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区”理论视域下跨文化交流中心的建构及其可能
纪莉 黄宏
摘要：“接触区”理论是跨文化传播学在后殖民语境下寻求去殖民化的重要理论突破,但是对其“接触区”使用需要摆脱西方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凝视,辩证地审视“接触区”理论中的“双向疏离感”激发出来创新的文化交流模式。本文将从西方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想“接触区”(contact zone)理论出发,分析“接触区”理论内涵和它的历史局限性,并以广西的跨文化传播空间的文化交融为例,提出建构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路径指引,以中华文明与不同文明交融共进为最终目的“交融区”,在边疆地区建设以我国华夏边缘地带历史发展为基底的跨文化交流中心。本文认为,我们需要对接触区理论进行提炼升华,以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双向交流的理念来建构跨文化交流中心,并以广西为例分析广西与东南亚地区的文化共性和文化间性为跨文化传播空间从接触区向交融区的转变提供了实践条件和现实经验。跨文化交流中心的建构为中国与亚洲、世界的交融互动保持交流通道,也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创新实践探索。
关键词：接触区；跨文化传播；文化交融；中国—东南亚互动关系
纵观人类的交流互动史,充斥着冲突、矛盾、疑惑,西方思想界以此为据推行“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等理论来解释复杂多变的人类文明发展,这些理论服务于“西方中心”资本主义文明展现出的唯一性和排他性,进而美化西方长达数百年的殖民历史。然而,人类文明进步的实践经验证明只有秉持开放包容,才能拓展认识与改造世界的范畴,人类文明才能持续进步。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人类社会需要共同寻求走向美好未来的创新路径。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首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来,这一理念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角度得到了深化和扩展,为建设更加美好世界提供中国方案。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影响力的扩大,国际社会也越来越认同“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内涵。推动这一历史性重要理念的发展,需要不断开创我国与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的新局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包含的跨文化交流观与西方的坚船利炮、殖民扩张的历史经验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应该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本文将辩证地从西方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想“接触区”( contact zone)理论出发,分析“接触区”理论内涵和它的历史局限性,并以广西的跨文化传播空间建构为例,提出建构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路径指引,以中华文明与不同文明交融共进为最终目的“交融区”,在边疆地区建设以我国华夏边缘地带历史发展为基底的跨文化交流中心。
一、“接触区”理论的起源及其论述
玛丽·路易斯·普拉特 (Mary Louise pratt) 在文章《接触区域的艺术》中首次提出“接触区域”这个概念,她将其定义为一个“文化相遇、冲突和相互争斗的社会空间的术语,通常是在高度不对称的权力关系的背景下,如殖民主义、奴隶制或它们的后果,因为它们今天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都存在”。一年之后,普拉特在1992年出版的《帝国之眼:旅行写作与跨文化》(Imperial Eyes :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一书正式提出并使用“接触区”,并将它进一步解释为主要指不同文化在其中相互接触并试图相互理解的社会场所(从地理学角度理解)和空间(从人种学角度理解)。可见,“接触区”概念起源自殖民主义的文化视角,是用以描述曾经有过殖民遭遇的空间。因此,在这一空间里,地理与历史上彼此分离的各民族相遇,建立起持续的关系,但经常伴随着威胁、极端的不平等和无法控制的冲突等情况。普拉特作为一个从帝国主义国家到殖民地国家进行研究的学者,她的观察、研究与经验使接触区理论的观察与描述对象往往是权力极不平衡的区域内发生的不同文化的相遇、冲突和斗争。
