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的亲密关系变革：90后小镇青年的家庭再生产困境

张雪霖

【摘 要】90后青年群体将是未来十年婚育人口的主力军，但为何中西部90后小镇青年却陷入婚姻缔结的困境。围绕此问题，基于湖北省L县S镇的田野调查，在数字媒介、行动者与社会结构的互动关系框架下，分析和解释了数字时代90后小镇青年亲密关系变革的内在机制与后果。具体而言，数字媒介技术再造了亲密关系的内涵与理想，情感性家庭叙事在90后小镇青年中开始凸显。然而，90后小镇青年在大城市留不下来与回不去故乡的就业结构困境，情感性家庭价值理想难以实现，又不愿接受将就的婚姻，从而面临婚姻缔结与家庭再生产的困境。

【关键词】亲密关系；情感；家庭；数字媒介；小镇青年

一、数字时代90后小镇青年的婚姻缔结困境

近年来，小镇青年成为学界研究和媒体报道热议的重要话题，“不被看见”的群体逐渐具有了“可见性”。然而，小镇青年的内涵与范围具有多元化特征，尚没有统一的定义。既有研究主要结合地域属性、是否迁移以及年龄等特征来对小镇青年进行界定。有的学者侧重从工作生活地来界定，将工作生活在三线以下城市、县城、乡镇的青年界定为小镇青年，包括土著型、流入型、回归型、下沉型四种小镇青年。有的学者侧重从出生地来界定，将出生在县(级市)以及乡镇的青年界定为小镇青年，这就包括目前一直生活在县乡小城镇的小镇青年和已经到县乡以上的大城市工作生活的小镇青年两类。而关于青年的年龄界定，不同的研究界定也不同，如14~45岁、14~35岁、18~35岁、18~40岁等。定义的模糊性，也说明了小镇青年在现实镜像中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他们并不是一个边界清晰的群体，其文化标签的意义远远大于地域和年龄标签的意义。县域社会一直是国家治理的重要节点，从地理空间上包括县城、乡镇和村庄。在农民就近城镇化的发展路径下，大部分农民家庭主要是就近到中心镇或县城买房进城，县域社会开始呈现为城乡融合式发展。因此，县域社会成为重要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本文讨论的小镇青年主要界定为出生和生活在中西部县域社会范围内的90后青年群体。

笔者在湖北省L县S镇调研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S镇镇政府一半的公务员是90后，共有22人，其中只有2人已婚。S镇中学的老师也有11人未婚，其中1人80后、1人00后，其余都是90后。相较之下，当地的80后青年群体普遍初婚年龄尚在25岁左右，只有少量处于婚姻竞争市场的弱势者结婚较晚甚至无法缔结婚姻。而当地的90后青年群体却出现了普遍的婚姻推迟，婚姻缔结越来越困难。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湖北省民政厅公布的2022年全省婚姻登记大数据显示，男士平均初婚年龄为32.99岁，女士平均初婚年龄为31.23岁，男女双方初婚年龄都突破了30岁，走在全国的前列。因此，S镇90后青年群体可谓是湖北省乃至全国青年群体婚恋动态的一个缩影，具有典型性和个案代表性。目前，80后群体都已在35岁以上，绝大部分已经实现成婚的目标，因此90后青年将是未来十年婚姻缔结与家庭再生产的主力军。而县域社会90后小镇青年又占全国90后青年群体的多数，故深入研究县域社会90后小镇青年的婚育态度、行为及面临的困境，将是直接关涉中国人口发展战略能否实现的紧迫课题。

小镇青年“被看见”与互联网新媒体的发展密不可分，既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维度:一是小镇青年的线上媒介形象呈现研究，尤其是在短视频媒体上的身份建构与城乡关系叙事，以及小镇青年在与短视频互动中对社会交往关系的再造;二是小镇青年的线下社会生活研究，包括小镇青年的思想和生活状况、文化与社会融入、消费文化与消费潜力、创业行动、职业发展矛盾、人力资本与社会阶层流动等。既有研究已经对小镇青年线上与线下生活的多个面向展开了讨论，然而数字媒介技术时代小镇青年的婚育与家庭观念的新动态尚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

