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压与缝合：新型乡村公共记忆空间的阶梯调适研究
刘彤瑶、 陈波
【摘 要】自我国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以来,逆乡土化和社会结构松动引发的传统乡村公共记忆空间嬗变现象日益凸显,逐渐导致了文化记忆脱嵌、空间挤压和空间感知异化。本研究探讨了新型乡村公共记忆空间的转型现状和特征，并通过理论推演建构了阶梯调适模型,为乡村公共记忆空间营造和治理以及乡村振兴战略导向下的文化振兴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参考。研究表明，新型乡村公共记忆空间的阶梯调适模型由以下要素构成：基于物理记忆空间的低阶调适、基于符号记忆空间的中阶调适、基于社会记忆空间的高阶调适。高阶调适模型以阶梯式的样态发挥着“缝合”功能:实现对个体自身记忆和认知的连续性续接,强化个体与自身所处的文化形态和群体的联系,塑造文化认同和归属感,重建情感纽带。
【关键词】公共空间；文化记忆；阶梯调适
一、公共记忆空间及空间调适的研究进路
(一)从文化记忆到公共记忆空间
扬·阿斯曼和阿莱达·阿斯曼提出的文化记忆理论批判继承并融合发展了过去记忆研究中的文化和社会研究导向,将记忆(同时发生的过去)、文化和群体(社会)三个维度进行关联,逐步发展至将社会结构、文化变迁、空间话语和政治权力相融合。当前,文化记忆研究已表现出明显的空间转向趋势。公共空间被视为记忆的载体,通过人地系统间的主客互动建构记忆空间,揭示群体认知下的地方意义和情感成为研究的主流逻辑。在城市公共记忆空间方面,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探索记忆空间的演变、重塑以及文化延续。在乡村公共记忆空间方面,传统村落保护与振兴、身份认同的建构是研究的重点领域。此外,其他类型的文化空间,例如纪念空间、展演空间等对塑造文化记忆所发挥的作用亦得到了一定的理论探讨。
(二)从空间感知到空间调适
“空间感知(Spatial cognition)是对结构、实体和空间关系的内心描绘或认识,换言之,是对空间和思想的重建和内在反映。”日常生活实践是展现社会空间机制的核心场域,分析个体所感知与使用的空间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探究空间的文化调适功能的前置条件。空间感知的相关研究起始于对空间感知要素、维度和评价等问题的探讨。除了质性研究和基础的统计分析外,基于混合方法的词频分析、地理信息系统和更多量化模型亦被用于抓取空间结构特点、描摹空间感知特征、识别空间感知维度和测量感知评价。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逐渐关注到空间感知对其他认知活动、文化心理和社会行为的调适作用,如文化消费、地方性建构、文化认同确证等方面的影响和调适。有研究还进一步探索了空间感知的各个维度对认同感、空间活力等概念的子维度的具体调适作用,使得空间调适研究更加呈现出定量化、细致化的特点,得出的研究结论更加具体化并且对实践具有更强参考性。
(三)现有研究述评
目前已有大量针对公共空间中文化记忆生成过程、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涉及城市、乡村、纪念空间、展演空间等多种类型的公共记忆空间,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然而,尚未有研究正式提出“公共记忆空间”这一概念并进行系统性的理论建构。同时,现有研究针对公共记忆空间的内在结构、空间生产及文化调适机制等方面的研究较为薄弱,公共记忆空间调适机制的理论框架仍有待进一步探索。