从地理层面来看,接触区通常位于贸易通商口岸或边境城市,各民族人民和商品流动频繁,相互接触。接触区的地理空间特点也使其既不处于原生社会和文化的中心,又与交往的“他者”社会和文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形成了接触区的“双重疏离性”:既与原生的自我社会相疏离,也与交往的他者社会相疏离。但是,普拉特认为接触区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独立严肃的概念,并区别于其他能够进行文化互动交流的空间,正是因为接触区的“双重疏离性”促进了不同文化传播的双向展开。这意味着,在作为中介性质的“接触区”中,文化不是单向的输出,而是双向的相互关系的建立与持续。这一特征构成了接触区理论在后殖民主义研究之外的研究领域应用的基础。
19世纪以来,全世界殖民地反殖民统治的独立抗争纷纷取得胜利,“接触区”也在普遍化应用中溢出后殖民主义研究领域,被再情境化地应用于对各种具体的现代社会空间和场景的描述与研究中。如克里福德·路特斯(Clifford J. Routes)将博物馆视为一个权力极不平等的微缩“接触区”:边缘地带的展品(peripheral work)被带入既定的中心(established center)进行展示和商品化的过程；数字化时代,接触区概念也不再局限于描述物理意义上的现实空间,而是延伸至对虚拟的数字空间的研究中,邹升(Zou Sheng) 将抖音短视频平台中的中国农村短视频博主和城市短视频受众视为在一个接触区中,农村短视频博主在这里承受着权力不平等和城市受众的文化审视。在以上有关“接触区”的研究中,几乎都指向了“接触区”的三个构成要素:首先,接触区是一个能够容纳多个文化相遇和相互影响的空间,接触区应该便于不同的文化进入,并且强调文化共性和文化间性对进入接触区的文化互动关系的影响；其次,接触区空间中存在权力的关系,这样的关系往往呈现出不平等的状态,如普拉特书中描述的殖民地中西班牙殖民者与南美洲被殖民者之间权力的不平等关系；最后,接触区的存在使命是为进入接触区的不同文化建立起持续性的关系(ongoing relations) 。
“接触区”理论的提出对于重现被殖民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主体性具有重要意义,也是跨文化传播学在后殖民语境下寻求去殖民化的重要理论突破。随着“接触区”概念的发展,我们可以观察到它的殖民主义色彩的渐渐消退。唐娜·哈拉维 (Donna J. Haraway) 的著作When Species Meet 就试图重新解释接触区概念的内涵,将其描述为:人类与其他动物物种的相遇就像截然不同的世界相互碰撞,已知的世界不断在相遇中被改变,并被完全重组,创造了一个共同的世界。每个物种都是“联结”的点,这些“联结”会通过它们的相互作用而重新连接起来,从而形成新的多物种“联结”的集合。虽然这样的解释试图将接触区应用到各类积极的文化建构中,但其中仍然包含了权力不平等关系:在不同物种相遇的区域空间内,权力不平等仍然影响了接触区域内联结的形态,人总是会对人类与其他物种的关系进行定义和解释,定义的权力透露出物种的优越性,定义的内容影响了人与动物的相遇所可能迸发的关系形态。由此可见,权力的不平等关系是“接触区”理论的起源——“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极度权力不平等关系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而当下“接触区”概念的应用被泛化至各个空间内,对于不平等权力关系的分析对象需要进行重新定位,理论也需要延展从而走出殖民主义的研究范式。
“接触区”概念应用与理论发展需要摆脱西方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凝视,辩证地审视“接触区”理论中的“双向疏离感”激发出来创新的文化交流模式这一优势,寻求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之上开展跨越不同文明和文化的交流、互动实践。文化交融是要以平等、开放、包容的姿态来进行不同文化的双向交流,而不是通过一种(权力)不平等的关系中强势的文化对弱势文化进行构建并将其纳入自己的文化体系中,从而在文化交流的场域中形成一种童话式的彼此之间的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此提供了我国新时代理论创新之源,以“文化交融”为目的的跨文化交流场域的建设应该有利于人类尊重彼此之间身份和观念的不同,在此基础上不同的文化寻求彼此间认同才能形成平等的、双向的、长久的交流,从而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理念共同生活。