吉登斯关于亲密关系变革的分析是现代社会亲密关系转型研究的奠基之作，然而其忽视了数字媒介的影响。拜厄姆则在此基础上揭示了数字媒介技术塑造了新型人际关系，形成一种“新自我，新关系”。那么，数字自我、数字亲密关系到底“新”在哪里?数字媒介技术带来的生成性亲密关系凸显了“情感体验”维度，同时带给每个人前所未有的自我体验，是一种自我与自身的否定性体验。随着强调自由、平等和个人主义的规范和价值观持续通过以数字技术为媒介的全球化力量传播，它们转化为有关个体在家庭和更大社区中的位置及角色的新观念，包括关于婚姻、男女角色、代际关系和儿童在家庭中的角色等家庭亲密关系认知的转型。不难看出，数字媒介技术的传播对亲密关系的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学界关于亲密关系变迁的研究，社会学擅长社会结构的分析，往往较少关注数字媒介因素;传播学擅长数字媒介的分析，往往忽视社会结构的影响。因此，本研究的问题是:数字时代为何中西部90后小镇青年普遍出现晚婚趋势，甚至婚姻缔结越发困难，采取线上虚拟民族志和线下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以湖北省L县S镇为个案，融合传播学的媒介分析和社会学的结构分析视角，在数字媒介技术、作为行动者的主体意识与社会结构的互动关系框架下，分析和解释数字时代90后小镇青年亲密关系的变革，及其如何形塑小镇青年的婚姻缔结困境。

笔者于2023年3月31日至4月11日，带队前往湖北省S镇调研了12天。期间，访谈了乡镇干部、乡镇青年公务员、中小学青年教师、村“两委”干部、村庄青年群体等多元主体，累计共访谈25人。每个对象访谈时间在3小时左右，上午和下午访谈，晚上小组成员就白天访谈的信息和材料进行集体讨论。湖北省S镇地处大别山南麓，是L县到武汉的必经之路，地处交通要塞，有一定的区位优势;辖区内有河有山有开阔的地方，地理地貌条件较好。S镇一直是L县的经济重镇和副中心乡镇。S镇下辖2个社区、43个行政村，另辖1个村级单位，辖区总人口7万人，其中镇区人口2万余人。S镇镇区餐饮200余家，KTV5家，洗脚按摩足浴店20余家，烧烤摊不下20家。虽然相较于其他中西部地区乡镇，S镇的工业基础要好些，但是能够吸纳的劳动力依然非常有限。工业和服务业普通员工的月工资只有1000元左右，而且工作长达10小时左右。因此，绝大部分年轻人都要外出到珠三角、长三角等东部发达地区务工。

二、从抑制到释放:家庭情感价值的嬗变

家庭是亲密关系构建的基础，而情感是亲密关系的核心要素之一。中国式家庭的情感价值在传统乡土社会一直受到抑制，处于隐而不张的状态，然而近年来却出现了情感需求的释放。伦理规范、功能效用、亲密情感等其实是家庭价值构成的不同向度，研究发现不同时期家庭目标的不同会带来不同价值向度认可的权重差异。而数字媒介技术的发展，使亲密关系中情感话语得以释放，情感性家庭叙事在90后小镇青年中开始凸显。

1.情感的抑制:传统家庭价值的向度

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不但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获取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相应地，父权制文化追求的也是父系家族的世代绵延和稳定传承，最为忌惮的是家族传承的断裂，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家族成员关系中，每一个角色都有相应的伦理规范指导和约束，不得越轨，否则就要受到家法惩处。因此，传统中国社会，家庭主义的核心是“伦理本位”，这也决定了中国家庭区别于西方家庭的本质。在传统伦理性家庭秩序中，夫妻之间的私人情感表达被认为具有破坏性和创造性功能，将丈夫从偏向父系家族关系拉回到核心小家庭利益。因此，为了保证父系家族世代传承而谨防断裂的理想，就需要抑制夫妻之间感情的激动，形成以父子轴为核心的家庭关系。正如费孝通所言:“我们的家既是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夫妇成了配偶。配轴虽和主轴一样并不是临时性的，但是这两轴却都被事业的需要而排斥了普通的感情......夫妇之间感情的淡漠也是日常可见的现象。”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及以前，调研的湖北省S镇地区依然属于传统农业时代的伦理性家庭秩序，夫妻之间的感情总体是受到抑制的。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S镇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外出务工，主要到广东的东莞、广州、深圳、中山等珠三角地区。而到了2000年前后，全国大规模打工经济浪潮开始兴起后，当地的劳动力基本都外出务工。为了实现进城和社会向上流动的家庭发展这一功能性目标，父代成为子代吸纳和动员的劳动力资源，主要表现:一是帮助子代娶媳妇成为父代的硬任务，子代的婚姻成本一路水涨船高。二是帮助子代带孩子也成了应尽的义务，因为公婆是否帮忙带孩子成为将来儿媳妇是否养老的前提条件。在打工经济时代当地就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即年轻人外出务工和中老年父母在家带孙子和种田务农的家庭分工模式，形成一种新三代家庭结构，目标是家庭资源积累的最大化，也有学者称之为功能性家庭。在家庭发展这一功能目标本位下，夫妻之间的情感、亲子之间的陪伴都是退居二线的需求，家庭的情感也受到抑制。因此，夫妻之间长期异地分居、留守儿童问题都是可以忍受的，尚未被问题化。

