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21日上午9时，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毛湛文老师应中心邀请，在中心331会议室举办题为“灾难救援事件公共传播中的信息灯塔”的学术讲座。讲座由中心研究员吴世文教授主持，中心主任单波教授、研究员彭增军教授、肖珺教授，以及30多位学子来到现场
图1 毛湛文教授讲座现场
2021年7月，河南地区发生特大暴雨灾害，让全国的目光聚焦在中原大地。其中，一份命名为“待救援人员信息”的线上文档在网络传播，刷屏朋友圈。不计其数的“共享文档”化身为“互助文档”，汇总信息、连接虚实、沟通官民。毛湛文教授基于此分享了其研究团队所完成的两项研究，分别从媒介物质性的微观视角和技术人道主义的中观视角出发，思考互助文档如何与自组织行动勾连、协调，在高效的公共传播中助力救援的。
一、界面中的操作性书写：一项基于互助文档的自组织行动机制研究
之所以要关注互助文档的物质性，是因为从用户的使用层面入手，互助文档以“界面”，这种能够组织信息、呈现信息、联系时空并且在获取信息过程中建构人类经验的形式呈现，原本空白的互助文档逐渐被信息填满的过程即为一种在网络界面中书写的过程。因此，毛湛文教授提出，从媒介物质性的角度出发，互助文档“界面的操作性书写”之特性是如何与自组织救援行动关联的？文档的技术逻辑如何嵌入在线救援的社会逻辑中？
这项研究以行动流的演变特点为出发点，对互助文档的物质特性以时空更迭状态为序进行操作化定义，划分出存在、持续与延伸三条并行的发展路线。
毛湛文教授认为，从存在这一路线上来说，互助文档经历了从基于“脚本”的选择到媒介组合的转向。互助文档作为技术物在被上手之前就已被“铭刻”（in-scribe）进包含对未来使用方式预设的特定的“脚本”（script），告知人们应如何想象和使用它们。这一具有模块化和可编程性特征的信息交互界面，在信息泛滥的情况下建立起临时的统一信息整合平台，将交流中无序零散、处于混沌状态的信息打捞起来，录入模板并进行有序组织。互助文档的操作由信息搜集－联系求救者－联系救援人员三个环节组成，但这条路径并非仅依靠互助文档实现的。技术物从来不是单独的媒介，而是一个由众多媒介共同组成的媒介网络，自组织行动要依赖特定的“媒介组合”（media ensemble）（包括互助文档、群组、社交媒体平台）才能开展。一整套媒介组合在救援之中“各司其职”，与日常生活中的随机使用拉开了距离。
从持续这一路线上来说，我们应当关注互助文档的拓扑时间与个体的不良时间问题。互助文档的“查看修订记录”功能通过记录信息的叠加与筛选分类呈现出救援的拓扑时间进程。文档中已被救援的信息仍会留下求救信息本身及其已获救的痕迹，便于后续核实的开展；每个尚未被解决的求救信息都会被定期持续跟进。时间成为马诺维奇笔下的“一种可供观察或可导航的东西”。而当聚焦于每个志愿者的微观时间性（microtemporality）时，我们发现大多数人从事的“都是零碎的时间就可以做的工作”，预示着处于碎片化、原子化与无序化时间状态之人的每一处空闲时间点都被投入到文档的完善工作中，个人的时间成为韩炳哲所言的崩塌的、无方向的、忙乱飞奔的“不良时间（dyschronicity）”。
从延伸这一路线上来说，互助文档的应用可以被视为一场虚实相交的空间体验。与线下填写纸质文档相比，互助文档使人与人的交流消除了具体的身体形象，通过远程在场替代了具体的时空在场，通过连接性的互助文档实现移身感（transportation）的“媒介在场”。除了数字ID的志愿者，求救者传递的信息被根据地理位置邻近程度、求救紧急程度进行排序与编辑，转化为空间共时结构，在网络界面上搭建起时空之域。对于屏幕前的志愿者们来说，线上的救援不同于在真实灾区中付出体力劳动的救援，但搜集、筛选、联络等工作同样需要强烈的精力与情感投入，他们在整个救援过程中持续经历着向现实空间的延伸。