二、边缘地带：基于共同生活经验的文化相融
新时代背景下,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不同文化间的藩篱并未随着“地球村”的到来而消失,文化间主体的异质性在民族主义与地缘政治的浪潮下被放大,文化之间的相遇充满了不确定性。如何在不同的文化、空间、族群之间进行跨文化传播,是研究者面对的时代之问。从对我国跨文化传播实践的研究可以看到,我国的跨文化传播仍然很大程度上是从“以我为主”的视角进行开展,没有充分考量甚至忽略了传播对象作为“文化他者”的信息传播需求。一些跨文化传播实践案例显示,跨文化传播实践单向传播的方式比比皆是。如国内文化演出机构扎堆排队到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这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跨文化传播效果,还突显文化自信的虚弱。跨文化交流过程中,双方需重视彼此的内在心理诉求,通过“双向沟通”的方式,增强认知结构与情感基调的契合度,才能走向“文化间性”,达成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理解和认同。
在跨文化交流研究中“双向”一直是研究的重心,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提出“共同经验”理论,认为传者与受者之间只有在某种程度上共享相似或重叠的经验时,才能实现有效沟通。这一原理强调,只有当双方的经验背景、文化认知或情感感知有一定的共同点时,信息传递才能在心理层面产生共鸣,从而达成意义的互通与理解。文化研究中对于自身合法性论述的一些观点也与这一观点不谋而合。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认为,当“经验”具有“新鲜感”时,它能够打破既有的意识形态框架,产生出新的、具有“促进性”的文化力量。这种新鲜的经验能够超越传统和习惯,成为社会变迁与文化创新的动力。新鲜经验在“感觉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中往往呈现为一种未被完全制度化或表达的情感与体验,正是这些元素推动了文化和社会的动态发展。
我国疆域幅员辽阔,不同地域、民族、风俗习惯形成了多种文化形态,也造就了中华文化的文化多样性。历史学家王明珂提出的“民族史研究边缘理论”认为中华文明应该从边缘去研究,而非从中原地带,他认为边缘地区那种犬牙交织的文明形态才是中华文明真正的面貌。越是边缘地带的族群,与中原地区汉族的“自我”与“他者”的文化、身份特征对比越是强烈:中原的汉族文化在华夏边缘反而表现得更易于察觉,在与边缘族群的文化对比之下,更能够提炼还原出中原文化的真实面貌。
“模糊的华夏边缘”也就是我国远离中原地区的边缘地带,这些地区少数民族众多、许多地方他国相邻。这些边缘地带的族群的日常生活经验与中原地区迥异,又与离自己更近的域外文化在交流与碰撞中产生了“共同经验”。比如边缘地带由于远离中原工商业繁华之地,很大程度依靠域外族群的货物流通来补充生存物资,从而保持商业活力。此外,为了族群的生存,边缘地带的族群的一个主要生活经验是在被外域族群入侵的高风险中生存下来,这样的生活经验在中原地区生活的汉人中是缺失的。但随着中央政府的边疆民族政策改变,中原地区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进入长期稳定阶段,外域族群与华夏边缘地带的人群频繁地通过通商、通信、通婚等方式在边缘地带进行双向自由的交流。这一过程中,边缘地带族群关于如何生存下去的生活经验转化为了新的经验形态,并且将这些生活经验通过人与人的互动交流转化为在边缘地带居住的土著族群、外域族群和华夏汉人的“共同生活经验”。王明珂认为,个体通过强化或调整认同体系以谋求群体利益。这一过程是个人与社会记忆相互作用的结果。社会记忆(尤其是历史记忆)在个人认同体系中被选择性强化,并通过群体互动影响个体的认同变迁。个体经验不仅塑造了心理图式,也影响了记忆的获取与遗忘,导致同一社会中不同个体在认同结构上可能产生差异,从而帮助理解族群认同的动态变迁。认同的变迁,并不代表认同的单一化、同质化:随着商品流动到边缘地带的异族人带来了不同的语言、肤色样貌、风俗习惯等“新鲜元素”,异族人也相对地在边缘地带体验到不同的文化；最终这些文化体验形成了跨文化传播的，通过不同族群的共同经验和社会记忆,共同经验能够帮助提升“自我”与“他者”的相互认同；社会记忆则强化了自我与所在族群的联结,强化族群内部认同。