2.情感的释放:数字时代情感性家庭叙事的凸显

虽然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地就开始出现少量的自由恋爱，之后自由恋爱和介绍型婚姻也一直并存，夫妻之间的情感表达有了一定的空间，但是在家庭发展的功能性目标之下，夫妻之间的情感需求和亲子之间的陪伴需求仍然受到一定的抑制。然而，近年来，随着以移动互联网为基础的数字媒介技术快速向乡村社会下沉，整个社会信息流动与传播的速率极大提升，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婚恋情感与家庭生活理想通过数字媒介快速传播与扩散，也开始为小镇青年认可、接受与模仿。因此，情感话语成为当地90后小镇青年婚恋择偶与家庭再生产时的理想叙事框架，主要表现在夫妻、亲子和代际关系三个维度上。

(1)注重情感陪伴:不愿接受夫妻异地生活

当地90后小镇青年，对婚姻不再将就，开始将夫妻之间的情感置于婚姻缔结和家庭维系的首要位置，而且越来越注重婚后生活的共同在场与情感陪伴，也越来越难以接受夫妻婚后长期异地生活带来的情感空虚。上一辈人为了过上好日子和家庭发展，夫妻外出打工也很难在同一个地方找到好工作，而忍受长期分居的价值观念不再被90后小镇青年群体认同，这被认为很可怜。

案例一:小彦，女，土生土长的S镇青年，1995年生，大专学历。大专毕业在大城市打工了两年，后回到S镇XP村担任妇女主任。去年谈的男朋友，是自己的初中同学，也是S镇青年。问及为何还没有结婚时，她说还不满足结婚的条件，还没有做好结婚的心理准备，觉得结婚很可怕，先不着急结婚。因为男朋友高中毕业就外出务工了，如今在广东的公司上班，而自己在村里工作，目前处于异地状态。自己结婚不能接受夫妻长期异地分居，自己不想到外地去工作，之前在大城市打两年工，工资都不高，而大城市买房以及生活成本很高。考虑过让男朋友回来到本地找工作，但在本地又很难找到在广东那么高工资的工作，所以又不能贸然让男朋友回来。

小彦在本镇上的发小和朋友大多出生于1992—1995年，绝大部分都还未婚，其中5名男生是1992—1993年的，只有1人去年刚结婚。这名男生通过相亲认识对象，两人处了半年结婚。他在上海打工，老婆在武汉打工，上海和武汉的距离一周见一次都很难。但是没有办法，两人生了孩子需要先打工攒钱。当地的90后小镇青年觉得迫于生计压力而夫妻异地的生活挺可怜，结了婚还不如不结婚。

(2)注重亲子陪伴:不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留守儿童

90后小镇青年本身就是第一代留守儿童，童年因为父母不在身边而饱尝孤独与情感缺失。他们的童年时期，乡村社会互联网环境还不发达。然而，随着数字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手机游戏、短视频等也快速进入乡村儿童的日常生活，由于缺乏亲代的陪伴和监督，乡村留守儿童的学业和行为习惯的培养等都面临危机，留守儿童也被问题化和污名化了。因此，90后小镇青年也开始注重亲子陪伴，不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留守儿童，从过去争取让老人帮忙带娃，转变为代际之间育儿观念的冲突，老一辈带娃的方式被视为落后的，开始出现自己的娃自己带的观念。

案例二:张阿妹，女，1992年出生，当地县城中专毕业。2011年和老公通过溜冰认识并谈恋爱，2013年结婚。她说那个时候什么都不懂，读书少、进社会早，结婚在同龄人中算早的。2013年大女儿出生，孩子1岁断奶后，就放在村里由婆婆带，自己外出打工。2018年开始玩抖音、小红书。2019年怀二胎，2020年儿子出生。通过短视频媒介了解到胎教和育儿知识，才知道要科学育儿。怀第一胎的时候，什么都不懂，怎么带娃都是听婆婆的。现在了解到科学育儿观念后，才知道0~3岁是孩子安全感和性格养成的关键期，妈妈的角色是不可替代的，而且老人带孩子跟年轻人不一样，所以第二个孩子就想自己带。她说作为妈妈的角度，带两个孩子的感受对比明显，儿子一直是自己带的，会更了解些，心理距离也会觉得跟儿子更亲密些。所以，可以穷点、差点，家庭进步慢点，但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再成为留守儿童了。将来至少可以对孩子说:妈妈虽然没钱，但至少陪着你长大。她说现在村里的年轻人基本上都是自己的孩子自己带了。

