研究集中于博物学方面，对于人文历史和艺术领域虽有浓厚的兴趣，了解却不够深入。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在华外文报纸由英、日、德主导，英国成了西方世界看中国的主要渠道。两次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后，随着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渗透，美国开始对中国产生浓厚的兴趣。宾夕法尼亚州艺术博物馆馆长兰登·华尔纳(Landon Warner)对此曾发表过一番无耻言论。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夕，美国人托马斯·密勒(Thomas Millard)受中美双方私人股份的共同资助，创办了第一份由职业新闻记者主导的报纸——《大陆报》(The China Press)。该报体现美国以“利他主义”和“同情中国人”的口号，将美国“全球改革者”的身份合理化，其中体现了多种角力的竞技。《大陆报》的出现打破了英国垄断在华信息来源的局面，力图践行美国新闻专业主义精神，以“公正的观察家”自居，力求平衡地报道中国与其国际事务，在近代在华外文报纸中独树一帜，创办一年内销量即超过《字林西报》。20世纪20年代，《大陆报》与美国人在上海创办的广播电台形成合作关系，相互推介内容，扩大影响。
《大陆报》的博物馆新闻主要为职业新闻人撰写，新闻要素很全，其报道栏目主要在“本地简讯”(Local News Brevities)和“科学频道”(Scientific Paragraph)等栏目。报纸主要介绍世界各地博物馆的新鲜事，带有神秘和猎奇的色彩。1930年后，报纸开始关注中国博物馆的建设情况，以当时北平、南京和上海的博物馆为主要报道对象，关注博物馆对民主社会与城市建设的作用。《大陆报》与中国各博物馆机构保持联系，能够第一时间获取一手信息，及时报道中国博物馆的最新动态。
三、处于变迁和对话中的中国博物馆：三家报纸的隔空对话
总体来看，三家报纸虽是上海的报纸，但报道视角并未局限于上海，而是放眼全中国，甚至全球的博物馆、展览会、考古与探险等信息。三家报纸在诸多议题上产生了共振，又在消息来源和论述视角等方面存在差异。这体现出近代中国的博物馆观念从古物收藏所到社会公共文化机构和中国国民性标志的转变过程。中国博物馆的公共性是在改变传统古物保藏观念的同时，对西方公共性进行重新阐释，拓展了近代城市在公共空间和公民教育等方面的意义。
（一）作为问题的“博物馆在中国”
“博物馆在中国”的问题是在本土与外来、机构与行为者、理念与效果、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对抗[1]的错综复杂的语境中产生。从汉译方式、博物馆观念的再阐释，再到博物馆空间的建造与转化、藏品的选择与呈现等，都经历了颇具争议的过程。西方博物馆观念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主要有两条途径。直接途径为外国人在中国创建博物馆，间接途径是中国知识分子将出洋游历时在各国博物馆的所见所闻带回中国。近代报纸为博物馆观念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第三种可能，那就是提供了一只“万花筒”，为“足不出户”的中国人“直播”世界博物馆的奇闻逸事。如果说，《申报》提出的问题是“中国为什么需要博物馆”，那么《字林西报》与《大陆报》则回应了“中国需要怎样建设博物馆”的问题。
《申报》域外博物馆报道主要来自游学和旅居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撰写的旅行见闻。晚清域外游记本就是研究该时期知识分子文化心理裂变的重要依据，晚清域外游记中的西方博物馆是一个构建自我与他者的重要文化场域。
《申报》的域外博物馆游记对自然科学类发现尤为关注。如海客在《世界小事记》中记载了在英国亨德博物院(Hunter Museum)中的三千具头骨。“据说此院是世界收藏头颅的最良好的博物院。”这些游记对于生物医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尤为关注。“远东地质学会(Far Eastern Geophysical Observatory)有鉴于此，正在计划着建造一座冰冻的博物院，以保藏世界各国与各民族的男女尸体，至于数百年之久以供后人的研究。”这些知识分子们抱着学习西方博物馆建设和先进科技的目的去参观博物馆，据此探讨建设中国博物馆的可能。