我国的边缘地带承载了“接触区”的文化功能,但文化流动并非殖民主义知识范式下的双向疏离,而是强调交融,即多种文化(华夏文化、边缘地带当地文化、外域文化)双向甚至多向的流动,边缘地带的族群的生活经验经过文化交流产生各种变化,在“感觉结构”中一些经验产生新的个体感受,促进了边缘地带的文化与社会进步发展。在此过程中,边缘地带形成了类似接触区的功能:从“双向疏离”到“双向交流”再到生产“共同生活经验”的文化交流场域。但它区别于接触区不同的是,这些边缘地带没有接触区的后殖民色彩,它们的建立和延续并不基于殖民者的“他者”暴力闯入和随之带来的“自我”与“他者”的权力不平等关系。对此,研究者将以接触区理论视角分析中国—东南亚文化相遇的前沿—广西,通过探讨广西作为一段时期以来中国与东南亚相互交流的前沿地带与重要通道,论述中国边疆地区从文化接触区向文化交融区的发展,探索建构我国跨文化交流中心的实践路径。
三、从接触走向交融:以广西建构跨文化交流中心的实践探索为例
地处我国南方边陲的广西历史上一直处于中华文明的“边缘地带”,在地理上广西是中国唯一与东南亚地区陆海相连的省份,气候环境与东南亚地区相似,因此广西与东南亚在历史上的交流互动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优势和漫长的互动交流史。特别是在20世纪之前交通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的时代,广西作为中国与东南亚地理距离最近的区域之一,成为中国—东南亚相互接触、交流、互动的中心区域。从文化地理学的视角来看,广西作为连接东南亚的一个“地方”不仅是自然地理条件所决定的,广西区域文化也塑造着广西的“地方”特质。段义孚认为“地方”概念的形成是由文化长期作用于自然地理空间而来的,空间被赋予文化意义的过程就是空间变为“地方”的过程。在中国—东南亚区域交流的背景下,广西的“地方”文化意义很大程度都来源于中国和东南亚对于人员、商品、资金的流动的显性需求。从古代开始,中国和东南亚对于交流互动的需求形成了以朝贡体系为基础的“地域交易圈”,其间人和族群伴随着地域之间商品贸易的开展而进行了传播。这样的文化传播方式以商品贸易为主要目的,但活动主体(贸易各方)为了促成商品贸易的达成而发生了频繁的人员来往、交流、杂居、通婚等行为。广西作为承载这些行为的地理空间成为容纳不同文化传播相遇的“地方”,这也成为建构“中国—东南亚跨文化交流中心”的基本地理空间基础。
很长的一段时间以来,广西是中国—东南亚的“地域交易圈”的重要一环,与东南亚的交流互动也丰富了广西作为中国连接东南亚的“地方”属性。另一方面,广西的区域文化也因为不断丰富的“地方”属性而展现出越来越多的与东南亚区域文化的文化共性和文化间性。广西的区域文化是本土文化受到中原文化和海洋文化等的多重影响下形成和发展的,其中海洋文化的来源一方面来自中国苏浙一带并逐步自北向南传入广西,另一个来源则是由海洋文化深厚的东南亚地区自南向北传入广西。因此,从广西区域文化的很多方面都留存有东南亚地区文化的文化共性:从地理语言学研究角度对广西的主要少数民族语言壮语和泰语的特别是南部方言与泰语在语音、语法结构、构词方式和词汇使用等方面有诸多相似性,语言学上表明壮族和泰族的母语同源,证明了两个民族在历史上长期进行交流互动的历史事实。另一些民族学研究也发现过广西与东南亚一些地区存在过相似的文化习俗,但这些文化习俗的文化共性影响力并不如中国其他地区如福建、广东等区域的文化对东南亚区域文化的影响那样显著。东南亚的华人华侨群体的主要来源地区是福建和厦门,闽南语和粤语构成了东南亚地区的华人主要语言,并且随着福建、广东籍华人向东南亚流动、定居,闽粤的地域文化在东南亚渗透得更加广泛和深入。因此广西区域文化在东南亚的影响力远不如福建、广东两地。由于广西在历史上经济发展滞后,且政治地位和它的地理位置一样处于中国的边缘地带,导致广西的文化话语显得微弱,容易被相比较经济发达的闽粤地区和文化强势的中原地区的区域文化所遮蔽。l但在历史发展中,广西区域文化的相对弱势反而使得广西具备了与东南亚找到文化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相互发展的通道的机会。
历史上中国—东南亚存在着以中国为中心的古老朝贡体系运作的宗藩关系。东南亚被中国看作是中华之外的蛮夷区域,两个地区之间存在着以中国为中心的,包罗万象的权力结构和秩序。一方面,东南亚作为“落后的”“边缘的”蛮夷区域,在当时加入这样一种朝贡体系的礼仪标准中来,向具备文化、物质优越性的中心“中国”进贡,这一相互关系被内嵌在朝贡的确定机制中一直延续了数个世纪直至明朝前期。但这种关系又绝非殖民与被殖民关系。另一方面,广西除了地理上位于中国的南方边缘地带,广西区域文化主要以边疆少数民族文化为主要元素,其文化位置也处于中华文化的边缘,因此历史上广西也被看作相对于中原汉文化的“蛮夷”地区。“蛮夷”的身份特征看似带有贬义,但给予了广西和东南亚地区共同身份特征和共同经验。中国与东南亚稳定而悠久的朝贡体系在明朝末期演变为私人贸易互动关系,一直到19世纪中期,世界形势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同时包括广西在内的中国—东南亚跨文化接触区面临着权力关系的转变,即西方殖民主义进入全球殖民的鼎盛时期,由西方主宰的世界新秩序取代了中国在东南亚的一系列原有秩序,中国的“中心”地位也被西方列强打破。东南亚几乎沦为西方殖民者的地盘,中国也陷入反抗西方列强入侵的“百年屈辱”之中。两个区域共享了反殖民的文化身份与经验。
