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性批评:跨文化粉丝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亨利·詹金斯教授访谈
亨利·詹金斯 纪 莉 吴世文 张 琳 程筠瑶(译)
摘 要：本文是对美国著名传播和媒介学者亨利·詹金斯的深度访谈,尝试从英国文化研究的伯明翰传统出发,比较性地阐述其粉丝文化、参与式文化、大众文化、融合文化、流行文化、数字文化等核心概念。亨利·詹金斯将粉丝文化视为伯明翰文化研究的一种延续,在描摹各概念及其勾连关系的基础上,重点论述了这些概念从美国到全球的跨文化旅行,勾勒出文化研究中概念本土性和全球性之间的协商关系,凸显个体经验中的参与对粉丝文化的独特价值,为理解如何在跨文化传播中超越分歧、达成共识提供了一种可能途径,并展望人工智能与新技术对粉丝文化研究的影响。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文化研究;粉丝研究;参与式文化;接近性批评
对话者简介：
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教授出生于1958年,是美国著名的传播和媒介研究学者,现任职于南加州大学,此前于麻省理工学院任职十余年。他曾师从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从文化研究的视角重新审视流行文化,提出了参与式文化、融合文化、粉丝文化、文化消费、生产消费文化等众多概念。詹金斯著述颇丰,涉及流行电影研究、漫画研究、粉丝研究等诸多领域,影响力广泛,其代表性著作有《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Convergence Culture: Where Old and New Media Collide)、《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文化》(Textual Poachers: Television Fans and Participatory Culture)、《参与的胜利:网络时代的参与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 in a Network Era)与《在通俗文化中起舞:通俗文化的政治与乐趣》(Hop on Pop: The Politics and Pleasures of Popular Culture)等。詹金斯曾担任麦克阿瑟基金会(MacArthur Foundation)资助的“公民想象力”(Civic Imagination)项目和新媒体素养项目(Project New Media Literacies, NML)的首席研究员;他也是“融合文化联盟”(Convergence Culture Consortium)的创始人,该项目旨在于在学术研究人员和媒体行业之间架起桥梁,帮助人们重新思考参与式文化时代的消费者关系.
纪莉博士,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跨文化传播、环境传播、情感传播等,电子邮箱: jliwhu＠whu.edu.cn.
吴世文博士,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副院长,主要研究互联网历史、媒介记忆、健康传播、网络传播研究等,电子邮箱:724379855@qq.com
张琳博士,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副教授,关注全球数字资本主义背景下的劳动创业和社会公平、比较视野中的创新产业和平台政治经济学等,电子邮箱:lin.zhang＠unh.edu.
Q1:您的研究中流露出一种浓厚的文化研究传统,发掘了流行文化的积极面向,对于今天流行文化的研究具有开拓性影响。比如,大众文化被定义为大众化生产的文化,而进入日常生活的文化是流行文化。此外,大众文化为流行文化提供了原始素材(raw materials),让个体获得身份认同的资源变得亲近而丰富,并由此发掘了流行文化的积极面向与研究价值。这种研究是具有开拓性的,可以说,我们今天对于媒介流行文化的分析都受益于此。请问您的这种学术研究路径,是来自您作为“粉丝”对于主体自觉的自我发现,还是受到了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文化研究的启发?
亨利·詹金斯(以下简称詹金斯):我想先回答我从文化研究那里获得了什么。约翰·费斯克向我介绍了文化研究,我当时就觉得这些研究充满了解放的力量,令我激动,因为它们与我作为一个粉丝和研究粉丝的很多想法非常契合。我在研究生学习阶段,就对电影理论中的主体性理论感到不适。它将观众描述为被动接受的主体而非积极的受众,这与我作为粉丝的行为,以及我与其他粉丝一起对流行文化的参与和消费无法建立关联。
接触到文化研究的那一刻,我终于看到关注主体能动性的研究了,一种聚焦日常文化行为的意义与能力的研究。费斯克是在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的直接指导下开展研究的。通过费斯克,我阅读了所有关于亚文化的讨论,从而接触到威廉姆斯的研究。对我来说,最神圣的文本来自威廉姆斯,他说“文化是日常的”。每个人都能生产值得尊重与思考的文化。威廉姆斯坚持强调个体直接经验的价值,反对人们就坐在教室里提出理论主张。他说他在图书馆里感受到的阶级歧视比在奶茶店里感受到的还要多,并称之为“教室政治”。这些表述在我看来充满了真实的力量。我来自美国南部,在那里,进入研究生院求学的人更少。对我而言,威廉姆斯的表述与我的个体经验产生了直接共鸣。它仿佛是对文化做出了一种新的宣言。
当我进入亚文化研究的讨论中时,安吉拉·麦克罗比(Angela McRobbie)对伯明翰学派的科学客观性传统的批评也对我产生了影响。她提出了“我们可以相信粉丝的亚文化书写吗?”这个问题迪克·赫布迪奇(Dick Hebdige)则提供了思考亚文化风格、消费模式的路径,让我看到亚文化是一种关于思想和隐秘身份的消费实践与消费仪式。