(3)注重代际空间独立:不想让代际关系影响夫妻感情

在家庭资源积累最大化的功能性目标为本位的阶段，代际责任成为家庭发展能力的重要资源，所以才会出现老人是否帮子代带孩子成为将来能否获得养老的关键。然而，家庭情感价值得以凸显和释放时，过去的以代际轴为核心转变为以夫妻轴为核心，夫妻之间的情感状态成为个体幸福感的主要来源。由于数字媒介接触带来的科学育儿观念的传播，90后小镇青年不再接受和认可父辈的传统育儿经验，婆媳之间围绕育儿方式容易产生冲突。不管是网络空间，还是90后小镇青年所处的现实空间，都发生了很多类似案例。每当婆媳之间产生冲突的时候，青年女性都是希望丈夫站在自己这边，否则会影响女性在婚姻中的主观幸福感。然而，现实中很多男性很难处理好婆媳之间的关系，导致家庭矛盾重重。因此，当地90后青年开始注重代际空间独立，即结婚后不想跟老人住在一起，保持各自独立的空间，通过减少直接接触，进而规避代际关系影响夫妻关系和亲子教育。

三、数字时代亲密关系变革的内在逻辑

在移动互联网发展和社交媒体时代，爱情作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种情感需求，因为传播技术的发展而产生巨大变迁。当地90后青年群体关于婚姻、育儿与家庭等亲密关系观念的变革，与以移动互联网为基础的数字媒介技术密切相关。当然，这并不是说数字媒介技术的接触直接决定了90后青年群体的亲密关系行为的变化，这个过程其实是数字媒介技术、作为行动者的主体意识与地方化的社会结构三者之间的多维互动的结果。

1.数字媒介技术:由城乡分割转向城乡融合的信息系统

《中国统计年鉴2023》显示，我国初婚人数自2013年达到2385.96万人的高峰后，便逐年走低，2022年初婚人数只有1051.76万人，9年间减少了55.92%。而根据《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1980年平均初婚年龄为23.59岁，2000年平均初婚年龄为24.21岁，2010年平均初婚年龄为24.89岁。从1980年一直到2010年，我国的平均初婚年龄变化相对缓慢。而2020年我国的平均初婚年龄为28.67岁，比2010年的平均初婚年龄24.89岁猛增3.78岁，远高于上一个十年。前面提到湖北省2022年男士平均初婚年龄为32.99岁，女士平均初婚年龄为31.23岁，均已经突破30岁。最近十余年来，平均初婚年龄呈现迅速抬升的态势。

我国平均初婚年龄的推迟与互联网的规模化发展历程是高度耦合的。学界普遍认为2008年是我国互联网规模化发展的起点。截至2008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2.53亿，互联网普及率只有19.1%，而且网民主要集中在城市，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很大。然而，到2021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10.1074亿，首次突破10亿，互联网普及率已达71.6%，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在缩小。由此可见，互联网在近十年来是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发展，目前已经成为社会运转的底层架构。与此同时，我国平均初婚年龄也在近十年来呈现迅速上升的趋势，两者之间具有相关性。

在2000年之前，我国形成的是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广大乡村地区依然还是相对封闭和低度流动的传统熟人社会，社会变化的速率较为缓慢，相应地，农民的婚姻与家庭观念变化依然保有较强的传统伦理，初婚年龄变化较慢。2000年，大规模的打工经济兴起后，也开启了农民的大规模进城务工，城乡社会开始进入大流动时期，农民工开始近距离地接触城市生活。然而，问题在于为什么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我国平均初婚年龄的增长依然非常缓慢?其中的内在逻辑在于:一方面，农民工进城主要从事的还是非正规经济行业，而城市中等收入群体一般从事的是正规经济行业，农民工日常接触的主要还是跟自己同类的农民工群体，农民工和城市市民看似共处在同一的城市空间，但实则分割在不同的生活世界，农民工和城市市民的交往与生活仍然是二元区隔的;另一方面，第一代农民工进城务工，目标主要是挣钱，并没有想融入城市，其参照群体依然是村庄的熟人社会。因此，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虽然大规模打工经济的兴起带来城乡社会之间的流动，但依然延续的是城乡二元分割的信息传播系统。然而，互联网作为一种现代性力量，具有破壁的穿透力。尤其是以智能手机为基础的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以及短视频类与生活分享类社交媒体的狂飙突进，打破了城乡二元分割的信息系统，塑造了城乡融合的共享信息场景。