《汤尔和演讲生物学研究所纪》一文记载了德国博物馆中陈列的许多动物标本，可供当地中小学生集体参观。作者指出，中国需要先普及科学常识与自然知识，特别是生物学，而非教授人文历史类内容。“任陆军部事所学非所用，或有因不善标榜而湮没无闻者，是亦大可痛也。欲补救此痛事，则此生物学研究所可勉为……为中国救急计，只得先办生物学研究所，然后徐图。”许士麒认为德国卫生博物院中的机器人在公共卫生宣传上极有价值，由此反思了当时国人对于西医的质疑，“吾国科学医术方始萌芽，而保存旧医之声洋洋盈耳，社会人士，每以医生手术庸劣，而归罪于科学医之不良。因噎废食，岂促进科学之机乎。观于他国之创造发明，日新月异，吾人益当猛省而努力矣”。通过对域外博物馆的参观，这些知识分子强调以建设博物馆推动中国国民教育和大众启蒙的必要性。梁雄万特意考察美国博物馆的建设思路，指出博物馆对教育业的促进作用。“诚然，对于学生们有很大帮忙的教育影片，是很需要着。因为自然科学这样东西，非经亲眼见着、亲手试验着，决不能得到完全领略的机会。”
《字林西报》和《大陆报》对域外博物馆的记录主要由专业记者完成，依靠驻扎在各国、各地的通讯站向中国发送最新的世界信息。这两份外文报刊以志新、志怪的态度，和貌似客观却暗含立场的第三讲述者的视角，将世界各地博物馆中的新奇展陈与科学发现引入中国，构成一种媒介奇观，吸引读者的兴趣。
《字林西报》聚焦于大英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帝国战争博物馆(Imperial War Museum)等英国本土博物馆的建馆历史、藏品介绍、参观者感受等，以自我为参照，引导博物馆在中国的建立，并有意识地传递帝国殖民秩序。在介绍伦敦市政厅博物馆(Guildhall Museum)的维京人皮革鞘与圆锥双壶时，强调其对于社会建构的意义：“在英国和欧洲大陆，都使用‘Jettons(一种计数方式)’来计算用罗马数字书写的账目。”报纸有意强调英国博物馆与当地社区和边缘群体的互动：“在假日期间，伦敦所有的博物馆里都有来自附近贫困家庭的孩子出没。南肯辛博物馆(South Kensington Museum)尤甚，因为那里不仅有丰富的藏品，还有针对儿童的官方指南。博物馆在每个假期都为儿童提供课程。”博物馆公共性的建构是一个过程：“尽管大英博物馆于1759年开放，但是公众毫不含糊地承认，‘开放’一词几乎不适用于它。参观者必须事先写信获得许可，得到馆员批准后才能得到门票。”以此回应中国的古物私藏观念，推动博物馆在中国的公共化进程。在介绍大英博物馆来自世界各地的藏品时，《字林西报》强调这些藏品是来自个人与机构的“捐赠”而非“掠夺”，意图将其殖民侵略行动合理化。不同于《申报》着重介绍西方的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医学)，《字林西报》从自然、科技、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呈现博物馆传播多元文化的意义。在报道维也纳博物馆(Vienna Museum)的古钟表时，《字林西报》着重探讨其所构成的技术革命和社会整合的意义：“这座博物馆不仅本身迷人，而且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意义。想象一下，大约12000个时钟和手表的滴答声和偶尔的报时声，许多古老的时钟敲响时发出的汩汩声和其他奇怪的声音。”
《大陆报》侧重于科技类藏品，通过对藏品的制作与功能介绍，与《字林西报》一同传递西方先进的科学观念。与《字林西报》专注于英国本土博物馆不同，《大陆报》放眼全球，介绍了世界各地较为奇特的博物馆。如面向警察和犯罪学研究者的英国“黑色博物馆”(The Black Museum)，因呼吁和平而陷入资金困境的德国反战博物馆(AntiWar Museum)，收藏废弃物并进行展示的布拉格垃圾博物馆(Museum For Rubbish)等。此外，《大陆报》十分关注中国博物馆的建设情况，从馆舍选址、资金来源，到展品情况、展览反馈等，具体回答了“博物馆在中国”的操作化问题，以及可能面临的困境。
（二）与民族命运同构的博物馆叙事
近代博物馆观念在中国的发展与中华民族命运息息相关。中国博物馆作为近代国人救亡图存的重要工具，在诞生之初，就肩负着向世界传递中国形象的重要使命。博物馆通过藏品与策展，将中国形象具象化，促使国人思考中国历史文化对于西方的意义，也勾起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浓厚兴趣。
1．域外博物馆的中国藏品与西方世界的“中国热”