但是,迪克·赫布迪奇并不承认自己属于他所研究的朋克摇滚中的一员。麦克罗比则从女性主义研究立场指出这是学术站位问题。文化研究关注公共文化中街头男性的问题、私人俱乐部文化的问题,也研究卧室中的少女文化、野小子文化等。麦克罗比指出,这也是在用男性的议题遮蔽女性的议题。所以,麦克罗比对此表示了拒绝,她希望大家关注“你如何知道你所知道的”这一问题,这是个体身份的认知问题。
在粉丝文化研究中,麦克罗比从两方面启发了我。首先,她鼓励我们关注粉丝。她和我都通过粉丝研究探索流行文化中亲密关系的空间问题。我后来非常关注女性如何成为粉丝的问题。其次,麦克罗比呼吁我们关注“我们如何知道我们所知道的”这一问题,这一点对我非常重要。
所以,“学者粉”(ACAFAN)概念就来源于此。我使用这个概念,首先就是承认我是某个封闭社群的一员,知道它的一些事情。我是涉入粉丝中的,而且对粉丝社群是可信任的。我会向粉丝社群的成员分享我的写作,了解他们的反馈,并进一步修改我对社群的书写。我的目标是尽可能用最清晰的方式表达这个社群。所以,一方面,我知道作为一个粉丝我知道什么;另一方面,我知道作为一个学者我知道什么。我有粉丝们没有的理论武器,也可以用好这些理论武器在封闭的社群和学术社区之间搭建起桥梁。我从不拒绝自己的学者身份,而声称自己只是个粉丝。我从学术研究中获得的,尤其是从文化研究中获得的东西非常重要,但是,我也重视粉丝的专业知识和在粉丝社群中的观察。
我这种研究立场被称为“接近性批评”,即近距离的、密切接触后的批评。“学者粉”要求我们有立场地写作。这一立场并不表示你完全成了一个粉丝,学者当然可以和粉丝社群有不同意见。它不是局内人和局外人的二元对立。我们从某种程度来说都既是局内人,也是局外人。但是,要尽力阐明这种关系。在学术写作中,我会更多地以自传的方式来阐释立场的复杂性。我坚信流行文化中不存在外部视角。流行文化的本质是对亲密关系和情感参与的需求。由此,当你在写作关于流行文化的内容时,你一定是有感触的。如果你说作为一个客观的研究者,你对研究对象毫无感觉,那你的研究肯定会失真,也一定相当糟糕。但是,如果你感受到了什么,在写作中对其加以粉饰,我们也应该知道你是如何写作的,被你粉饰的部分到底是什么。
Q2:从发展历程来看,1992年是粉丝研究诞生的关键时间节点。粉丝文化研究似乎在其后与文化研究传统分道扬镳,您是如何看待这一研究轨迹的?
詹金斯:1992年,我出版了《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文化》一书,卡米尔·培根·史密斯(Camille Bacon Smith)出版了《进取的女性》(Enter prising Women),丽莎·刘易斯(Lisa Lewis)出版了重要的作品合集《热爱的观众》(The Adoring Audigence),我们写的是与同人创作和情色等相关的内容,这些书都得到了一致好评。从那时候起,我们开始有意识地写作一种被称作“粉丝”的亚文化观众实践。那个时间被普遍认为是粉丝文化研究的诞生之时。
我们都在那一时期进行了关于粉丝的研究,而我们的研究显示,成为粉丝不只与消费有关,还涉及附属关系、文化生产、文化表达,等等。粉丝文化也有其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是一种和归属感有关的文化表达,不是一种被动的消费。它不是一种文化创意产业自上而下传递的文化,而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通过占有和借用文化创意产业的原材料而形成的文化。对我来说,这也是一种文化。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粉丝研究并不是与伯明翰文化研究根本决裂的,而是它的一种延续。例如,当谈论朋克摇滚乐时,我们需要承认
它是一种自下而上崛起的音乐形式,后来才变得商品化。又或者是我们谈论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所说的铁十字架时,年轻人戴着它,它是一个产品,但又不仅仅是一个产品,它还是年轻人不满、愤怒和挫折的象征。
在美国语境下,粉丝所利用的原材料虽然是一种产品,但也是女性反抗自己在文化表征中被排斥在外的一种象征,是关于男性气质的再思考,是女性对于被强加给她们的某些性别角色的抵制。因此,我不想将其简单地概括为“抵抗的亚文化”,我认为更准确的说法是将其归入斯图尔特·霍尔提出的“协商的亚文化”的范畴,因为对于主流的抵抗和接受始终存在。
此外,我无法接受把“粉丝”简单地称为“主流阅读消费者”的说法,但我也不认为粉丝都是抵抗者,因为并没有充分的证据佐证。“读者并非真实存在的,他们不会去观看,不会参与”的观点只是猜想;粉丝在某种程度上是抵抗的、质疑的,也是接纳的。他们因迷恋而成为粉丝,但又因为对其不满意而重塑商品文化。
美国文化研究的另一方面,是它比伯明翰学派更倾向于研究各种形式的大众文化。如果你看伯明翰学派中那些经典的研究,会发现关于亚文化的研究主要与流行音乐相关。但是,美国的亚文化研究被各种不同类型的大众文化所吸引。粉丝研究最初更多地关注小众媒体、科幻小说、奇幻漫画、超级英雄,而对音乐的关注不太多。
粉丝研究历史上也存在三种分歧,即体育粉丝群体、音乐粉丝群体和小众媒体粉丝群体,它们由不同的研究团体进行研究,这些团体正在学会彼此更深入地交流。在某种程度上,这重现了我们在高中时期经历过的差异,即受欢迎的孩子喜欢音乐,运动员喜欢体育运动,书呆子喜欢科幻小说。我们被吸引到直接触动我们的文化形式中,但这也导致某些事情会被忽视,可能在某种类型的文化表达中,我们既没有讨论,也没有互相交流。
我认为这是粉丝研究当前面临的另一个挑战,即需要推动不同群体之间的交流。作为一个不研究音乐粉丝的人,我很难谈论中国的音乐粉丝,尤其是偶像粉丝,因为偶像粉丝、动画粉丝的内部联系是不同的,在这种文化中,书呆子和受欢迎的人之间的分歧并不是核心问题。除非我们跨越这些分歧进行交流,否则我们无法真正开始并有效地在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中进行粉丝文化的交流,因为这些类别在世界各地有着不同的配置方式。
Q3:在您的研究中,参与式文化、文化消费、融合文化、生产消费文化作为核心概念,被不断在新的技术发展阶段反复应用于多种媒介文化的研究中。请问您是否可以对文化进行界定,对这几个概念进行细描,并解释概念之间的勾连关系。此外,在您的学术实践中,融合、参与、粉丝等概念如何完成了在全球的跨文化旅行?
