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下午1点半，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吴飞应中心邀请，在中心A321会议室带来题为“全球共通：国际传播理论建构的新路径”的学术讲座。讲座由中心副主任肖珺教授主持，中心主任单波教授，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心研究员王敏副教授以及校内外30余名师生参加了此次活动。讲座中，吴飞教授与在座师生讨论了“国际传播理想的交往如何实现”的话题，他认为，在全球化时代，新技术为共同分享的背景知识提供可能，我们需要尊重多元文化的差异，以全球共通的理念，从事实共享、价值共振和情感共鸣三个维度来重构国际传播新逻辑。

图1 吴飞老师讲座现场

一、完美的传播虽不可能，但人类离不开传播

谈及国际传播之前，吴飞教授首先溯源了“传播”一词的概念。他认为，传播不仅是学术概念，也是每个人需要面对的基本问题。人是交往的动物，不论是作为个体的个人，还是民族的国家，都在不断地交流交往，绘制出群体构成的认知图景，交往过程也构成对于“他者”“我们”关系的认知。在这个层面上，传播需要回归到最原始的“交往”“交流”和“沟通”意义上去理解。因此，传播学研究其实是在寻找理想交流的可能性，作为传播学研究分支的国际传播也在追寻人类交往的理想可能。

图2 吴飞老师讲座中

紧接着，吴飞教授梳理了传播研究的两条脉络：“交流之可能”与“交流之不可能”。“交流之可能”的相关讨论具有现实感，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希望通过交流交往看到复杂无序背后的共同体可能，促进民主和社会发展。而“交流之不可能”则更加关切人的生存境况，认为人始终在与这种不可交流性抗争。综合两种脉络可以发现，无论是认为交流可以达成、追求人的连接和建立人类交往共同体的研究，还是认为交流难以实现和对人之存在境况的探究，传播学学者们都在思考如何交流，怎样更好交流以及思考交流交往背后的机制，都在试图回答这些核心的问题：人类为什么传播？理想的交往如何成为可能？共同体为何难以实现？

“文明冲突论”

在这一环节，吴飞教授介绍了国际传播的起源与发展、国际传播中“文明冲突论”以及国际传播中的其他变量。他认为，以往国际传播基本的内核是建立在“文明冲突论”基础之上的。尽管国际传播中包含着核心与边缘、新技术、文化帝国主义、东方主义和全球南方等其他变量，但综合来看，传统的国际传播依旧充斥着“文明冲突论”的阴影，交往之中不断区分“我们”与“他者”，而国际传播研究视野也大部分聚集在国家形象、国际关系和传播策略等方面，议题较为微观且具有很强的实用主义偏向，并未跳脱“我”与“他者”的思维框架。随后，他提出了两个问题：既然人与人注定要相遇，群体与群体之间需要交流，国家与国家之间需要交往，传播学和国际传播研究所追求的理想沟通之境，从理论的层面看，需要什么样的前提条件？又应该建构怎样的沟通哲学与交往理性？

对此，吴飞教授希望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中寻找国际传播理想的交往路径。他提到，哈贝马斯提出共识形成过程有两个前提条件：理想沟通情境和沟通有效性要求。但在国家与国家交往层面，文明冲突、政治力量、经济利益和文化差异等更复杂多元的影响因素使得哈贝马斯所倡导的“交往行为理论”面临更多现实困难。基于此，理想交流带来的交往共同体难以实现，是否有一种更现实的人类交往可能性？

对于这一问题，吴飞教授认为，全球化时代，新技术为“共同分享的背景知识”提供可能，技术使得人们在数字空间相互连接，公众分享他们的生活和观点，信息和观念众声喧哗形成共享池，数字技术的连接让差异得以共显，为主体间和文化间共鸣创造了条件，而共鸣关系的建立则是人类建构命运共同体走向共通的基础。不同的主体共在于数字空间，分享事实信息和不同价值观点，促进共鸣，为人类交往提供了一种可能，导向全球共通的理想。从数字共通的视角进入，他认为可以发展出一种基于事实共享、价值共振和情感共鸣国际传播新逻辑。

三、全球共通：重构国际传播的新逻辑

接下来，吴飞教授在事实共享、价值共振和情感共鸣三个维度分别阐释了全球共通的国际传播的新逻辑。

在事实共享层面，他提到，事实信息是人类沟通和传播的基础，连接不同意义脉络。在交往系统中，信息和意义循以一种过程性、相互关联和反思性的方式发展，从而形成人类交往的基础和重要存在，在国际传播和人类交往中，基于事实维度的媒体信任又很大程度上决定信息的传播力，进一步影响更大范围内的人类交往。而目前遇到的问题是，新闻真实性受到威胁——两次世界大战中新闻真实蒙上“工具”的阴影；冷战以来国际假新闻作为意识形态斗争工具；以及在人工智能媒体时代，作为计算宣传的国际假新闻表现形式更加隐蔽。对此，吴飞教授认为，全球共通需要以最基本的事实共享作为基础，并针对国家、国际社会、新闻媒体机构、国际新闻记者等不同的主体如何把握事实共享提出了建设性思路。