基于以上研究，毛湛文教授总结道，如果说以往操作性的书写平面具备的全局性、非线性和创造性功能是一种机器的语言，以变量、公式、计算等方式将数据文本组织起来，那么网络界面增添的连接性则使人的角色更为突出，以人的联结、情感、经验为界面的操作性书写加入文化与社会元素，从而实现了机械无意义与人类有意义的结合。互助文档之“互助”离不开人与人的交互和连接，同样也离不开技术物在其中提供的书写与创造功能。
然而，需要反思的是，个人时间的消散、肉身健康受到的损害、无法直接标注求救者所在地的实际危险程度的困难、不同的自组织之间可能存在不易察觉的竞争关系……这些冲突与问题一方面将作为媒介基础设施的互助文档从“不可见”状态变为“可见”，另一方面将现代性确立的“人的尺度”转变为“人-机耦合的尺度”。
二、作为信息灯塔的新闻组：技术人道主义视角下灾难事件中的公共参与机制
对于在线文档的管理来说，新闻组以脱产或半脱产状态进行志愿活动，完成了高度组织化地文档编写核实工作，并不断进行招募扩张与重组活动，通过严密的管理分工确保在线文档不间断地进行填写更新和传播。在外部现实救援端与新闻组内部运行端之间，呈现出了“疏”与“密”之间的行动张力。据此，毛湛文教授将视野转向中观乃至宏观层面，从技术人道主义视角出发，提出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在灾难事件中，为什么技术人道主义的实现不是靠复杂组织而是由极简程序和技术架构完成的？为什么简约技术可以唤醒深厚的动员力量？如何反思灾难救援和公共参与中“技术”的角色？
毛湛文教授指出：首先，在技术可供性前提下实践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互助文档新闻组具有快速组建与解散、低准入门槛、分布式协作、多中心、易分裂等基本特征。但智能手机、在线文档与人所构成的“分布式认知”下的新闻系统与社会现实有着更深的勾连，其组织形态受到互联网技术逻辑更为复杂的影响。
互助文档的实践经历了从个体单元到复杂系统的转变。对于新闻组中的个体参与者而言，他们原本并不具备任何专业属性和信息储备，通过对实时在线文档表格的共同“铭写（inscribing）”与虚拟与现实双重实践的具身“归并（incorporating）”，能够趋于自发地、自适应地进入自身角色之中。这种卷入和在场可以用三重比喻来形容。第一是“链条”，一环套一环的流程自发地形成并使得整个内容生产工作稳步开展，但同时也造成了环节之间可能存在的断裂和沟通不畅。第二是“蚁群”，每场灾难救援中都存在不止一个新闻组，平行时期各新闻组之间、新闻组内部随时存在的非平衡演化都可能造成组织的运转障碍、外部资源的错置、挤占、浪费等可能的沟通风险。而“灯塔”的隐喻则更为贴切，它体现了新闻组运作的实际目标和功能，即填充信息的空白，解决救援中的信息差，通过操作性书写来照亮救灾信息的盲区。
在“致密”的组织内部，生成、自治与扩张时刻发生，组织规模小而精，短期效率高于其他传统救援形式。而在“疏松”的组织外部，新闻组的功能优势不在于组织的无限壮大和无所不及的精准触达，它并不具备对全局的决定性和掌控力，而是协同社交媒体环境中更广泛的社会力量，作为“向导”指引人们对灾难事件的正确关注。它并不是锚定于物理空间的某个组织实体，而是在网络空间中使灾难变得“可见”的信息光源。
由是，从技术人道主义出发，在深刻反思技术背后可能存在的自动化控制、人性的异化与伦理的危机之余，更要看到简单的、传统的技术物在与人类行动者的实践关系中可能存在的行动张力。技术向善取决于人，更取决于人与技术良好实践关系的持续探索。互助文档新闻组背后的技术，卷入到一次次救援实践行动中，为灾难传播与公共参与带来了积极的面向。我们可以将这种积极的实践面向称之为信息灯塔，揭示技术所实现的有别于某种非人道主义的技术控制与技术裹挟之外的“与人性共生”的可能机制。