2.线上网络空间:亲密关系的现代性叙事

在数字媒介平台上，有大量关于爱情、婚姻、育儿、家庭等亲密关系内容的自我呈现与知识生产，形成了一套以女性为中心的亲密关系叙事框架，不同于传统父权制文化下以男性为中心的亲密关系伦理。

(1)亲密关系的现代性叙事框架

通过对数字媒介平台上关于爱情、婚姻、育儿、家庭等主题内容与话语的分析，研究发现数字空间关于亲密关系生产了一套现代性叙事框架，传播了一种新型家庭伦理。具体表现:一是女性主义内核。在传统父权制文化下，女性在两性关系和家庭中受到抑制，形成的是以家庭为本位的伦理规范，女性往往没有自我，要时刻做好为家庭牺牲的准备。然而，数字媒介平台上却呈现出与传统相反的亲密关系叙事，如“女人要做100分的自己，80分的老婆，60分的妈妈”，要学会“好好爱自己”，“做个清醒的女人”。在家庭关系处理的顺位上转变为“自己>伴侣>孩子”，即自己的主观幸福感优先于夫妻关系，夫妻关系优先于亲子关系，这就由过去的以家庭为本位转变为现在的以个体为本位，本质上是女性主义主导的新型家庭伦理，挑战了传统对女性贤妻良母角色的设定。

二是情感与陪伴伦理。女性在家庭中获得的主观幸福感主要来源于亲密情感体验，而亲密情感体验的形成又以朝夕相处的陪伴为基础。不管是夫妻关系，还是亲子关系情感的满足都需要日常的陪伴。在这种新型的情感与陪伴伦理下，留守妇女与留守儿童被“污名化”了，也被建构为一种社会问题，被贴上了“很可怜”的负面标签。同时，社交媒体的发达为新型亲密关系建构提供了便利，由于丈夫不在身边，留守妇女的情感空虚很容易被社交媒体所填补，从而容易出现网恋、婚内出轨等导致家庭破碎的风险。这也会进一步促进青年群体对家庭情感与陪伴伦理的重视。

三是科学育儿理念。在亲密关系之亲子关系维度上，数字媒介平台上生产和传播的是现代主流的科学育儿理念与方式，传统的粗放式育儿方式被视为落后的。科学育儿理念重视“早教”，尤其是0~6岁的早期教育，每一个阶段都有相应的大运动、精细化运动、语言发育、社会交往、智力发育水平指标，共有20多个敏感期需要抓住培养等。0~3岁被认为是孩子安全感和人格形成的关键期，3~6岁被认为是孩子性格、行为习惯养成的关键期。在这一过程中，母亲的情感投入与日常陪伴引导角色都是不可替代，被认为决定了孩子能否形成健康的安全型依恋关系，甚至决定孩子一生的幸福。

(2)短视频平台的叙事策略

关于亲密关系的现代性叙事框架的形成与广泛传播，得益于短视频平台的媒介可供性和叙事策略，具体如下:

一是议程设置引领。短视频平台上有大量关于婚姻、家庭、育儿等亲密关系主题的内容生产，引领了亲密关系话题的议程设置。不仅有大量的专业直播课程，讲解与传授现代亲密关系原则与技巧，而且还有大量不同等级的网红博主拍摄分享家庭日常生活，提供了践行新型亲密关系伦理的理想图景。这些网红博主不同于影视明星，原本也只是素人家庭，只是在获得了互联网流量加持后成为“网红”，成为普通人可以企及和参照的对象，对普通人也就具有了示范效应。

二是短视频与算法推荐技术保障。短视频类社交媒体的特征:其一是相较于文字为主的媒介，短视频媒介传播的门槛较低，对用户的文化程度、媒介素养要求较低，哪怕没上过学、不识字的用户也能刷短视频;其二是大数据与算法推荐技术的主动推送机制，不需要用户主动去检索信息，而是根据用户浏览的兴趣偏好与需求主动推送信息，这就不再是人主动找信息，而是信息主动找人，会带来用户的沉浸式体验。