在《申报》的海外游记中，国人在域外博物馆中会看到许多中国藏品与中国专题陈列，一些作品甚为精美，使世界对于中国形象的认知更为具象。大英博物馆“收藏绘画分欧洲与东方两大部分……最后两大间装饰更精光线配合，亦非常适宜，专陈中国及日本之绘画。日本人之绘画论古远不及中国，故从略不述，正中壁间陈列画于石板上，女佛像三尊按其说明系自直隶省发见之唐代物也，人物结构衣冠风度确是唐代无疑，色彩历历可辨诚精品也”。一些西方博物馆的中国藏品会引发作者强烈的家国情怀。王光祈对德国博物馆中的中国陈列进行解读，发现德国人对中国传统既好奇，又充满误解与轻视。他认为，原因在于中国的海外形象宣传主要由留学生自发组织，缺乏成熟的机构与对外传播策略。基于此，中国可主动将文物藏品展出海外，扩大自身的世界影响力，“亦为发扬国光之一道，与其藏之于家，不如公之于众。”有人持反对意见，认为不应该建设博物馆，宜将财力放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武器装备方面。“中国的古玩卖给外国非常应该，因为可以用这钱换枪炮，换来枪炮打外国，打败外国又收回来。……‘根本这是资产阶级吃西餐吸雪茄后的消遣品，这些布尔乔亚气味的废物，油画呀！雕刻呀！我们就非常地、必然地看不起，所以这皆要没落而且必然的没落了。’”20世纪初，西方掀起了学习中国艺术的热潮。然而，西方盲目推崇中国画作，囫囵吞枣，不知其味。有人提出，与其被动地任由对方曲解中国的美术风格，不如亲自挑选名作馈赠给海外博物馆或博览会，向世界传递中国文化的精髓。又有人认为，要冷静地看待西方世界掀起的“东方热”现象，这些对东方文化的好奇是文化差异下所产生的“第三种文化”，不应过分推崇西方人对东方文明的趋重，也不应全盘照搬西方的自然科学观念：“盖中德文化不同，其所需要亦因而相异，我之所需或正为彼之所弃，我之所弃或正为彼之所需。非如此不足以产生第三种文化也，吾人之责任不仅在保存国粹，更不仅在模仿外国，而在创造新文化。”
《字林西报》与《大陆报》同样关注西方博物馆的中国馆藏，并展示了西方研究者对中国的浓厚兴趣。与《申报》不同，二者标榜着追求科学与真理的精神，弱化对中国藏品的掠夺色彩。柏林国家博物馆收藏了一批中国绘画，于1934年作为中国艺术展单独展出。《申报》对此的报道重点在文物外交方面，称德国高级官员表达了德国人对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深深敬意。《字林西报》(1935年8月24日)对这一事件进行报道，提到了德国官方对中国政府赠送名画之举表达感谢。
相比于《字林西报》侧重于英国博物馆新闻在中国的传播，《大陆报》更为关注中国各地博物馆的建设，以及美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如皇家亚洲文会博物馆的科学讲座、儿童博物馆活动的报道等。一则报道记载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展出的一个完整的西藏神龛。“这座神龛收藏了有史以来最好的西藏物品。”美国媒体以支持中国维护其文物主权的名义，暗暗传递对中国藏品的兴趣。《大陆报》记载了北平天文台博物馆的历史，以及天文台中的几件仪器于1900年被德国带走，送到柏林进行公开展览：“根据《凡尔赛条约》，它们应在1921年归还中国，恢复到原来的位置。”受到在美东亚裔居民的影响，美国本土博物馆加强了对中国元素的捕捉，并为美国在华探险提供了支持。在提到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亚洲馆建设时，《大陆报》称这是源自“东方居民的浓厚兴趣”，美国科考专家在亚洲大陆的考察，为世界了解亚洲大陆的历史作出重要贡献。报纸强调这些探险完全由私人资助，是对“美国对中国的唯一兴趣是商业剥削”的强力驳斥，企图获得来华探险的正当性。
2．围绕故宫博物院产生的报道景观
值得关注的是，三份报纸在报道主题方面各有侧重，却在关于故宫博物院的新闻方面高度统一，如表1所示。故宫博物院作为皇家收藏传统的政治权力象征，又采取博物馆公开展览的表达方式，成为国家形象的代言，受到三份报纸的广泛关注。
从中可见，故宫博物院自其筹备、开放，再到古物南迁，全程受到三家报纸的关注。其中，《申报》对故宫博物院的报道最为全面，事无巨细，将故宫的一举一动传递给关注公共事务的大众，促进博物馆公共性观念的传播，回应西方世界针对故宫博物院的种种关切，自主建构中国形象，是一种有力的外宣探索。《字林西报》和《大陆报》则关注故宫博物院领导的设定与更迭，以及博物馆的被盗、搬迁和危机公关等大事件，将故宫博物院作为中国博物馆建设以及中国国家形象的代表，持续跟进，向世界汇报。这些新闻以故宫博物院为中心，形成一种报道景观。