詹金斯:雷蒙·威廉斯说:“文化是日常的,是整体生活方式的总和。”我认为,首先,文化关乎人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协商出空间。无论这种被制造出来的文化是政府部门的官方文化、精英教育机构生产的高雅文化,还是文化创意产业生产的商业文化,我们都需要在日常生活的世界和我们自己期望的世界之间探索一个协商的空间。其次,文化是造梦的场域,我们借助周围的原材料为自己想象其他可能性。虽然那些原材料并非我们原创的,但是我们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重新创造,使之成为我们自己的文化形式。这也涉及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的区别:大众文化是大规模生产的、广泛分发的、大规模消费的文化;而流行文化则是消费者与大众文化相遇后,对其进行重新创造,使其适应自己日常生活的文化。事实上,我的研究更多的是关于流行文化和参与式文化,而并非大众文化。
最后,文化可以被视为产生意义的过程,文化研究是研究意义如何产生的研究。正如约翰·费斯克所说,人类不会从事无意义的活动,我们会为自己不断地创造意义。如果我不理解一件事为什么有意义,这不意味着它没有意义,而意味着作为一个研究者,我还没有做足够的工作,来理解它对于那些参与其中进行生产的人们来说有什么意义。这是一种非常富有创造力的思考方式,因为它迫使我们不断向下深挖,直到我们能够理解它为什么有意义。在此过程中,不要满足于封闭式的答案,不要轻易下定论,而要深入思考,为什么它是有意义的?为什么他们会去消费那些在我眼中是剥削的或是肤浅的东西?他们从中获得了非常深刻的和有价值的东西,如何去解释他们基于此文化材料建立的情感利益关系、社会利益关系、文化利益关系?这些都是文化研究者需要研究的议题。
我将“参与式文化”定义为一种在社群网络情境下,借助民间文化的实践回应大规模文化资源的文化。19世纪的民间文化就极具参与性。我还会拿我的祖母举例子。她当时带领本地妇女将纺织厂剩余的边角布料缝制为“百家毯”。在此过程中,年轻女性通过跟随年长女性学习,掌握制作的技巧,她们也会互相学习,并在州立博览会上举办比赛。这是一种在工业制作规范之外的自主文化实践,虽然原材料来自原有的纺织厂,但用边角料缝制毯子作为一种文化活动,却是一种合作和表达的文化新形式。
但“大众文化”是工业化的、大规模生产的,往往将这些形式的文化工作排除在外;大众媒体也往往排斥报道当地文化主体的文化生产。在大众文化的边缘地带,正在快速涌现其他形式的文化生产和文化表达,“粉丝文化”就是其中之一。
粉丝开始将自己的创作逻辑作用于大众文化的原材料上,就像纺织工人将当地纺织厂的边角料用于自发制作具有民间文化特质的毯子一样。数字网络提高了这些文化实践的可见度,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这类文化实践,并广泛传播,让更多人看见文化实践的产品。粉丝文化也成了民间文化生产的主导形态。
综上所述,我认为这是一个正题、反题和合题(黑格尔辩证法思维)的关系,正题是民间文化,反题是大众文化,合题是参与式文化。不过,粉丝文化并不是唯一的参与式文化形式,人们还可以探讨手工制作文化、游戏文化等其他形式的参与式文化。只是对我而言,粉丝文化是我选择投入大部分精力的研究领域。
从全球传播角度看,如今重要的叙事都来自多媒体和跨媒体,“融合文化”是一种应对叙事的文化过程。粉丝们借助多种方式来整合信息、共享知识和解决问题,在不同媒体之间的交汇地带创造出新事物。这也是融合文化与粉丝文化的交叉之处。“生产消费者”这个概念我并不常用,虽然人们用它来概括我的研究。
这些概念确实进行了跨文化的旅行。要让某种事物能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它必须要与接收方所在地的人们产生共鸣。以《越狱》(Prison Break)在中国的流行为例,我认为或许是它强调的兄弟情谊主题深度契合了中国的儒家文化,这一点是这部剧在中国市场比在美国市场更成功的深层次原因之一。在现实生活中,粉丝们选择观看某个剧的同时,也在为其赋予新的意义,并在此过程中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由此,思考中国的粉丝文化时,要注意到独生子女一代的存在,关注他们对于建立情感联结的需求,还有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和人情社会的转型。
粉丝圈是人们彼此间建立起强烈情感联结的空间。一个粉丝曾告诉我,她愿意信任她在网络上的同好粉丝们,但她并不会在生活中轻易信任身边的同学和同事。这种信任的力量是强大的,流行文化资源正在被当作一种共享的文化资本,用以推进中国年轻人之间友谊和信任的建立,其中一部分文化资源来自其他国家,且不是偶发的现象。我认为,在世界各地都能看到一种“流行世界主义”,即通过与来自其他地方的流行文化建立联系,来逃避自己文化中的狭隘主义,这是欧洲文化精英主义之外的一种基于共享文化资源。