综上,在全面推动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本文着眼于城乡快速融合发展所带来的传统文化、乡村文化记忆和文化认同的现代性危机,首先对乡村公共记忆空间进行了概念界定和本体论探讨,并总结乡村公共记忆空间转型的现状及特征。在此基础上以跨学科视角综合运用文化记忆和空间生产等理论进行推演,尝试建构相对完整的乡村公共记忆空间生产及调适机制的理论框架,为更加准确地理解乡村公共记忆空间转型规律,探索合理有效的乡村文化记忆复归和传统文化振兴路径提供理论支撑。
二、脱嵌:传统乡村公共记忆空间的嬗变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不断提速,城乡二元结构进一步失衡,在城市异质文化的冲击下,乡村公共记忆空间面临着逆乡土化的危机,具体表现为物理层面的格局变迁和属性转变、社会层面的空心化问题和传统社会结构松动。
(一)乡村公共记忆空间的表征
公共记忆空间实质上是基于“文化记忆”和“公共文化空间”理论所建构的多学科交叉的集成性概念,涉及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等不同学科范畴。本文所研究的“乡村公共记忆空间”立足于乡村这一富于血缘性和地缘性的中国传统文化土壤,彰显于乡村空间肌理和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兼顾“文化记忆”所表征的文化象征系统和社会自我形象传达,以及“公共空间”概念所倡导的公共价值和沟通性,具有开放性和可达性、互动性与融合性等特质。乡村公共记忆空间是基于共同的历史、文化形态、乡村传统生产生活方式所生成的,并被基于现实需求和有效性诉求所不断建构的,存在于群体意识中的象征意义系统所外化形成的乡村公共性场域,对身份识别和文化认同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乡村公共记忆空间的逆乡土化
乡村公共记忆空间的逆乡土化是由乡村传统经济结构的改变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失衡共同引致的。农业所处的支柱性产业地位受到巨大冲击,乡村的空间格局和功能属性均发生了转变。乡村人口流失与乡村空心化加剧,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集体属性与乡土底色趋于淡化。
1.空间格局变迁
乡村公共记忆空间是村民生产生活、沟通交流、参与文化活动和社会事务的基本地理空间。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期间,乡村公共记忆空间格局变迁主要体现在消失、压缩和重组三个方面。空间形态消失和压缩主要是在城市空间的包围和扩张下,乡村空间受到挤压,其空间边界逐渐内缩,甚至导致内部空间最终消失。而且,乡村人口向城市快速流动,民居建筑、祠堂等传统建筑空置或让位于其他生产性空间,最终引发空间的压缩、衰败甚至损毁消失。空间重组则是通过“农民上楼”、集中居住、集体性搬迁等形式,打破了传统的乡村聚落格局,形成差异化的新型空间形态。
2.空间属性转变
传统乡村公共记忆空间实质上是生活性空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具有日常性、可进入性、沟通性等特征,代表着乡村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的赓续以及乡村人际交往的动态性与活跃性。村民亦是在此空间中实现文化记忆的唤醒,并在生活实践中对文化记忆进行重构和创造。而随着乡村公共记忆空间的生活属性逐渐被生产属性取代,寺庙、祠堂、传统民居、井台等重要的公共记忆空间形态式微,在经济发展的诉求之下让位于产业建设。空间的活动方式和活动内容也发生改变,传统公共记忆空间功能的多样性被削弱甚至丧失,文化活动和文化交往空间受到挤占,文化记忆和文化传统的存续缺乏有力的载体依托。
3.空心化与生活方式变化