最后，毛湛文教授反思说，在今天的数字文明之后，我们或许会进入更高技术的文明之中，但任何的技术文明，其最终的发展方向仍然需要纳入人类文明，在此意义上，“智能文明如何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人道救援中技术的道德化标准”等问题，将成为有待追问的问题。
讨论
图片图2 讲座交流现场
（从左至右，从上至下分别为：沈帅、李龙腾、刘沛彤、彭增军教授、吴世文教授、单波教授）
沈帅（武汉大学本科生）：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毛老师，第一是研究是否将老年群体纳入研究对象的范围，关注老年人的在线文档使用与需求；第二是上传信息到在线文档是否会存在泄密风险？
毛湛文教授：在我们的研究中也有关注到老年人在使用在线文档时因技术鸿沟存在的种种障碍，但更多的是从志愿者分工的视角切入，很多的老年人缺乏网络求助的能力，但他们会借助于周围的青年人或社区工作者、志愿者等中介化的力量一同完成信息的编纂。
而关于个人隐私的问题，这与刚才谈到的可操作性书写中的编辑权威问题有关，在线文档的更新速度非常快，不仅有专人对无用信息进行清除，自系统也是具有自净化功能的。这种递归的过程中会接纳偶然性，排除偶然性对自系统的影响，在二者的平衡中完成自净化。
李龙腾（武汉大学博士生）：志愿者会使用共享文档这种技术形式从事到救援活动中去，您刚才提到，在人口统计学特征上来看这些志愿者大多是大学生、青年人，研究是否关注到他们从事这一行为的动机来自何处。
毛湛文教授：志愿者是具有高度志愿精神的一群人，或许和他们曾经的经历有关，有的志愿者在国外就曾有运用互助文档的经验；有的志愿者就是意见领袖，本身就具有社团组织者的身份特征。至于这种新技术是否会影响到人们参与志愿活动的动机，这一个可持续关注的问题。刚刚也提到，这种忙碌而零散的工作状态贴近于韩炳哲提出的不良时间有关，长期压力下工作，是非常考验人们对于这件事的投入程度的，我们在研究中发现不少人是难以坚持下去的。
刘沛彤（武汉大学博士生）：您的两项研究从微观走向宏观，但我们应当如何界定微观与宏观的边界，突破这种边界时是否会有一种中观现象的出现，我们应当如何思考微观、中观与宏观的切入点？
毛湛文教授：微观研究往往更注重对经验材料细节的挖掘，更加关注如何提出假设并进行验证，而宏观研究则涉及我们所处的社会与文化语境，偏向于对社会结构和背后更为宏大的结构权力进行思考。存在于二者之间的张力，促使人文社科研究应当努力尝试建构莫顿所讲的中层理论。虽然这是非常困难的，需要无数微观研究的累积，在一次又一次不停地和经验对话的过程中，抽象出中观的想象，但我们依然需要考虑如何用中观的研究去揭示结构的力量、解释微观的机理。
彭增军教授：毛老师的研究非常重要，因为当下我们正处在向智能社会急速转变的时期，这一研究关注信息如何体现公共性，如何为人民服务的问题，意义重大。技术的阶级性更多地体现在其专为某种资本服务的问题上，但是当面临紧急情况，尤其是灾难之下，智能技术如何为广大公众服务的问题是非常有意义的。这项研究联系现实问题，让理论落到实处，有益于实践是我们应当做的。
单波教授：毛老师的讲座关注了重要的前沿话题，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媒介物的意义。转到中国语境中，孔子所谓“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张载所谓“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礼记》中也曾有“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的说法，在这类话语中，我们也可以看见“物”，并从中看见自身的道德理性，看见人与技术的道德关系。
图文：刘诗雨
编辑：仲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