在这期间,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广泛介入亚洲,中国—东南亚关系陷入停滞,华人移民事实上成为中国—东南亚双边关系最重要的载体。由此,中国与东南亚之间“中心—边缘”的权力关系被打破,进入一种由共同民族经历构成的历史记忆引起的权力再平衡过程。以人为载体的交流互动延续了中国与东南亚互动交流的历史特征,即从民间互动出发逐步蔓延至其他领域。人的情感与记忆给了此时的中国与东南亚互动有了人性化的一面,历史上中国与东南亚在这一时期共同抗击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也因为人的载体产生的共同记忆被保存并转化为情感,两个不同地域的相似情感爆发,构成了两个地域文化的共情和由此产生的文化共性。
广西独特的地理和区域文化特质也构成了广西区域文化与东南亚区域文化的文化间性。“文化间性”(interculturality)是辩证地看待文化多样性和多样性之中固有的差异性和同一性、关联性和互动性的间性特质,为如何与差异的他者在多元文化世界中共存确立准则,而众多跨文化研究指向的是不同文化的这种“间性”关联,因此跨文化与文化间性并不存在实质上的矛盾。从文化间性角度,两种或多种文化几乎不可能出现各自以其整个系统进入某种关联,而且对整个文化系统的切入势必将对另一文化的顾及挤出了视野,这样所言说的两者关联就只能是由外注入的,而不可能是两者遭际时自发生出的。由此,关注两种文化相互关系时往往指向两者间能产生交互作用的部分,而不是各自的整体系统,也就是说,对其间任何一种的论说始终要顾及它与另一种的关联。关联的一方是一种文化的特定部分,另一方则是另一文化的整体。‘进入广西跨文化交融区域的文化是东南亚区域文化,因此需要把东南亚区域文化与广西地方文化产生了关联的部分在广西的整体文化系统中进行分析。
上文提到,长期以来广西的区域文化对东南亚的影响力处于相对弱势,但广西已逐渐发展成了中国和东南亚文化交流互动的前沿和通道。其因有二:第一,广西区域文化在中国文化谱系中的边缘化造就了其善于开放融会贯通的特点,因此其他文化能够获得机会进入广西“地方”实现“跨文化接触”。第二,东南亚文化作为他者文化进入一个远离自我社会的接触区,无法避免地存在所在社会的地方主体文化对他者文化的权力优势,如语言使用、文化习俗的优势等。而广西区域文化呈现出的“文化弱势”降低了东南亚文化进入广西的跨文化成本,如语言适应的难度降低、文化习俗的相近使得东南亚人在广西避免了文化的激烈冲撞,从而形成了两种文化在广西相遇后的“双重疏离”情境。在没有官方推动和鼓励的情况下,广西与东南亚以人为载体的文化交流模式使得广西区域文化与东南亚区域文化的交流体现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而不是传统意义上民族国家间互动所体现出的“政治意识形态”,并且展现出了一种潜移默化从民间蔓延至官方的交流互动过程。虽然这样的交流模式无法改变他者文化在文化交流场域中处于权力弱势的客观现实,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将“他者文化”(东南亚文化)与“自我文化”(中华文化)在相遇后的不平等权力关系进行很大程度的缓和。
如果说普拉特以后殖民主义批判视角,对西班牙殖民者和南美洲被殖民者的民族志研究提出的接触区概念指向在权力极不平等的关系下,不同文化之间的压迫、冲突和抵抗。那么当我们以这一理论视角观察广西的中国—东南亚的文化间互动交流关系时可以发现,广西与东南亚的文化关联大都存在于以人为载体的民间交流过程,并且这一过程中由观念、语言、地理等方面构成的文化共性和文化间性使得这些关联得以维系并进一步发展出相互交融的关系。
四、建构面向未来的中国—东南亚文化交融区
综上所述,广西的“文化地方”属性、广西与东南亚地区的文化共性与文化间性构建了历史上广西和东南亚互动关系的延续性成为中国—东南亚接触区持续构建的动态基础,研究者不仅仅从这一持续性关系中观察到历史动态中以广西成为接触区域的显性中国—东南亚互动关系(如商贸、人员、资金的双向流动),同时还有其包含的隐性的互动关系(如观念的交换和相互融合等)。这一组二元互动关系揭示出以广西为实践样本的跨文化交流场域需要超越“接触区”的历史限制,以保持文化平等对话、促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区眼光去看待面向未来的“中国—东南亚”互动关系。我们从保持接触走向互动,在以广西为例的跨文化交流场域中体现文化交融。