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劳动力由乡村迁移至城市,乡村人口的快速迁移,特别是青壮年、受教育水平较高人口的大量外迁导致农村文化精英过度流失,造成了乡村空心化现象,进而导致乡村社会经济和文化功能的整体退化。同时,乡村文化的资源属性日益凸显,城市资本涌入乡村,迅速改变了村民的生产生活方式,“田间地头、袅袅炊烟”的生活场景逐渐被产业化运作和迎合市场需求的商业逻辑取代,乡村传统文化边缘化,村民的文化主体性地位受到挑战。
(三)乡村公共记忆空间社会结构松动
随着资本力量的介入和市场思维主导的经济理性的增长,民间主体性力量式微,传统文化习俗和村规民约的约束力趋于弱势,乡村公共记忆空间社会结构松动,社会关系发生形变,呈现出宗族组织功能收缩下的血缘关系淡漠化和人地依附关系拉伸中的地缘关系陌生化特征。
1.以血缘为核心的宗法关系淡化
由宗法关系形成的文化权力网络一直以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核心,宗族通过自卫生产、族谱修订、族内规约、祭拜先祖等方式实现其重要功能:一是形成集体凝聚力、维护内部秩序、互助生产生活;二是族内成员的教化与规训;三是借助宗族力量参与地方治理。然而,近年来乡村传统宗族关系和结构改变,在城市资本和文化的冲击下,在经济理性所主导的人口流失、空间变迁之下,修谱上谱、宗族集会、祭祖祈福等传统宗族活动的开展日益减少且流于形式,宗族影响力和约束力受到削弱。
2.以邻里为核心的地缘关系的异化
乡村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村民收入渠道由单一的农业生产向多元化转变,土地不再是村民维持生计的唯一依托,乡村人口不断向城市流动,乡村的自然地理环境亦不再是承载村民发展需求的唯一场域,村民对土地的依附关系显现出拉伸趋势。基于稳固的人地纽带关系所建立的地缘关系逐渐异化,在“靠天吃饭”的环境中互帮互助、共克时艰的邻里乡情被冲淡,传统乡村半封闭式的熟人社会结构被打破。同时由于村落空间格局的变迁和居住方式的改变,“共话家常”的公共空间压缩,邻里沟通与往来减少且关系趋于陌生,甚至在市场中成为竞争关系。
3.从差序格局到圈层结构
费孝通先生在其著作《乡土中国》中将传统乡村社会的人际关系模式概括为差序格局,“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而人际关系如同水的波纹一般,被中心向外扩散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随着城乡一体化发展和乡村的适应性转型,村落中多样化的生产分工催生了经济分化,又进而转化为社会分化,推动了村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的转变。村落中原有的以血缘关系划分亲疏远近和以传统道德伦理指导日常交往行为的模式被打破,而基于个体的经济社会地位、性格、兴趣偏好而发展出的人际关联方式逐渐建立。五服以内的“自家人”在农民生活中发挥的功能下降,而围绕同学、业缘和趣缘关系形成的朋友关系日益重要。
三、挤压:传统乡村公共记忆空间感知的异化
传统乡村公共记忆空间在物理、精神和社会层面发生嬗变,诱发了反差与诱惑的双重动因,引致了乡村文化记忆的遗忘和脱嵌,个体的空间感知遭受挤压并逐渐异化。笔者基于在湖北省多个村落的田野调查经验,通过对村民开展深度访谈搜集了详实的个案资料,均能够对上述论断起到支撑和验证作用。下文中出现的受访者将以匿名编码的形式进行称谓,其中M表示男性,F表示女性。
(一)遗忘:反差与诱惑的双重驱动
随着传统乡村公共记忆空间的嬗变,反差与诱惑构成了双重动因,引致了乡村文化记忆的自然性遗忘和建构性遗忘。
1.反差:环境的变化与记忆支撑点的坍塌
遗忘的第一种类型是自然性遗忘,即随着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交往方式不断更替,那些与旧生活相关的记忆在新时代中逐渐自然地退场。尽管记忆的主体是单个的人,但个体记忆受到组织其回忆的“框架”制约。个体或者社会能够记住的仅仅是处于每个当下的参照框架内、可以被重构和指涉为过去的东西,“框架的变换即生活条件和社会关系的彻底变化势必导致遗忘”。当前,传统民居、祠堂、戏台等重要公共记忆空间面临不同程度的失活,可供回忆附着的重要象征物毁失,记忆逐渐失去了其物理载体。同时,城乡生活方式差异日益减小,传统民风民俗淡化。社会结构与人际关系模式转变,造成记忆的内在勾连机制受阻。上述两方面因素引致了记忆焦点的失焦和记忆支撑点的坍塌,记忆的真实性变得难以感知和验证,文化记忆逐渐脱嵌于乡村土壤。