三是情感共鸣与话术引导。传统父权制文化下女性在家庭中处于依附性的身份位置，“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便是妇女隐藏的归属与意义世界。而在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女性便始终面临着价值与意义世界的重塑，以及新型的亲密关系伦理问题。而短视频平台上关于亲密关系的现代性叙事，通过情感共鸣与话术引导机制迎合了女性关于自我认同与亲密关系建构的心理需求。例如，在涉及女性自我与家庭关系处理的顺位时，话术强调要将自我放在第一位，“自我是前面的1，伴侣和孩子是后面的0，没有前面的1，后面的0就没有意义”。再如，关于亲子陪伴与科学育儿的话术，会强调“幸福的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童年，要用一生去治愈”，让用户感知到风险与后果的严重性，以引起对早教的重视。

数字媒介平台上关于亲密关系的现代性叙事框架，原本是以城市中产家庭生活的理想为参照系，以消费主义文化为基础。因为不管是情侣或夫妻之间的情感表达，还是亲子之间的高质量陪伴和科学育儿，都需要消费来体现，“爱我就要舍得为我花钱”成为爱的宣言。前面分析了数字媒介技术的发展，形塑了当前城乡融合的信息传播环境，这样一套现代性家庭叙事框架，不区分城市和乡村，用户只要拥有一部智能手机和下载相应的App，看到的是一样的世界图景。因此，这会促使地方小镇青年在深度接触数字媒介信息环境后，带来婚姻、家庭、育儿等亲密关系认知的改变。尤其是在当前男多女少性别比结构严重失衡和全国性婚姻市场形成的背景下，女性在婚姻市场拥有了择偶主导权，对数字媒介平台上传播的以女性为中心的亲密关系叙事框架有天然的认同，进而带来婚姻选择与缔结行为的变化。虽然大众传媒时代，通过电视媒介也生产和传播了很多以现代爱情和家庭为主题的影视作品，在从城市向乡村传播扩散的过程中也会对乡村青年的婚恋价值观产生影响。但影视剧毕竟多是虚构出来的作品，并非普通人的真实日常生活记录，大部分小镇青年并不会以影视作品中的生活为参照对象。而短视频类和生活分享类社交媒体平台上生产的内容，有大量的普通用户自身生活的真实记录，小镇青年看到了一个超越于地方的更大的生活世界，开始将之纳入自己的理想参照系。

3.线下地方社会:小镇青年的传播主导权

当然，小镇青年的数字媒介接触，并不会直接导致亲密关系的变革，还需要嵌入线下地方社会结构中，线上和线下传播的共振与合力才最终引发当地90后小镇青年亲密关系观念与行动的系统性变化。对中西部县域社会而言，不同家庭之间的分化程度并不高，小镇青年接受的教育与文凭成为社会分层的基础。当地的90后小镇青年按照受教育程度主要分为四种类型:一是上了重点本科的大学生青年，二是上了普通本科的大学生青年，三是上了大专的青年，四是上了高中、职业高中(中专)及以下的青年群体。当地家庭总体是越来越重视子代的教育，大约在2010年普职分流政策推行后，考不上高中的学生，一般会上职业高中(中专生)。因此，当地的95后青年群体基本至少上了中专。而95前青年群体，如果没有考上高中，初中毕业就直接外出打工了。

第一类上了重点本科的青年群体，基本上都会留在大城市工作，极少再回到乡村社会，相当于跳脱了乡村社会结构，也就不再参与乡村社会的竞争。第二类和第三类上了一般本科或大专的青年群体，一部分考进县乡体制内工作(公务员、教师、医生等)。这部分小镇青年，不管是经济资本、社会资本，还是文化资本，在小镇社会中都处于优势位置，而且是较早通过教育走出地方社会，接触和追求城市中产生活的价值与理想的群体。他们关于婚姻、家庭、育儿等亲密关系的认知与数字媒介平台上传播的城市中产的理想家庭生活叙事是相似的，而且具有将理想实现和践行的能力，为地方社会提供了现代性家庭生活的具身化传播经验。因此，这部分小镇青年拥有了实质的传播主导权，主导了地方社会青年婚姻、亲子关系、婆媳关系的标准，重构了新型生活方式与家庭伦理。而第三类和第四类青年则是地方社会中的接受、认同和追随者。

案例三:SQ，女，外来媳妇，来自湖北十堰，村聘信息员，1988年生，初中学历，儿子2015年出生。平时经常跟同样为外来媳妇的桂花一起玩，桂花是广西的，大专学历，老公也是大专学历，在SQ看来，广西的这个媳妇婚姻家庭比较幸福美满，因为老公比较理解和体贴她，在婆媳关系中也经常维护她，对自己的父母说不要强迫媳妇干她不想干的事情。他们婚后跟父母分开住，夫妻俩在镇上买了房居住，自己带娃，公婆在村里住。反观自己的老公，不理解自己，每次跟婆婆发生矛盾，老公都是让自己不要跟老人计较。所以，自己对老公也是挺失望的，婚姻满意度比较低，但为了孩子只能将就婚姻。