首先是中国—东南亚的显性互动关系呈现出日益密切的发展趋势。在延续了几个世纪的经贸关系后,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与东南亚地区发展规划对接不断深化,中国同东南亚的货物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当下的中国—东南亚仍然存在升级版“地域交易圈”,主题仍然是商品货物的交换,但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业已形成了基于平等关系下的跨国家、跨区域、跨产业的全面互惠型商品贸易格局。显性互动关系的第二层内涵来自人的流动。而人的流动是跨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广西的交融区功能显然正是体现在人的流动中。自古以来广西承载了一大部分中国和东南亚之间的人员流动,并且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不断扩大人员流动的规模和渠道。比如以教育为目的的人员流动,广西与东南亚国家的教育合作已经进行了创新性的探索,广西高校的外国留学生中64%来自东南亚国家。作为一个在中国整体来看经济和教育欠发达地区,广西已经连续数年成为东南亚国家来华留学的主要目的地,是中国招收东南亚留学生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广西比一些教育发达省份更吸引东南亚留学生的原因,除了广西教育相关的政策引领作用外,广西与东南亚的文化共性与文化间性发挥着积极作用。广西在文化上存在着与东南亚国家诸多文化上的共同生活经验,使得东南亚的留学生在广西能更快地适应中国的生活,跨文化适应过程中遭遇的文化冲击更小。另一方面,广西长期作为中国—东南亚的“交流通道”积累了许多基于文化间性的共同经验,因此广西呈现出对东南亚文化较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作为双向互动的一部分,广西高校也积极鼓励本地大学生到东南亚国家的高校进行跨文化交流和攻读合作课程,近年来广西高校学生到越南、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国高校进行跨文化实践经历的学生数量屡创新高,在一些广西高校已经形成与东南亚高校长期双向交流的教育培养模式。文化间性对于包括东南亚留学生在内的国际学生来说异常重要:对于从一个“他者”文化流动到另一个文化的地方之中的个体来说,所在的不同文化“地方”如果能持有包容并且开放的文化间关系,个体能够感受到文化的双向互动,而不是对于进入到这个社会的个体进行单向的文化输入。越来越多具备中国—东南亚跨文化经历的青年学生构筑起广西作为中国—东南亚交融共进的最重要基底。
个体观念的交流融合是中国—东南亚隐性互动关系的核心议题。跨文化传播的研究显示,所有跨文化活动实践都遭受着种类繁多的因素影响了个体的观念。“万物皆媒”的时代背景下,“民族”的概念依靠人们的想象不断界定自我,在这一过程中创造“民族共同体”的各类具象。互联网时代到来后,年轻一代在更频繁的跨文化互动实践中激发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感。可见,在媒介、传播技术不断发展的当下,自我与他者的连接更便利、快捷,但这样的连接往往并不能带来有效的“连结”和积极的互动关系——媒介反而成为激发民族主义情绪,制造刻板印象的手段。大众传媒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人作为载体的交流形式带来互动交流的本质价值,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受到了形式、结构、编码、解码等不同因素的影响,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偏见和跨文化过程间的“文化折扣”现象。充满偏见的个体观念集聚成民族、国家、集体的意识形态偏见。马克思主义思想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由这一“人的本质”的经典论断提出人是所有传播、互动关系的总和。因此,跨文化交流中的“自我”和“他者”之间千丝万缕的互动交流关系在内都是集中于“人”来体现。交融区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具有中介功能的媒介：人进入交融区对区域内信息的解码依靠区域内人与人之间的共同经验。因此,在交融区内人与人面对面的互动交流是最本质、最能进行相互了解的交流手段,从本质的感知(观念)进行交流互动,个体不断在这一过程中产生新的认知和经验,从而形成观念的交换、融合以及生产。