M1:我进城工作很多年了,父母还是觉得在村里生活更习惯,我经常回去看他们,这些年感觉村里年轻人确实越来越少了,好多老屋都空着没有人住,时间久了都荒废了,有的老房子甚至已经倒塌了,看着还是感觉挺心疼的。小时候我和别的小孩子一起疯玩,那时候真的特别热闹,现在总觉得太冷清了。
M3:印象中小时候经常会有一些祭祖的活动,大家会一起去祠堂祭拜,提前很多天就开始准备祭品,但是长大后这些活动就越来越少了。
2.诱惑:乡村性的瓦解和主体性的削弱
回忆不仅需要依靠物和支撑点这类框架条件,它还受到属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范畴的重大影响。城乡一体化发展推动了资本涌入乡村,市场逻辑对传统的宗族观念和地缘关系形成巨大冲击,初期的粗放式经济发展甚至构成一种“陷阱”,诱惑着人们舍弃乡村性和传统文化,拥抱资本和市场这一通往幸福与文明的虚幻捷径。乡村文化面临边缘化,而农民的主体性地位亦拱手让于资本权力,这种诱惑催化了第二种类型的遗忘:主动建构的遗忘。即一方或者多方为摆脱过去的包袱尽快投入未来发展,或者积极塑造新身份而主动实施的遗忘。这种情况也会加速乡村公共记忆空间在物理层面的瓦解,形成恶性循环。
F2:我们村里现在很多年轻人是不愿意种地的,想过更体面的生活。大家都想去城里工作,留在村里的年轻人比较少,而且现在村里也希望通过旅游业致富,很多人选择做游客的生意,哪怕开个小店也是小老板,比种地“洋气”多了。
(二)感知异化:空间非获得感的催化
文化记忆一定程度上的不在场和遗忘的发生导致了乡村公共记忆空间感知的异化。具体表现为情感层面的空间焦虑滋生、情感纽带松解,以及认知层面的文化认同模糊。
1.自我连续性中断和空间焦虑滋生
个体关于过去经历的记忆会影响其对自我的认识,记忆和对自我的认识会逐渐被个体内化成为自我认同的一部分;而自我连续性是指个体在时间维度上将过去自我、现在自我和未来自我知觉为一个整体的程度。当文化记忆充分在场时,个体感受到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自我是同一个自我时,他/她的自我认同在时间维度上就是连续、一致的,能够从过去延伸到现在直至未来。自我连续性能够影响个体的社会心理和行为。较高的自我连续性意味着更高的道德感、更强的社会责任感和更少的不良行为。然而,乡村公共记忆空间嬗变后呈现出去传统化、碎片化、同质化和等级化,乡村文化记忆趋于“退场”和“沉默”。个体逐渐失去记忆的重要支撑点,无法从连续性的记忆中感知社会形象和个体定位,陷入感知的异化和对于自我的困惑,所承受的空间压力和焦虑感激增。
F1:现在都要想办法脱贫致富,村里也开厂子,搞旅游,其他活动都要给他们让位。我是从小在村里长大的,周围的环境变化太快了,和我小时候差别特别大,感觉好像家乡越来越不是印象中的样子了。
2.情感纽带松解
基于天然的血缘关系与农耕文化造就的地缘关系,中国传统乡土社会形成了以情感为本位的“熟人社会”,以及由土地信仰所生发的恋地情结,描绘出人际交往、生产生活实践与社会秩序的基础底色。社会成员所共同拥有的情感与信仰凝聚成集体意识和群体归属感,充当了人际关系的“黏合剂”和人地关系“固化剂”,生成了对广义的社会与文化结构的承诺,维系着乡土社会的稳定。然而,由于现代性和强势的资本权力对乡村的冲击,乡村性和土地信仰以及与之对应的传统价值观的社会整合、约束与凝聚功能减弱,传统乡土社会的情感纽带也趋于松解,以宗亲和邻里关系为核心的乡村人际关系走向陌生和疏离。人地关系也不再是“靠天吃饭”时期的安土重迁、人地一体,而是伴随着普遍的人口外迁转变为情感依恋更弱的流动关系模式。