建立起跨国界联结的渴望。在如今的中国,这种跨越边界的联结有了新的承载形式,例如,好莱坞系列电影或是日本独立漫画建立这种联结的过程伴随着文化协商的发生。例如,你如果仔细观察泡泡玛特的货架上并排摆放的迪士尼公主,会发现它们眼睛的设计风格迎合了中国市场的喜好,以至于我几乎认不出那里摆放的迪士尼公主。它们从眼睛到服装的设计风格都展现出独特的中国式的可爱形象,这与日本式的可爱形象有着明显的区别,也迥异于美国式的审美风格。以泡泡玛特这一流行商店的设计风格为例,它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并正努力构建起一个设计风格能被中国市场接纳的文化协商空间。
我所提出的概念在全球的跨文化旅行中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我认为,“参与式文化”的概念以不同的方式在世界各国引发共鸣;“跨媒体”的概念因涉及“融合文化”的概念和许多国家的跨媒体项目,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讨论;“跨媒体语言”已经被纳入了全球各国政府对艺术的支持。
在商业经济、国有经济或公共服务经济中,跨媒体的运作方式有所不同。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跨媒体模式、跨媒体组合、跨媒体底层逻辑和目标。但跨媒体提出的核心问题是:我们如何在内容生产和消费的场域中组织各种媒体之间的关系?这个核心问题无处不在,并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共鸣。在我这次访学中国的过程中,粉丝问题被广泛地关注和谈论。但是从全球范围而言,跨媒体的问题会被更多人提及。
通常来说,能够进行理论旅行的概念或最具理论抽象性的概念,往往可以很容易地被应用到其他语境中。虽然我的很多研究都是基于具体案例的,概念只以特定的方式广泛地融于其中,但令我惊讶的是,其中一些概念会在全球范围内被采纳。
不过,这些概念源自我对于美国流行文化研究的密切参与和深度互动,而我本人其实并不具备全球其他地方文化的专业知识,虽然我对此充满好奇心和兴趣,并试图了解当地评论家和学者的声音。但归根结底,对于中国流行文化,我仍然了解得不够,只能做泛泛而谈的理论化表达,我期待中国学者能开展自己的研究,借助他们的经验来检验我的概念,深入挖掘并与我分享他们对流行文化和粉丝文化的洞见。
当然,即使是我的理论,我也没有资格去评判某个概念是被滥用的,因为它有可能只是被挪用和被重新赋予意义。“滥用”的前提是我有权利要求他人忠实或者完全按照我创造的方式来复制我的信息,但从信息编码到解码的过程来看,我认为这个前提并不存在。因此,并不存在滥用的问题,虽然某些概念在其他文化情境中的使用方式会让我感到惊讶,但这也让我对自己的研究有了新的认知。
如《文本盗猎者》那本书,它问世已经三十多年了。它并不是基于当时美国粉丝群体的准确描述,阅读它的人需要结合现实来重新理解书中的内容,不仅要结合中美语境的差异,还要看到20世纪80年代和现在的时代差异,这种阅读调适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我并没有写关于偶像文化的内容,因为我既不是音乐迷,也不是探究音乐迷的学者;不过,中国的读者和研究者正在应用这本书去思考音乐,这意味着我们某种程度上正在将这本书的特定内容剥离出特定的语境,以便展开更广泛的探讨。
正如我之前说的,这本书难以既成为粉丝文化的一般性理论,同时又能对特定文化社群展开具象化的描述。我个人认为,它更适合作为对特定社群展开具象化描述的书而为人所读;但如有必要,它在中国也能被用作检验粉丝文化的一般性理论。我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起点,但不能止步于此,它需要被更新和修正。这方面,西方的粉丝文化研究和日本的粉丝文化研究存在显著的差异。日本学者的作品侧重于从后现代主义而非文化研究的前提出发,例如东浩纪(Hiroki Azuma)的《动物化的后现代:御宅族如何影响日本社会》(Otaku:Japan’s Database Animals)一书。日本的粉丝文化研究者经常假设意义在被生产的过程中存在缺失,但通常这是基于想象的和表层的。
他们也常沉浸于内疚感中,并不完全承认自己也是粉丝。事实上,我和日本学者交谈时,明显可以看出他们是粉丝,但他们并不以粉丝的身份撰写文章。他们没有经历过那种“粉丝者”的支持,他们通常也没能从自己的社群中获得力量和自豪感。他们从羞耻和内疚出发,这是日本文化的特色。我认为这些羞愧色彩也影响了他们的写作,这也是西方和日本的粉丝文化研究产生分歧的出发点。
我欣赏那些作品。但它们与我们在美国做的研究并不相似,因为它们没有进入伯明翰传统中,而“粉丝者”作为一种赋权话语和粉丝女性主义为我们的研究增色不少。我曾说过,中国情境下的问题最好由中国学者来研究,而不是由我来研究,中西存在着不同的经济体系、精神文化传统和政治环境,不能简单地将这些概念套用在中国情境上,这些概念一定是需要不停地被审视、被测试、被质疑和被探索的。
Q4:您的表述让人清楚地看到了“学者粉”进行“接近性批评”带来了具有相对解释性的概括与现象的概念化,我们可以用下面这张图(见图１)描述您的概念图谱吗?