例如，1933年，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深陷盗宝案的指控。1936年，故宫乾清宫内元代画家赵孟的《秋郊饮马图》失窃，这两宗盗宝疑云受到国内外的关注。《字林西报》与《大陆报》的多篇报道对故宫宝物失窃案提出质疑，《申报》就这几件盗宝案进行长期跟踪报道，试图廓清事件的前因后果，向公众传达案件的最新动态，起到信息公开的作用。
又如，1935年，故宫首次外展，参加伦敦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国人对此存在争议，焦点在于是否应将中国的藏品公之于众，展览的目的为何等。国内学者熊佛西、张奚若等人强烈反对将故宫古物送去伦敦，认为英国已经从庚子赔款中获利，此举会进一步损害中国的利益与形象；且故宫古物是无价之宝，运出国外难保万无一失，希望对运出古物进行严格限制、重价保险。沈炼之专门撰文谈中国人的古物观，认为中国人向来把保存古物看作私人消遣，作为公共文化机构的博物馆的出现，促使古物从皇家私人财产到国家公有的观念的转变。在他看来，古物的私人收藏传统阻碍了考古研究的发展，但是古物的大量外流更是国家文化的重大损失与耻辱，文物保存行动分秒必争。“我想对政府当局说一句话，花钱建筑国家博物院，比在柏林巴黎开中国美术展览会，让几个市侩名流出风头，实有意义多了。”《字林西报》跟进了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从南京到上海，指导伦敦艺展的古物挑选与运输的事宜，传递了西方世界对中国藏品的兴趣，间接拓展了近代中国的世界影响力。
（三）同构“现代性”：报纸、博物馆与城市的互动
传播现代文明的近代报纸与中国城市的发展密不可分。近代报纸成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促进文人参与政治、启蒙大众的重要媒介，最终指向“现代性”。现代新闻的成型与繁荣是对现代性的最佳注解。同样是传递西学、启迪民众和建构精神共同体的重要媒介，报纸与博物馆相辅相成，努力寻求自身受众与城市居民群体的统一。城市不仅是建筑物的集群，更加是文化的集中表征。博物馆通过对城市文化的再现，将居民汇聚到一个空间中，激发市民参与城市的能动性，推动“可沟通的城市”成为可能。作为上海的本地媒体，三份报纸的共鸣是：一个现代都市不能没有博物馆。《申报》关注博物馆与现代教育的关系，希望借用博物馆开启民智，促进市民社会的建设，重点报道上海博物馆、震旦博物院和徐家汇博物馆的动态；《字林西报》与《大陆报》积极跟进上海博物馆的开放与观展情况，为中国博物馆建设和城市化进程出谋划策。
1．记录城市历史，打造公共空间
1933年，《字林西报》刊发了一封读者来信，作者是一名路过上海的游客。来信称，尽管这个城市物产富饶，但是上海博物馆的体验并不好，使其经历了“巨大的失望”——上海博物馆的藏品都是装在包装箱中的，无论是普通大众还是科研工作者都无法近距离接触这些藏品，“这无疑使得金碧辉煌的外滩在某些方面黯然失色”。上海市博物馆开馆时，《字林西报》对馆舍风格、藏品种类、展览内容、参观者反馈以及博物馆董事会的构成进行详细的报道：《大陆报》认为在上海这般的大都市建设博物馆，是对上海公民生活基本权利的保证，也是在沪外国人了解本地文化的窗口。在上海博物馆开馆当日，《大陆报》对博物馆馆长进行访谈，走访现场观众，撰写了详尽的报道：“上海博物馆展出的大量艺术品讲述了中国丰富多彩的历史，其开放是上海作为中国门户和文化中心的体现，外国游客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古老国家的传奇工艺。”作者认为，中华文化对历史事物的崇拜传统使在上海等地发展博物馆等公共文化空间具有重要意义。
2．知识交换：报纸与博物馆受众群的合流
博物馆与报纸一样，除了传播西学，本身就是作为“新知”的存在。《字林西报》与《大陆报》的许多版面都有中文报道，一个版面里“华洋混居”，形成空间上的中西对比，这与呈现各国风情的博物馆有异曲同工之妙。除了以展览形式呈现多元文化，博物馆还充当知识交换的场所，承办对市民开放的公益讲座。