M2:以前我们村里大家互相都挺熟的,后来一些从小看着我长大的长辈不在了,同龄人不少也都去外地工作了,现在有时候觉得周围能聊天的人都少了,大部分还是和工作上认识的朋友交流多一些。
F2:我以前从外地回村里的时候,可能从村口就有熟人开始打招呼了,现在我们村慢慢做旅游,大家好像越来越忙了,我觉得人情味确实淡了不少。都说时间就是金钱嘛,这个确实是挺现实的。现在感觉村里氛围也和城里没太大区别了。
3.文化认同模糊
文化记忆的一大功能就是以其所承载的文化符号和建构的社会自我形象,为社会成员提供跨越时空阻隔的自我溯源和自我甄别的依据。在此基础上通过自我与他者的镜像式对比,社会成员得以进行自我与他者的区分,建立自身文化与异质文化之间的屏障,实现对自我身份的确证与认同。而随着承载重要乡村文化记忆的社会生活场景流变和群体性遗忘的发生,文化记忆在发生嬗变的乡村公共记忆空间中隐去,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屏障难以建立,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和文化记忆的失语中,村民对自身文化形态的认知产生偏差,甚至转而欣赏他者文化,逐渐放弃自身文化的合法性和主体性地位,难以实现自我身份接纳,文化认同趋于模糊。
M3:有时候我也想摆脱农村人这个身份,确实现在社会已经变了,以前的老一套慢慢都没多少人喜欢了,是老掉牙的了。我现在喜欢刷抖音,多看看那些时尚的,比以前看戏那些有意思多了。
四、再生产:新型乡村公共记忆空间维度设计
当前我国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推进,乡村文旅融合向纵深发展,通过政府引导下的多元主体参与,乡村规划与发展逐渐摆脱无序性陷阱,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日益健全,为乡村公共记忆空间的转型提供了外源性和内生性动力,逐渐探索出适合于乡村的文化内生动力发展路径,实现了对传统乡村公共记忆空间的重塑和整合,孕育出传统与现代相互调和、融合共生的新型乡村公共记忆空间。
(一)物理记忆空间
物理记忆空间的再生产遵循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逻辑。空间实践通过对环境的物质性和外部性的客观反映,强调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生产方式所主导的空间利用、控制和创造模式。新型乡村公共物理记忆空间的再生产具有实在性(lived)特征,再生产内容主要是记忆的物质载体和空间的文本性。记忆实质上发挥着文字的作用,它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阻隔将从前所说的话固定为文本。当文本与其原有的时代和社会语境脱节,脱离了文本的叙述者与相关的人相互作用的社会文化环境,文本性就会出现,即文本拥有了不消弭于时间之中的独立性,能够承载群体共同的历史,附着于存续于空间之中的物质载体之上,实现历史叙事的复现并使其为后人所感知。
物理记忆空间的再生产实质上是对文本性及其物理载体的有序化修复、时代性调适和功能性重塑。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导下,“三生同步”“三产融合”“三位一体”等实践持续开展,更多外源性要素科学有序地嵌入传统乡村。在遵循乡村原有肌理和内在规律的基础上,修复和串联好乡村公共记忆空间的点、线、面结构,勾连起整体性布局。同时,将时代性纳入传统乡村,将乡村文化遗产保护、历史建筑修复与现代公共文化设施、文化活动场所建设和人居环境改善同步推进,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推进乡村基础设施的完善和空间文化生活功能的重塑升级,营造传统乡村性与时代风尚和谐交融的乡村公共物理记忆空间。
(二)符号记忆空间
