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珞珈问道丨蒋建国:十九世纪的孤独思想者——王韬
发布时间:2024-11-25 作者:CSMD 来源:CSMD

11月21日上午9:30,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蒋建国应中心邀请,在中心A321会议室发表题为“十九世纪的孤独思想者——王韬”的学术报告。讲座由中心主任单波教授主持,中心研究员肖珺教授、新闻与传播学院欧阳敏副教授以及学院30余名师生参加了本次活动。讲座中,蒋建国教授通过讲述晚清报人王韬的生活史与现代性,描摹出一位思想前卫但孤独寂寥的报人形象。他强调,对于晚清报人王韬的研究,需要重视私人日记、书信的史料价值,从“交往史”的视角探查晚清报人个体之间的交往网络,这对深入认识报人的生活状况与精神世界具有独特的价值。

图1 蒋建国教授讲座中

一、王韬研究的简要回顾

王韬是19世纪中国的思想先驱、报人、翻译家、历史学家、教育家和文学家。王韬作为第一代走向世界的江南知识分子,主张变法维新,倡导改革,是中国近代早期启蒙思想家,对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影响巨大。

蒋建国教授提到,王韬研究是近代人物研究的热点,相关著作多部,整体研究成果已达到很高的水准,研究思想史的学者都会直接、间接接触到王韬研究的相关史料。尽管王韬的研究已经非常全面,但目前对于王韬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包括生活史的细节不够深入、对交往网络的忽略、新闻思想仅限于办报活动以及缺乏相关材料的互证。

对于这些问题,蒋教授分享了自己在阅读王韬日记稿本的过程中的发现。在1887年5月20日这天,王韬参加了一场特殊的宴会,钱昕伯的次子与蔡尔康的女儿这天中午举行订婚仪式。他表示,在晚清报人研究中,尽管不少人知道钱昕伯曾为王韬的女婿,几乎没有人提及钱昕伯与蔡尔康的亲家关系,这其实为研究《申报》发展史和晚清报人交往史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二、王韬的生活史与现代性

王韬的空间流动与思想变迁。在上海墨海书馆的工作经历,在中国香港、英国、法国、瑞士、日本的流亡与游历,让王韬领略了西学的科学文明、天文知识,培养了科学精神和态度,从而在理论上抛弃了“华夷之辨”观念,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亲身体验西方世界的“先导”或“先行”者。

王韬18岁中秀才,之后屡次科场失意。1848年,时年20岁的王韬乘船由苏州乡下赶往上海。在西人麦都司主持的墨海书馆,王韬目睹了西方现代印刷术的神奇及西人优雅的生活,使他不得不思考一个以前从不敢想象的“事实”:在我们所身处于其中的古典华夏文化之外,还生长着另一类型的神奇而又值得仿效的文化,从而获得最初的现代性震惊,并由此寻找自己的未来精神生命的灵感源泉。蒋建国教授强调,上海作为口岸城市,具有巨大的虹吸效应。西方印刷资本主义企业,为口岸文人提供了谋生的机会。王韬的到来,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1862年,王韬流亡,在香港期间,他充分利用西学书籍的便利,进一步涉猎西学,除西学的历史、地理、天文和历法等外,他还探讨了生理学、机械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从而加深了对西方近代文化的认识和了解。后来,他于1867年冬起的三年时间游历英国、法国和瑞士等西方国家,还于1879年东游日本,较早亲眼目睹西方和日本的现代世界新气象。可以说,他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体验西方世界的先行者。

三、王韬的交往史与思想世界

从王韬日记中所记载的1600人可以看出,他在上海的交际圈是以墨海书馆为中心的,交往群体主要分为四类:传教士、口岸文人、沪上名流和底层社会人物。在沪上谋生的文人群体中,王韬的文采是出类拔萃的,不仅得到圈内朋友的敬佩,同时也得到墨海书馆“夷人”雇主的欣赏。

蒋建国教授提到了桐城派后期作家萧穆日记中的王韬,“王紫诠,名韬,长洲人,才气甚豪,旧寓香港,并游历西洋,中外情形无不熟悉。著书十数种,均有可传,云他日当以刊本见赠也”“后同访王紫诠谈话久之,紫老以《瀛墂杂志》三本、《弢园文外编》五本、《尺牍》四本《火器略说》一本见赠”,让后人得以从“他者”视角窥见王韬的博学多识、广结善缘、以文会友。后续蒋教授也提到了王韬与郑观应、冈千纫、徐维城、雷声驰、浣花生管秋初、艳禅庵主、薛福成等人的交往故事。蒋教授认为,王韬的交往网络与思想世界,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话题。

四、王韬的新闻思想

蒋建国教授提到,著书“立言”是王韬贯穿终生的兴趣,并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作为士绅中的一员,王韬“立言”的宗旨一生未变,这也是传统士绅彰显其文化权力的主要途径。

在通过游历外洋之后,王韬对报纸的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这大概使王韬得到很大启发:不必走仕途同样能济世救国。在此种情势下,王韬利用报刊来“熟刺外事”是一个“自然的选择”。

王韬的办报思想以“宣扬国威”“义切勤王”为动机,以“强中攘外”为目的,以“立言”即发挥报刊“喉舌”作用为重点。王韬同时还有以报纸谋生的动机,他不得不十分注重报纸的经营。1874年2月4日,《循环日报》创办,循环与求新有着内在联系,王韬至少发表了800余篇政论性文章,以言论蜚声报界。他在《循环日报》上系统发表了自己的变革思想,指出变革是历史发展的趋向“穷则变,变则通,自强之道在是”他的“变易”观为他的变革思想提供了观察社会的理论基础。