詹金斯:这张图比较接近我的想法,但我们很难借助一张图来完全呈现概念间的图１詹金斯核心概念关系图不同关系。我的研究中最重要的概念是“参与式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参与式文化存在于“大众文化”(mass culture)和“文化”(culture)术语之间。“粉丝文化”(fan culture)是参与式文化的一个子集,而参与式文化是文化的一个子集,但大众文化不是参与性文化的子集,大众文化是创造粉丝文化的原材料。
大众文化在这里是中立的,但人们需要区分文化的生产和文化的消费。参与式文化是被消费的文化;而大众文化是由文化产业大规模生产和销售的文化;流行文化指被接纳进粉丝或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的文化。文化的生产和文化的消费中也涉及一种选择行为,必须考虑到大众产业提供的文化产品具有选择性,其中许多产品被拒绝,许多产品失败了,人们对其中哪些元素感兴趣也存在选择性。例如,《权力的游戏》(Game of Throne)的中国粉丝对龙的关注较多,但印度粉丝却只对琼恩·雪诺(John Snow)和那个从下层逆袭和争夺权力的私生子感兴趣,这体现了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选择性。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协商和选择的过程,即当一件大众文化作品被引入时,它会如何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我对于大众文化如何成为流行文化的过程很感兴趣,这也是从约翰·费斯克那里学到的。
在我的学术写作中,欧洲的文化精英主义常常困扰我,我在亚洲总是感觉比在欧洲更为自在。我对于日本、韩国和中国这些国家的新兴流行文化和美学始终保持一种探索的开放心态;我在印度也感到很舒适。我和这些文化更加亲近。
Q5:在数字化技术如此发展的今天,数字化文化似乎成了一种压倒性范式,又成了一种新的霸权的来源。广袤的数字文化中,被保留、被关注和被记忆的数字化流行文化也可能仍然是某种类型的文化样本,是经过了商业化生存、政治化筛选、道德化规范而侥幸存活的文化样本。它依然可能成为一种结构性文化,带来固化的文化样本,甚至更容易因去地域文化而获得全球商业的青睐。您是否对此有所担忧?
詹金斯:这涉及“参与媒体制作和运营”与“通过媒体进行参与和互动”的区别。就“参与媒体制作和运营”而言,我们对影响日常生活的社交媒体平台政策毫无发言权,无论是技术层面还是组织结构层面,我们都没有能力将社交媒体平台塑造成符合我们自身需求的形式。“通过媒体进行参与和互动”则不一样,以“美国占领运动”为例,我们追踪了占领参与者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上万个视频,这些视频的存在使得“占领运动”得以发生。你在福克斯新闻上是看不到这其中的任何一个视频的。
由此,虽然两方都受到公司管控,但各自的管控方式却很不相同:福克斯新闻公司控制着内容,并决定哪些声音可以被听到;而对谷歌公司而言,让每个人都能使用YouTube传递各种信息符合谷歌的经济利益,除非受到政府压力,被要求关闭某些声音,否则谷歌不会主动这么做。
所以,至少从公司管控层面来说,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个人表达自由度较高。除国家管控之外,这些社交媒体公司并没有限制我们通过社交媒体传播革命性信息的能力,电视网络却有所不同。当然,社交媒体公司也从这些革命性信息的传播中找到了盈利方式,它们会对其加以修改,也会在视频中添加广告。今天,革命性信息正在通过数字技术传播,其中也存在着草根形式的传播;这种传播远比早期的互联网倡导者所认为的更迅猛,商业化也在持续跟进。
因此,我认为需要梳理信息内容与传播实践的盈利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和矛盾。尽管这种参与式文化会被用来牟取暴利,但参与式文化仍然很重要,仍然能产生影响,并以某种方式成为主流文化之外的替代性选择。更何况比起以往任何时候,当下,这种参与式文化的范围更广泛,规模更大,传播速度也更快。我们生活在一个更有参与性的文化中,更多的人能在比以往更广泛的范围内制作和分享媒体内容。
在21世纪的媒体权力斗争中或是参与条件的斗争中,谁能够参与?我们如何参与?我们参与了什么?哪些信息会经由我们的参与被传播出去?不是说“参与式文化解放我们所有人”之后,这些就是必然会出现的结果;事实上,这是一个不断围绕我们参与的条件而进行的斗争。
当然,对于参与,在我们谈论“媒体参与”或“通过媒体参与”时,好像只要是在媒体上进行的网络活动都等同于参与。尼可·卡朋蒂尔(Nico Carpenter)和我一直在争论这个问题。我们试图完善和深化彼此对“参与”概念的理解。尼可认为,在参与式的结构中,权力的品质非常重要;而我认为,重要的是激发对权力平等的追求,即人们需要感觉到我的声音很重要,别人在意我的贡献,认可我有能力作出贡献,这些都是参与的关键特质。文化是否必须在完全平等的前提下才能成为“参与式”的,或者说更值得被探讨的是在不同的模式下有多少“参与”的空间?人们如何理解他们在这种体系下的参与?哪些问题更重要呢?