符号记忆空间的再生产遵循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space)逻辑。空间的表征可以被理解为有关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关系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空间中进行再现而生成的一个与之对应的符号集合,该集合中囊括了构想出来的、理想型的并且占据支配地位的符号、代码、术语和知识等象征物。在符号记忆空间之中,历史和记忆中的某些值得聚焦的焦点被系统性地凝结为一些可供回忆的象征物,也就是文化符号,最终形成一个文化内部所特有的象征意义系统。该系统所具备的“表意功能、传递功能、开放性与‘自生性’可以用来表现人生,传达人们对自然与文化的理解,以引起人们在情感、心理和精神上的共鸣”。同时,由文化符号所建构的象征意义系统具备将回忆转化为意义的作用,此时记忆才超脱于纯粹的文本概念,成为了有人栖居的记忆并被重新赋予活力,被称为功能记忆。功能记忆是民族想象建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赋予了个体对于本族群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连续性的感知并建构心理的自我同一性,生成对本族群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自我形象定位,对自我认知、社会心理、审美情趣、价值判断等具有深远的影响。
符号记忆空间的再生产实质上是对传统文化符号的深度挖掘和再度提炼,以及对其表现形式和传播路径的创新与优化。对乡村性的核心文化符号——血缘性和地缘性进行深入挖掘,对乡村独特的山水田园性和人文艺术性实施创造性转化,例如弘扬传统孝善文化,恢复祭祖、修家谱、演族戏等宗族活动、定期举办舞龙舞狮、聚吃等民俗节庆活动,使乡音、乡情和乡愁“有枝可依”。同时,随着乡村文旅深度融合,一系列诸如乡村艺术节,文化沙龙、非遗现场传习体验、乡村晒秋、采摘垂钓体验等文化活动极大地丰富了文化符号的表达与传播途径,强化了乡村公共记忆空间的文化叙事功能。
(三)社会记忆空间
社会记忆空间的再生产遵循表征的空间(space of representations)逻辑,它覆盖着物理性的空间,并根据象征意义主动地利用这些客体,寻求对空间进行改变和占据。社会记忆空间实质上是一种机制性空间,其中的空间权力主导着物理记忆空间和符号记忆空间的再生产逻辑。权力为记忆的文本配置了一个在新情境下的解码框架,用以控制和调节文本性被如何以接合的形式传承、解读和提炼。这正是文化记忆和文化的自我形象在新的权力关系和空间秩序之下被批判继承和选择性建构的过程。被建构的不仅是群体的过去,还包括其本质、特征以及对未来的渴盼,有着明显的价值判断和导向。
社会记忆空间的再生产实质上是在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基础上,即在当前政府主体所发布和实施的乡村振兴、乡村文旅深度融合的政策导向下,关注村民等社会主体的价值需求表征,建构新的权力关系和空间秩序的过程。随着乡村振兴实践的成熟和文化赋能作用的彰显,空间的公共性以及公共价值的表达重新成为当下的空间正义。政府引导下的多元主体参与成为乡村公共记忆空间中的社会关系缔结、空间重构与治理的新基石。依据政府引导、多元协同的空间再生产逻辑,在尊重乡村文化固有的生成与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充分调动了村民、产业经营者、驻村艺术家、游客等多元主体的文化创造活力,统合多方协作合力,调和多元主体的矛盾与需求,强化空间的公共价值表达。
五、缝合:新型乡村公共记忆空间的阶梯调适模型及功能
“缝合”是指新型乡村公共记忆空间通过在物理、符号和社会层面的再生产所发挥的拼合与连接的作用。通过公共记忆空间三个层次的再生产以及认知与情感的双重感知路径实现新型乡村公共记忆空间调适。
(一)具身与互动:基于物理记忆空间的低阶调适