“人格与报格”也是王韬新闻思想中的重要部分。在王韬看来,公平、诚正是新闻记者最重要的品德,有了这样的品德,才会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从事采访报道活动,“不参毁誉之私”,防止“采访失实纪载多夸”的“日报之通弊”。

五、结论与讨论

为什么说王韬是19世纪的孤独思想家?蒋教授表示,作为秀才的王韬,始终追求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但在上海饮酒狎妓的生活让他的“立德”理想幻灭;过于前卫的思想导致没有高级官员接受他的建议、赏识他的才华,始终被政治主流排除在边缘之外,难以建功立业。尽管他的政论影响了改革派,他的交际圈不缺朋友,但在思想深处,他仍然受到传统儒家观念的影响,有一种“道”之不传的遗憾,并且在那个时代没有真正能够听懂他内心的知音友人。这种无望和失落在他晚年书信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我们要去研究这样一个表面光鲜但内心痛苦的报人,仅限于文本本身的解读是远远不够的,而是需要扩大史料来源,从他的诗歌、书信、杂文等中进行突破,真正了解王韬内心的孤独感,触摸其思想与灵魂,去挖掘真实立体的王韬。

在最后,蒋建国教授提出了一些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为什么是王韬?王韬的经历与新闻活动的关系?王韬的思想是否得到广泛的传播?假如《循环日报》是在上海,而非香港,对王韬的地位会有多大的影响?为何上海在甲午前没有出现出色的新闻思想家?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探讨。

讨论环节

欧阳敏:王韬在阅读时对于文本的挪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盗猎”,比如他对《圣经》的阅读和研究,是否是出于自己意愿的挪用?第二个问题是,王韬周围没有形成解释的共同体,我想知道他和哪些人对话和分享思想,您说了他的女婿钱昕伯,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人?

图2 欧阳敏老师

蒋建国:王韬对《圣经》研究的直接材料是比较难找的。从墨海书馆到英华书院,他有大量时间与传教士在一起,翻译宗教文本,他对《圣经》肯定接触了很多。他早期很厌恶《圣经》,因为他觉得西方的宗教与文学比起来是不伦不类的,言语中有很多批判,但后期你可以看到他言语中很少再有激烈的言语。

王涛的言论和思想到底是不是被这个言为心声?到底有没有知遇者?这就是我们下面要更深入挖掘的点。王韬是不是孤独的?它的思想到底有没有回响?同时代的人对他到底是怎么看?他当时确实名气很大,在传播西学这方面有一定地位,但这与他的思想能够被理解还是两码事。与他交往的人主要在谈风花雪月,很少谈论学术本身,与他经历类似,能够产生思想碰撞的比较少,所以说他很难找到同道,很少有直接证据证明王韬的思想是有很多人承接的。王韬的著作很多都是发散性的,没有形成系统的学术观念,有很多杂记、游记、日记、诗词、书信,这些东西你要挖掘它,要整理它,形成一个线索是很困难的,再加上没出版,所以王韬在世的时候,他的思想传播很困难,导致他能够对话的人很少。最后从王韬的社会地位来讲,他是一个“草茅下士”没有足够的政治资源支持他出版传播自己的思想。

肖珺:我特别感兴趣的是您提到王韬“流动”的这一部分。王韬从“不为人知”到“为人知”中间经历了一段难得的、几乎没有人能复制的这个海外的经历。在已有的史料当中,除了《泰晤士报》还有没有其他的史料?

图3 肖珺老师

蒋建国:应该有。王韬在欧洲的游记中有不少记述。这时期是他思想转型的关键时期。他清明回来以后又一起和理雅各一起共事,理雅各有句话说我在香港这20年最大的幸运就是得到王韬几人的帮助,中西文化的交融在他们身上体现。但是研究王韬在欧洲其他的经历就比较难,欧洲人的日记等文献中会不会提到王韬?这是研究的一个视角和线索。

肖劲草:王韬的孤独是情感性的孤独还是思想性的孤独?如果是思想性的孤独,为什么不把思想性的内容提炼出来,以便与人交流?

蒋建国:王韬思想很杂乱,而且一生在不断地跳跃,前后之间又相互否认。因此他的思想一贯性就不是很明确,就造成了王韬矛盾性的思想和观念。然而他的知识涉猎广泛,文学、历史、哲学各个方面都有,他的思想散落在各个层面的文明当中。其实他每天在思考,但是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东西是独立性的,一定要形成系统的内容,他当时应该是没有想到要这样做。

李龙腾:有些学者说王韬的人生轨迹鲜明地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依附性,您在阅读王韬的日记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种感受?

图4 博士生李龙腾

蒋建国:对于口岸文人来说,在科举社会士农工商的阶级分配中,士不够底层,不能够依附于这个官员政治来做下行卑微的动作,后来资本主义给了士一种平台转型的机会。经济上王韬没有固定的职业和收入来源,尽管《循环日报》在今天的地位很高,但在当时它的发行集中在香港、岭南地区,很难深入大陆内地,实际发行量是不多的,所以他办报未必有很很高的经济收入,他始终想要开拓他的使命,但是他又缺乏资本、财源,很难继续推进下去。他始终基本没有的经济来源,这就制约了他的事业。他事业不成功,这种苦闷、求而不得的心态是造成他孤独的原因。

图5 单波老师

单波:谢谢蒋老师带来的启发,即流动的现代性牵引着王韬的思想变迁。在近代化的转型当中,中国文人力图摆脱对皇权的向心运动,但内心深处并未完全放弃为君王服务的理念,这也是王韬孤独感的来源之一。另外,做口岸文人交往史的研究非常有价值,有助于我们去发现在历史的转型中“现代性”是怎么流动起来的,学会用流动的眼光看到不一样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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