我们正处于媒体快速进化的时刻,我希望人们对此有一个相对灵活的定义,但这个定义能够让我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和问题进行提问和描述。我和尼可已经达成共识的是:带来互惠、平等和民主的基本期待是衡量参与的基本标准。
目前,人们普遍关心平台上的文化参与问题。我认为,我们在平台上的许多行为和活动并不是真正的参与。这里要区分“互动”和“展示”。“互动”关乎技术的一致性;“参与”涉及社会和文化实践。互动是预先编程的,就像计算机游戏是互动性的,游戏软件控制着它行动的范围和执行的操作。例如,当我玩游戏时,一开始,我并没有参与感;只有当我与其他玩家组成团队并各自分工,且有多种具有文化意义的选择时,我才更多地向着“参与”而不仅仅是“互动”的方向发展。如果我为游戏制作并分发游戏皮肤,那么,我在游戏中这种对于“我要生产什么样的资源”以及“使用什么样的经济模型进行分发”的选择,才算是向着“参与”的方向发展。
参与是文化层面的,我们在离线环境中所做的许多事情也是参与。例如,和别人社交和对话也是一种参与行为。“参与”在某种程度上也涉及我们如何对某类活动加以评判,当我们认为某类活动为“参与”时,也需要关注这种“参与”在何时是有价值的,“参与”在何时是符合伦理的。
以华盛顿特区发生的叛乱事件为例,我们称之为“参与式文化”的各类方法机制,它们以一种极端反民主的形式来封闭其他人的参与途径。我认为,让别人沉默和阻止他人表达观点的参与并不应当被视作好的参与,但我不希望将其纯粹地定义为意识形态问题。它之所以是一种糟糕的参与,并非因为它是保守派与自由主义的观点之争,而是它让其他人保持沉默。
从这个角度上看,“文化抵制”通常也是一种破坏行为,无权势的人以“文化抵制”为工具,抨击那些逍遥法外的权贵人士。我不想完全排斥“文化抵制”,因为它曾是无权势的女性用来对抗哈维·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被指控性侵的好莱坞电影制片人)的工具。它被用于让与你意见相左的人保持沉默,虽然它属于保护机制,也是一种文化类型。我在努力细化“参与”的概念。因为,的确,概念变得泛化时,会失去解释力。但在我们完全理解它们之前,我不愿意抛弃这些模型。
Q6:在参与式文化和粉丝文化的交合之处,如何表达出参与的意义和价值很重要,这也需要我们在跨文化交流和翻译、创造性和批判性的应用上付出努力。您提到在美国语境中,研究焦点主要是性别和身份政治。近期的粉丝研究也会涉及种族问题,例如将中国或亚洲作为一种新种族的概念。然而,将这些概念应用到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则有很大不同。在美国媒体研究的讨论中,发现种族和性别政治的问题很重要,但这也遮蔽了全球差异的存在,存在跨文化传播的张力。您如何看待您的研究与伯明翰文化研究在种族问题研究方面的差异,如何理解身份政治与性别政治在美国粉丝研究中的重要性?