以具身体验为中介,人地互动和人际互动共同构筑了交互反射所主导的新型乡村公共记忆空间的低阶调适。基于作为感知基础的信息输入和重新投射,生成了乡村公共记忆空间在认知和情感两个方面进行调适的基础要素。
1.物理记忆空间中的具身体验
具身体验是基于由物理记忆空间的物质性和实在性所建构的外在环境而产生的,是公共记忆空间对个体空间感知发挥低阶调适功能的中介。个体经由自身身体与公共记忆空间交互获得意义,在身心一体的语境下实现自我存在和自我生成。具身性是个体的意识、思维和感知产生的前提条件,意味着“作为物体的身体”同时具有“身体本身的空间性”以及“身体的统一性”。新型乡村公共物理记忆空间通过对空间格局、物态环境和乡村文化记忆重要载体的有序修复与重构,为具身体验和文化记忆唤醒提供了新的依托。个体首先通过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多感官的协同作用对乡村公共记忆空间的物理环境及其承载的乡村文化记忆产生基础性感知;进而身体被视为一个身心统一的能动性整体,在空间中实现探索、互动和沉浸,同时以自身身体的“表演性”参与到空间的日常实践与再生产之中;最终基于身体的“在地”(be-in-place),个体得以与其他客体产生交流与联结,在人际互动中获得深层次的感知体验。
2.交互反射
交互反射是物理记忆空间对个体空间感知的主要调适机制,处于调适阶梯的低阶层次,是个体产生空间感知、与空间相互链接、进行思维认知和情感意识活动的基础。个体通过具身体验这一中介,在人地互动与人际互动中形成具象的、整体性的、初步的空间体验和空间评价。人地互动表现为个体通过空间环境中的“身体在场”参与在地文化实践并完成文化记忆要素和基础认知信息的输入,续接个体记忆的连续性,在由重要记忆支撑点书写的空间叙事之中重构完整的人生叙事,重新获得自我定位识别和空间安全感。人际互动表现为主体在与其他客体的交互中与重要“他者”相认同,同时与基于这些他者的反馈而形成的自我形象相认同。通过镜面效应实现自我投射和对比参照,对个体的独特性和群体的共同性形成初步觉醒。
(二)文化认同与情感纽带:基于符号记忆空间的中阶调适
通过对物理记忆空间中的基础性感知要素的符号化凝练和框架化建构,符号记忆空间以认知层面的文化认同和情感层面的纽带链接进行个体空间感知的中阶调适,同时为个体制造出压力缓释的“缓冲带”并重塑空间获得感。
1.从归属到同属
文化与社会是人类得以存在的基本必要条件,作为一种基本结构,二者共同生产出了认同。认同天然与个体相关,但与集体却无必然的联系。尽管个体都具有群体性和社会性特征,这种对某个特定群体和文化的归属感却不会自动转化为一种成员式的同属感。因此“我”的认同升华为“我们”的认同需借助外部手段使浅层的归属感通过反思和投射植入到成员的意识中。新型乡村符号记忆空间通过对物理记忆空间中的基础感知要素的符号化概括和框架化组织生成了以乡村文化记忆为基础的符号象征系统,即建构了一种高度凝练的集体文化形象,为从归属到同属的转变提供了可供参照的社会性身体,使个体能够通过对照、重新投射与反思将这种文化形象内化于思维和意识之中,形成一种内在的自觉并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不断重复与强化,以达成乡村文化记忆的复归和文化认同的确证。
2.从互动到情感
物理记忆空间之中基于具身体验和交互关系生发的情感是一种瞬时性的情感体验,有助于强化个体当下的沉浸和情感共鸣。然而这种即时性的情感体验难以对个体身心和行为产生持续影响。符号记忆空间则通过对经验(实践)的叙述将有人物参与的事件组织进具有时间和意义向度的符号文本中,使瞬时性情感体验转变为长期的情感意义以及与之对应的针对客观世界的一套具有倾向性和意向性身心反应模式,对个体的判断和行为产生持续性影响。新型乡村公共符号记忆空间正是藉由这种新的空间情感叙事对个体与空间、个体与空间中其他客体之间的情感纽带关系进行调适,推动乡村性的再生产以及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重塑,强化恋地情结。
3.压力缓释与空间获得感