如果说中国—东南亚的显性互动关系将人引入了交融区里,那么隐性的互动关系则是保持进入交融区的“他者”与“自我”之间的双向交流。回望普拉特的接触区理论,西方殖民者为了维持殖民地的统治秩序,使用所有的方法维护殖民者作为“他者”闯入接触区的至高权力。尽管在这一种权力不平等关系下,依然出现了双向交流的文化现象,但必须看到隐含在现象背后殖民者和研究者内化了西方殖民者的强势文化对被殖民地弱势文化进行建构、将其纳入自己的文化体系中的需求,最终将殖民地的被殖民者转化为使用同样语言、观念、身份的“我们”。因此,跨文化交融区是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是“你还是你,我还是我”的理念去避免盛气凌人地对待交融区的“他者”,摒弃一些自我主观上造成“他者”产生被强迫、被权力裹挟的认知与行为。
跨文化传播中的“单向”交流会关闭“交融区”双向交流的通道。在广西这样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我们常常以一种惯性观念解读“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从而认为外国人都对广西少数民族文化感兴趣,都喜爱少数民族文化。将本地文化的“本地性”和“世界性”进行理所当然的关联甚至对等,这是一种文化上权力的滥用,也凸显了我们对交往交流的对象的不了解,也不愿意主动地了解。例如为了完成国际文化交流“任务”的目标,不少学校安排东南亚留学生参加一些内容重复性高、官方性质浓厚的文化体验交流活动。在一些留学生人数较少的学校,留学生每学期会参加好几次内容、形式重复的中华文化、广西少数民族文化体验活动。这些单向文化输出型的文化体验活动,没有顾及来华留学生的个体感受,压缩了原本他们进入“接触区”后应该获得的文化间的空间,破坏了原本双向流动的互动机制,因此极容易造成他们对中华文化感知上的疲劳感。而这种单向的文化输出实际上违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倡导不同文化相互相遇、交汇、融合的原则。
五、总结
从对中国—东南亚跨文化交流中心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建构保持文化共性和文化间性的文化交融区对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中华文明为何能够孕育出华夏边缘地带这样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后殖民主义“接触区”的跨文化交流场域?答案就在于中华文明演进过程经过多种文明互补、逐渐相融并整合为一体,在五千多年的漫长过程中展现出中华文明开放、尊重、包容的文明特质。中华文明的边缘地带所呈现出来的个人与族群的生活经验和社会记忆也与西方殖民地“接触区”截然不同。中华文明从不寻求将其他文明同化纳入中华文明,而是强调通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流互动中彼此交融的逻辑。我们与不同文化主体及其文化经验进行双向的交流,从强调特殊性的“接触区”视角走向强调普遍性的“交融区”视角。
当下全球传播取向与框架被西方冲突式话语声音所垄断,中国以及亚洲的声音仍然缺失,亚洲国家需要发现自己的力量,为解决地方性、区域性、全球性的问题发出“亚洲的声音”。在当今世界多极化和追求平等、自主的国际互动的环境下,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重塑全球秩序的必经之路。跨文化交流中心的建构为中国与亚洲、世界的交融互动保持交流通道,也正在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创新实践进行着新时代的探索。
本文发表于《现代传播》2024年第11期。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数字沟通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跨文化情感传播研究”(项目编号:22JJD860006)的研究成果。
备注：全文引用及参考文献从略。
引用参考：
纪莉、黄宏：《“接触区”理论视域下跨文化交流中心的建构及其可能》，《现代传播》2024年第11期，第44-52页。
作者简介：
纪莉，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黄宏，广西民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助理研究员，澳门城市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