詹金斯:美国的文化研究是基于伯明翰学派的研究的,但是改变了重点。部分原因是,在美国社会中,阶级问题不如性别、性向问题那样显著。这并不是说阶级不存在,而表明它是一种更加微妙、更难以把握的事物。但在英国,阶级显然是被考虑的第一个因素,因为它是最明显的因素。
美国文化研究是从关注性别和性向开始的,最初也没有足够多地涉及阶级问题。斯图尔特·霍尔撰写黑人流行文化方面的理论时,我们在美国开始了粉丝研究。一个不幸的损失就是,我们如果一开始是以霍尔的研究为核心,也许现在有大得多的进展。
在性别与形象的研究轴上,近年来,蕾贝卡·万佐(Rebecca Wanzo)以及其他学者开始推动我们对于种族问题的理解。我认为,这是当前美国一场至关重要的斗争,不仅存在于美国文化研究领域,更具象化地存在于我们在粉丝研究中试图解决的种族问题和全球化问题。
我们正努力在这两个方面迎头赶上。我们长期以来关注的焦点是性别、代际、性取向等方面的研究,忽视了种族和全球差异的研究。但阶级问题在美国文化研究中仍然很少被讨论,我们仍然不知道如何谈论阶级问题,这也是我认为需要回到伯明翰学派中学习的地方。
我已经越来越多地开始思考种族问题在我的研究中的地位。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认为这不是我应该谈论的事情。作为一个来自美国南方的白人,我能做的最好就是在种族问题上保持沉默,并培养一代又一代有色族裔的年轻学者来从事这项工作。但我渐渐意识到,最糟糕的白人特权形式就是享有不必讨论种族问题的自由。作为白人,我们可以选择不谈论种族问题,而其他人则必须承担起种族问题的所有重担。
我们必须涉及种族问题,并找到一种方式,无论那多么让人不舒服,也要去探索白人性的形成、南方黑人的本质,并将黑人的声音、黄种人的声音、红种人的声音、土著人的声音都纳入对话中,这是我们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白人性普遍化并将其作为理解世界的方式,我们必须超越以美国、以英美文化为中心的观点,以了解全球的相似、差异与连续性,以及粉丝群体的运作方式。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在博客上试图汇集更多的声音,讨论全球的粉丝文化和跨文化的粉丝群体。我也花了很多时间试图了解中国的粉丝群体,“AO3”被封禁时我刚写了一篇关于“AO3”的文章,当时《文字盗猎者》在中国出版不久,中国媒体希望有人对此发表评论。
自从2008年以来,我没有来过中国,也没有深入研究过粉丝群体。所以,如果我要参与这些讨论,我需要来到这里,倾听和学习。这也是为什么我这次来中国发表演讲的原因,实际上,我更多的是来倾听,而不是来发言的。我希望能够来中国学习更长时间。我对这种参与非常感兴趣,这对我个人来说非常重要。但我也想去韩国和日本。我希望能在南加州大学组建一个关于东亚流行文化和粉丝文化的研究小组,与东亚的学者和学生进行交流,并能够对这些问题有更深入的理解。对我来说,这是前进的方向。
作为该领域的领导者,我可以为此作出贡献。但我不能亲手写完整个领域的论文,因为我想推动年轻一代人的发展。去年,我在博客上举办了全球粉丝盛会系列活动,来自45个不同国家的年轻学者共同讨论了粉丝群体及其研究在各自国家的情况,促进了彼此间的交流。通过这个活动,也涌现了新的论坛、特刊和其他形式的发表,因为人们找到了彼此,也开始探索相关的问题。作为该领域的资深学者,我认为我可以促进这种探索。
从许多方面来说,我们重新回到了伯明翰的工作小组的模式,但更多是通过网络技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我很信赖这种模式,并试图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复制它。我曾参加过斯图亚特霍尔在伊利诺依大学香槟分校(UIUC)文化研究会议上的演讲,他谈到了伯明翰学派的形成,以及不同背景的教员、妇女和少数族裔如何共同推动文化研究议程。我非常钦佩伯明翰学派这种知识生产的模式,我总是被自下而上的、边缘化的知识所吸引。我在南加州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们也是一群与众不同的人,他们染着绿色或紫色的头发,穿着特别,他们是一群具有非传统思维、能提出非传统问题的年轻人。
我也非常钦佩伯明翰学派的运作方式,以及它作为开放大学和致力于将知识传播给非学术专家的承诺。“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对我思考自己的工作方式非常重要。我尝试以博客、广播等方式来履行教授的职责,回到“教授”这个词的本义。“教授”是一个宣扬者,是一个让知识为人所知、传播知识的人,而不是创造知识、垄断知识并让人们付费获取知识的人。我致力于使知识易于被人们获得,并自由地为所有人所知。我致力于推进这个项目,并致力于训练我的学生投入到这个项目的实践中。
我们一直在通过公民想象力项目推进这方面的工作。也许我们可以称之为一个集体想象力项目。“公民”一词的目标是确定想象力的共同要素,学会共同想象,并探索理想的未来可能。
我们在美国各地以及世界上许多地方召开了研讨会,聚集人们一起想象未来,想象一个外星球上的理想社会,或者想象一个26世纪的理想社会,想象的内容具体取决于当地文化中最适合的情境。这种研究模式为人们创造了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即使是在当前可能存在根本分歧的人,也可以保持足够宽容的态度,讨论我们需要达成的共识,以求生存。
比如,我们将特朗普的支持者和民主党人聚集在同一个空间,讨论为了生存需要达成的共识。我们在西弗吉尼亚山区的两个小镇举办了一个研讨会,这两个小镇正在逐渐变成21世纪的鬼城。它们曾经是矿业城镇,但因抵制煤矿开采关闭了矿山;它们曾经是大学城,但大学也关闭并搬走了,因此,它们逐渐衰落了。正是这种冰冷的现实、经济的衰退和人口的下降使得这些小镇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它们原有的居民流失了,它们被国家和政府抛弃了。其中一个小镇的市长是一位年轻的女性民主党人,另一个小镇的市长是一位年老的白人男性共和党人,他们共同参加了这个研讨会。
我们在一个空荡荡的大学图书馆举办了活动,图书馆里已没有书,我们只是摆放了几把椅子,度过了思考理想未来的一整天。在绝望的那一刻,我们发现不存在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的区别;那一天结束时,我无法告诉你,谁是自由派,谁是保守派,他们关心的都是生存。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对达成共识的渴望非常强烈。这是共识,而不是霸权。他们并不试图压制观点不同的对方,只是在问:我们能在哪些观点上达成共识呢?