不同于动物在自然界中依靠本能趋利避害适应周遭环境,人在社会生活中是依赖于文化这一“第二天性”而存在和行动的。人借助文化这样一个象征意义体系来认知和适应世界,透过文化的自我阐释机理和文化认同所赋予的自我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对自然状态和原始天性进行超越和反叛,为达成更高的价值追求与天性趋势的满足自我的短期需求相抗衡。文化制造出自我和外部世界之间的“缓冲带”和“帷幕区”,帮助个体通过这种延迟获得“思考的空间”,并且制造出亲密感和信任感。新型乡村公共符号记忆空间能够在个体面临外界环境剧变和大量的外部刺激时减轻自身压力,缓释内心的不安和焦虑,重塑个体的空间获得感,并以文化认同所主导的更高层次的价值追求和情感纽带所维系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帮助社会成员以共同体形式平稳度过乡村振兴和社会转型发展的阵痛期,降低社会治理成本。
(三)价值向度与行为准则:基于社会记忆空间的高阶调适
在社会记忆空间之中,符号记忆空间所调适的文化认同和情感纽带向深入社会机体和规范机制的价值导向层面延伸,最终表征为新型乡村公共记忆空间的高阶调适:文化共同体的价值导向和对抗性。基于文化记忆建构的文化认同被视为一个文化形态的校准系统、免疫系统和控制系统。其内在机制与生物的生命系统有相似之处。身体内部的器官和细胞按照标准的秩序排列、既定的程序相互作用和协同运行,对生命活动的稳定性进行控制并帮助身体抵御外界的侵袭和伤害。新型乡村公共社会记忆空间的调适机制亦是通过在互动和循环中建构和再生产出的“共识”——经过时代淬炼和守正革新的、内化于每个社会成员思维和意识中的象征意义体系、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准则,实现对社会这一庞大机体的价值导向和系统性调适。
1.价值导向与规范性
基于文化形态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每个成员心目中都依托文化认同形成了文化社会共同体高于一切的自觉意识,以“共识”来从规范性角度整合和调校社会成员的“个人倾向”,使得个体社会成员的需求、愿望和目标与社会机体的良性运转和发展愿景相协调和融合。这种共识所表征的公共性价值导向也是中国集体主义精神在现代社会中发展和延伸的体现。规范性所应答的是“应当做什么”的设问,主要囊括维护社会生产建设和日常生活和交往正常秩序的准则与规范。规范性为明辨是非,寻找答案和做出决策提供依据,基于过去的积累和传承建构了社会生活方式、文化风俗与惯习,同时指示和把握未来文化的演进方向与道路,亦即中国文化之中的“道”。规范性为乡村性从古至今的重要性和合法性正名,并为探索乡村性在现代社会中如何复归并焕发新价值提供了正当性。
2.对抗性与文化安全
随着文化技术手段的革新和文化交流融合的深入,文化记忆的组织形式和文化认同的实现路径也处于持续不断的变化和升级之中,同时面临着可预见的外在挑战和内在矛盾。社会记忆空间塑造了文化记忆的正典化和文化认同的神圣化,通过顶层的制度设计、社会组织架构和权力关系网络将文化记忆的正典地位机制化,将基于新乡村性的文化认同神圣化,而源于外部的具有干扰性的噪音要素则被边缘化和清除。发挥文化记忆和文化认同的约束性和引领性功能,帮助个体明确自身文化的边界,将自己从他者中分化出来并进行必要的对抗,以维护自身文化的主体性地位和核心价值内涵,保卫历史进程中所积累的文化创造和文明成果,传承可赓续未来长远发展的文化基因,抵御文化霸权主义的侵袭,守护国家的文化安全。
备注：全文引用及参考文献从略。
本文发表于《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
作者简介：
刘彤瑶,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陈波,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本文通讯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