案例中的桂花夫妻在当地算是小镇青年中的中上层家庭，他们的夫妻、代际和亲子关系跟城市中产的家庭生活无异，成为地方社会的一种具身化理想标准。SQ在将自己的婚姻和家庭生活与之对照的时候，便会感受到强烈的落差，对自己的婚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较低，将就着过日子。她不禁感叹:“婚姻带给女人的是负数，没有好好爱自己，时间都给了家庭和孩子。这两年看抖音和快手关于婚姻情感类短视频内容，常常有一定共鸣，再结合身边的现实案例，才逐渐清醒了些。”所以，现在她经常向自己的90后表妹传播新的婚姻观念:“未碰到喜欢的，不要轻易结婚。婚姻对女人不是必需的，不要把婚姻看得太重，趁年轻多存点钱，老了可以到养老院去养老。没有必要将着就组合家庭，还要去照顾别人的父母。我们80后及以前的父辈，大多都是将就的婚姻。”

案例四:LTY，男，1998年生，在武汉上的二本学校，2021年毕业时先后参加了选调生、公务员、事业编考试，都没有考上。目前，在S镇中学担任代课教师，同时在准备考正式编制的教师。目前还没有谈恋爱，打算先争取考进体制内，再谈对象。单位内未婚未恋的同事较多，他们经常约着一起去玩，其中女同事们每次都会讨论择偶与婚恋的话题。他说自己每次听的时候，都会默默做笔记，看现在的女生择偶时都会在乎哪些条件，希望自己将来找对象时，能成为女性选择的理想型，至少不踩雷。他总结本地女性择偶成家时考虑的因素:男性要会体贴女性、过节要有礼物和仪式感，男性要能挣钱养家。总之男性要给女性提供经济和情绪价值，婚后夫妻注重自我空间、家务共担、不想跟老人住一起，要享受二人世界等。

从案例三和案例四可以看出，线上网络空间的信息传播对用户行为的影响并不是线性的，还要经过线下地方社会圈层化的舆论传导机制加持。根据社会比较和群体参照理论，社会竞争的压力主要源于身边的熟人，而非遥远的陌生人，社会比较的对象往往是身边的内群体成员。线上数字空间关于亲密关系的现代性叙事，使得小镇90后青年跳出地域看到了远方的理想世界图景，实现的是认知的变化;而线下地方社会内部的群体参照和舆论传导机制，则解决的是从认知到行动的改变。因此，经过线上虚拟社会和线下现实社会多级传播的共振，塑造了一种主流趋同的关于婚姻、家庭与亲密关系的理想叙事框架。越是无限接近这套婚姻叙事理想，亲密关系体验到的主观幸福感就越强，婚姻满意度就越高，反之，则相反。

四、进城还是返乡:情感性家庭理想实现的困境

对广大90后小镇青年群体而言，家庭的情感价值之维从抑制到释放，正在经历快速的婚恋价值与家庭现代化转型。然而，这种以情感价值为本位的情感性家庭理想的实现，在中西部地区却面临很大的困境。具体而言，广大的中西部县域社会呈现弱工业化，甚至去工业化发展的格局[。中西部的县城主要还是消费性城市，因此县域社会的就业岗位结构呈现两极分化:一类是体制内的正规岗位，主要以公务员、事业编干部、教师、医生等体制内有编制的人员为主，这个在县域社会内是最体面、收入也相对比较高的工作岗位。现在这些体制内岗位对学历的要求一般是本科以上，也有少部分偏远乡村的教师、医生会放宽到大专学历。一类是体制外的非正规经济岗位，主要以商场、超市、餐饮、服装店等服务行业人员为主。县城服务行业人员月工资比乡镇的稍微高一点，如L县县城服务行业人员月工资普遍在两三千元，而S镇超市、服装店、餐馆等服务业人员月工资普遍只有千把块。S镇有一些家庭作坊式的低端纺织加工厂，月工资也只有千把元，甚至有的只有七八百元，还要工作10小时左右。这类体制外的工作，技术含量较低，对学历要求不高，一般初中学历即可胜任。