位于上海的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以下简称“文会”)是三家报纸共同关注的对象。这是近代华侨在上海成立的一个公共文化机构，旨在调查、研究中国的各项事情，客观上推动了中西文化交流。在《字林西报》与《大陆报》的报道中，文会为近代中国博物馆建设提供了可参考的模式，文会的各种杂志“充满了与中国相关的所有学科的有用有趣信息，为使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馆员罗伊·安德鲁(Roy Andrew)曾在文会开展题为“鲜为人知的云南科考”的讲座。《大陆报》提议文会为儿童提供自然科学方面的公益讲座，并开放问答环节。除了报道文会的活动外，《字林西报》还关注文会的建设发展，敦促相关文化场馆的建设，并希望能够得到上海市民的资金支持，积极与当地社区建立连结。《申报》认为，文会对于促进中国科学传播、阐扬中国文化有重要作用，其“已成东南省唯一之文化机关”和“中国创立最久之文化机关”。美中不足在于，文会博物馆的藏品介绍仅有英文说明，对中国一般民众并不友好。以文会为代表的文博机构的受众范围相对较窄，不具备读写能力，甚至不懂英文的中国民众难以走进博物馆进行交流，造成知识共享的圈层断裂。
四、结语
1920—1939年是中国博物馆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代”。这一时期是国人自主建设博物馆的重要探索阶段，也是西方传入的博物馆观念在中国实现本土化的重要阶段，博物馆作为近代中国中西文化交会与冲突的接触地带，受到中外媒体的共同关注。
近代报纸与博物馆同样作为西方理念在中国的本土实践，成为中国与世界相互了解的重要窗口。《申报》收录了更多的以国人视角，体现中国知识分子在新旧秩序冲击与东西方文明对撞中对中国融入世界的探索。《申报》的报道一方面工具性地看待博物馆的作用，将其当作救亡图存、强化民族意识和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有人认为在甲午战争战败后，救国的首要方式不是靠文化，而是学习西方技术，这一点体现在作者们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上。他们借助博物馆的相关报道，有意识地区分中西文化，他们迫切地希望可以打破西方对中国的刻板认知与负面建构，发出振兴中华的强烈呼喊，希望以自主建立博物馆，主动参加国际展览会等形式强化民族认同，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由于缺乏专业记者与稳定的海外信源，《申报》在报道世界博物馆新闻方面略逊一筹。《申报》体现了国人迫切希望在全国各地建造博物馆的想法，对于博物馆如何传播知识的思考尚不成熟，有待进一步探索。
《字林西报》既在世界范围内有着广泛的新闻网络，许多新闻转引自路透社、哈瓦斯社、美联社等，又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支持下，享有在华独家采访的特权，配合在华传教士获取丰富的一手信息。相比于《大陆报》，《字林西报》的帝国主义理念更为鲜明，报道聚焦于宣传本国博物馆的理念，美化英国博物馆建设中的殖民色彩，突出其公共性的特质，促进英帝国秩序在世界范围的建立，弱化中国人创办博物馆的主体性和民族情感。《大陆报》诞生于美国从大陆扩张转向海外扩张的阶段。在“门户开放政策”的引导下，美国希望开拓一条有别于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全球扩张道路。处在拓展全球版图的探索时期，美国在华的扩张思想并不成熟，体现为新闻报道的暧昧立场。尽管表面上为美国人经营，《大陆报》实际上受到中国政府的资助，拥有直通中国政府高层的信源，受到中国官方决策与精英阶层的影响。《大陆报》更关心中国博物馆建设的细节和遇到的困难、世界对中国文化与艺术的浓厚兴趣，以及美国在中国博物馆建设中所做的努力，较为隐晦地传递美国的在华野心。不同于《字林西报》，《大陆报》具有较为鲜明的反日立场。在九一八事变后，《大陆报》集中报道中日在博物馆建设方面的角逐，如中国东北地区博物馆的受损与重建，以及日在华建立伪满洲国博物馆、在广州建立大阪贸易博物馆等，对战火中的中国博物馆抱有同情，对日本侵略者颇有微词。这也是由于美国担心日本在华利益范围的扩大威胁自身安全。
三份报纸的报道呈现了博物馆观念在中国的移植与本土化，如从古物私藏观念转向藏品对社会大众乃至世界开放，以及从古物收藏所到社会课堂与城市公共空间的转变过程；同时推动中国从被动卷入到主动与世界体系相连接，从被动劫掠藏品、由他者转述中国历史，到国人主动参加世界博览会，进行自我形象建构。不过，时人在策展思路方面以照搬西方模式为主，并未探索出自身特色。博物馆与近代报纸一同作为中西文化与新旧秩序的接触地带，是近代中国与世界对话的重要探索。
本文发表于《新闻与传播评论》2024年第2期
备注：全文引用及参考文献从略
周夏宇：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调查与评价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