我们可以推动事情向前发展,这并不是一种被强加的共识,而是一种迫切要求达成的共识。我认为,在环境政治方面,这可能是世界面临的现状,例如贫困问题和其他许多问题,我们需要找出共同努力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我认为,文化研究在干预模式下有能力做到这点。公民想象力模型为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我们如何想象世界?我们如何确定共同的价值观来进行想象的行动?创造世界是其中一种工具,重新整合故事是另一种工具,还有其他工具。但我认为这项工作非常重要,这是我在超越批判阶段,进入倡导和干预的阶段。
Q7:我们进入第二个担忧的面向,那就是数字文化的模式化问题。它丰富而多元,但是元叙事又往往极其简单与粗犷,因此才会出现您所描述的“既让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又无法满足所有的兴趣”的创作动力分析。然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ChatGPT的自我进化对模式化的文本创作与生产具有更大的生产力,这种技术革命能否成为消解流行文化、粉丝文化原创性与参与性的决定性力量,将粉丝通过参与而形成自我身份认同的路径以虚拟化身替代?
詹金斯:人工智能的模仿是杂乱无章的,它不能推动变革。就像类型产品一样,它们一定程度上需要遵循特定的公式来使产品被理解,但它们也需要一定程度的创新才能变得有趣。类型创作始终是公式与创新之间的平衡,AI虽然可以生成公式,但无法进行创新。我认为优秀的粉丝创作仍会立足于此,实际上,它们具有一种深度的分析和独特的表达方式,而粉丝们能够分辨出其中的好坏之别。因此,我认为粉丝们普遍不会将AI生成的作品视为优秀的粉丝创作。
AI的易操作性并非粉丝在寻找作品时需要的东西,它反而会使事情变得混乱,使人们更难找到他们想要的作品。但我不知道它最终是否会扭曲可能出现的创新。当AI作品被引入草根的写作社群时,会消耗更多时间,因为需要粉丝付出更多的合作和努力,才能找到真正的好作品,并将其推荐给其他人。粉丝们有自己的一套分辨作品好坏的方法,AI带来的大量垃圾作品会浪费人们的时间。
商人是否会倾向于复制粘贴粉丝创作的作品?例如将原作者的名字换成一个新名字。我听说这种现象在中国经常发生,粉丝的作品常常会被盗用,然后被出于商业目的重新标注,这也耗费了很多时间。这个问题也更多地涉及商业因素对于草根写作社群的干预,而不仅仅是技术因素。
Q8:关于研究方法,数字化流行文化研究中,由于研究对象过于庞杂,主体经验极为丰富,甚至短暂、易逝,使我们对其开展研究存在诸多困难。请问您对于面向未来的数字化流行文化研究方法方面有什么经验与建议?
詹金斯:这里要提到“网络民族志”(Internet Ethnology),即利用数字工具作为调查的起点,来识别文化内部的趋势和模式,在数字工具中搜索节目的名称,就会找到相应的结果。当我为准备讲座而寻找案例时,我经常借助它进行广泛搜索,也发现了许多给我启发的有趣现象,例如了解到粉丝社区中正在发生的事情和普通观众对于节目中厨师的反馈。但如果仅止于此,研究就会显得相当肤浅。但它作为一个起点和一种探索工具是非常有用的。我借助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方法来揭示实际发生的情况。我发现冲突时刻常常是最丰富的挖掘点,这并非因为我想暴露丑闻和敌意等,而是因为当社群内发生冲突时,社群必须找到一种解决的方式,来回归到最初的规则上,这需要先描述社群已经达成一致的地方,然后识别和分离意见不合的地方。冲突时刻是社群对自身实践最具自反性的时刻。通过观察这些时刻,我可以推动社群内部就共享价值观和规范展开对话,深入理解争议的解决过程,并从那里展开进一步的访谈。《融合文化》一书中的《拆穿幸存者:知识社区剖析》(Spoiling Survivor:the Anatomy of a Knowledge Community)章节,就是结合了粉丝社群内大规模辩论内容的质性分析和乐队领导者访谈的混合研究方法,这也为我观察的情况提供了背景洞察。我发现这种借助网络进程来发现和深入挖掘的方法是非常有用的。
东亚文化正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崛起并引起广泛的关注。我的预测是借助大众文化的全球化粉丝方式,它们从边缘逐渐走向主流。土耳其电视剧社群和中国电视剧社群是我观察到的两个正在发展中的粉丝社群。随着时间的推移,大概10年到15年之后,它们将为更多主流观众铺平道路,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但是,正如我前面所说的,这需要我们进入并接近,观察与参与。这是我期待我的亚洲同行完成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