在中西部90后小镇青年的四类群体划分中，上了重点本科和普通本科的大学生群体在县域社会中尚属少数，大多数是大专和中专生群体，大中专生培养的主要是技术型工人。这部分大专和中专生群体回到县域社会，由于县域社会的工业基础较为薄弱，面临就业岗位匹配的困境。一方面，体制内正规岗位很难进入;另一方面，体制外服务行业岗位对学历要求和工资都较低，缺乏能与技术型工人相适配的工业经济基础。因此，大部分90后小镇青年返回到故乡，难以找到收入比较满意的工作。正如案例一中丁彦的男朋友一样，高中毕业后去广东打工，月工资在一万元左右，基于婚姻的考虑返乡的话在本地难以找到收入这么高的工作。

然而，这批大中专生进入大城市就业的话，收入虽远高于县域社会的工资，但却处于大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低端位置，难以进入大城市中高端的工作岗位，因此在大城市社会中却属于较低收入群体。而大城市的高房价、高生活成本，使得90后小镇青年难以靠自己的力量在大城市买房，也就难以真正在大城市立足。因此，90后小镇青年作为第二代农民工，面临在大城市留不下，而家乡又返回不去的双重困境。他们只能维持在大城市打工挣钱，而在家乡县城或中心镇买房的时空分离格局。对于80后及以前的小镇青年，他们结婚成家时在家庭资源积累最大化这一功能性目标之下，夫妻之间的感情需求受到抑制，为了提升家庭发展能力，夫妻婚后异地打工和子代留守都是可以容忍的，尚不是问题，因为毕竟身边的人都是这样的情况，所以也不会因此而对婚姻不满意或者推迟婚姻缔结。这也是21世纪打工经济兴起的第一个十年，全国平均初婚年龄增长依然缓慢，并没有为此发生大的变动。然而，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打工经济虽然在继续，但是叠加了互联网进入规模化飞速发展因素，进入适婚年龄的90后小镇青年对家庭的情感需求开始释放，家庭的情感价值成为婚姻缔结的核心要素，注重夫妻之间的情感表达和亲子之间的陪伴，这就使得过去家庭时空分离的结构变得难以忍受。然而，城乡之间以及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并没有改变，90后小镇青年依然无法实现在地工业化和城镇化，只能外出到大城市打工挣钱，这就使得情感性家庭理想的实现陷入了困境。不想选择将就的婚姻，结果就只能是在还不满足结婚条件时，将婚姻的缔结不断向后推，导致晚婚晚育。

五、结论

互联网技术在近十年来的飞速发展和向乡村社会的下沉，推动了社会的深度转型。家庭是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华文脉延续的根基，家庭结构和价值的变迁将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复兴。继国家权力和市场力量之后，数字媒介成为推动家庭现代化转型的第三大力量。数字媒介技术的发展，真正打破了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从过去城乡二元分割的信息系统转变为城乡融合的共享信息系统，这也使得城乡社会关于婚姻、家庭与亲密关系的价值追求趋同，情感价值本位成为新时期婚姻缔结的首要目标，本质上是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爱情与婚姻价值风尚的传播与引领。数字媒介时期90后小镇青年对于情感性家庭的追求主要表现为三个维度:注重夫妻情感，不愿接受夫妻长期异地生活;注重亲子陪伴，不想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注重代际空间独立，不想让代际关系影响夫妻情感。

在城乡趋同的家庭情感价值追求图景下，研究发现，城乡不同阶层群体的家庭价值实现能力有分化。城市中等收入群体能够实现在地化的体面而稳定的就业，家庭情感价值的追求与就业结构之间并无冲突，能否实现理想婚姻的缔结主要是个体资源禀赋的差异。然而，对大部分中西部90后小镇青年而言，对于家庭情感价值的追求，却面临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就业结构之间的冲突，家庭再生产陷入结构性困境。90后小镇青年不再秉持“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传统观念，在不满足结婚条件的时候不着急结婚、不将就。而且数字媒介环境为个体生活和单身社会提供了可能，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值得进一步观察和讨论的问题是，当前的晚婚晚育现象是否会进一步演化为不婚不育趋势?中国的单身社会是否来临了?这将是未来十年值得持续跟踪调查的重要青年研究话题。

本文发表于《中国青年研究》2024年第8期。

备注：全文引用及参考文献从略。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乡村治理视阈下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困境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3BXW06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跨文化传播视域下的国际舆论朋友圈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2JJD860013）的阶段性成果。

引用参考：

张雪霖.数字时代的亲密关系变革：90后小镇青年的家庭再生产困境[J].中国青年研究,2024,(08):5-13.DOI:10.19633/j.cnki.11-2579/d.2024.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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