在价值共振层面，吴飞教授认为，文明冲突的隐喻一直存在，但我们应当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并重视跨国数字平台的角色。他提到，跨国数字平台是一个开放扩容的空间，为多样数字文明带来呈现提供更多展示平台，促进相互了解和开启不同文明对话；能够打破时空界限，让边缘地带和中心区域的文明平等地呈现在数字空间中，更即时高效地传播交流。数字平台的技术赋权、趣缘连接让文明交流互鉴效果更加深入，多模态技术助力不同文明以更丰富的形式呈现，让全球数字公众更直观感受体验不同文明样态，在趣缘圈层连接下，让不同群体间深入交流，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深入化。但同时也要警惕跨国数字平台中阻碍文明交流的因素，避免信息呈现片面化带来的文化极化和文化冲突，需要减少跨国数字平台“他者”化身份建构带来的平台生存困境和身份危机。

在情感共鸣层面，吴飞教授提到了国际传播情感转向的风险，例如跨文化语境的差异性可能带来的理解误差，过度情感偏向也会带来事实的遮蔽、群体极化、同情疲劳和真正的共情缺失等诸多问题。对此，他认为，全球共通需要强调多元主体情感共鸣。国际传播需要跨越地域，给不同文化语境的受众创造参与式体验，面对文化、种族差异建立新闻中新人物、事件、报道者和不同文化语境受众间关联感，以情感逻辑实现的跨语境连接，从而实现情感共性和亲近感。

四、结语：数字时代全球共通的未来

在讲座最后，吴飞教授引用了法国学者维克多·谢阁兰（Victor Segalen）提出的“多异美学”概念，他强调，从自我出发去观看世界可以发现世界的“他异性”，这是有利于重新思考“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的，并且能够捍卫多元文化的“差异”之美。在很多情况下，“差异”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可理解”“可对话”和“可沟通”的。

他提到，人类社会已经创造了各种数字化的交往媒介，媒介的丰富性赋予各种行动参与者更广阔的交往空间，不同的传播主体得以建立的联系不仅仅可以满足表层的交流，而且还可以通过事实、观念与情感的共鸣，开展深层次的对话。这种对话不仅是信息的传递，更是一种双重尊重的交互舞蹈：对自我的尊重促使个体超越自身的局限，在共享的过程中避免孤独感的产生；而对他者的尊重则体现在一种开放的态度上，表现为对不同文化和观点的欢迎、承认与接纳。国际传播必须立足于促进个体的成长与发展，推进主体间性的成长，唯有如此，才能为构建一个“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未来愿景提供坚实的基础。

交流环节

姜可雨(湖北大学副教授)：您刚才提到，需要减少跨国数字平台化身份建构带来的平台身份困境和身份危机，这对我很有启发。近两年我一直在关注美国TikTok“保卫战”研究，但我在从跨文化行动的角度去建构理论方面还有一些困惑，希望吴老师给予一些点拨。

吴飞教授：TikTok“保卫战”是很难处理的事情，所以价值共振层面，可能需要再有一个真正好的平台。联合国的机制在很多层面上已经被破坏了，所以我们需要寻找下一个平台，去讨论在哪些维度上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可以衡量文明的指标。中国现在强调文明互鉴，文明之间有很多东西是可以交流的，比如对生命权的尊重，对于共同富裕追求等。所以我认为，从共振的维度，找到不同文明可达成共识的地方，这个角度是可以考虑的。

王敏副教授：在您刚刚提到的事实共享、价值共振、情感共鸣的体系当中，是不是还存在一种“利益互惠”的维度？

吴飞教授：我完全赞同你这个观点。这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互惠，但我思考得还不够成熟，计划之后再写一篇文章深入探讨。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我之前无意中看了一个美国人拍的影片，讲述的是一个生产汽车的工厂里存在两套完全不同的文化体系，一批是日本人，一批是美国人，双方发生冲突，吵架到最后发现工厂难以为继，于是又开始协商讨论解决办法，让工厂繁荣起来。最后，我们既能看到美国人的自由散漫，又能看到日本的纪律性与秩序观。

单波教授：感谢吴飞老师的演讲和启发。吴飞老师提到的共通、共享、共振、共鸣，这些涉及人际层面，但是在一个国家层面，如何体现“共”？如何做到“共”？吴飞老师呼应了国际传播的跨文化转向，同时也印证了跨文化传播领域的无限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