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上午十点半，国际知名的媒介伦理学权威学者、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传播学、新闻学、媒介研究教授克里福德.克里斯琴斯（Clifford G. Christians）莅临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337会议室，为中心师生带来题为“真相的伦理与全球媒介－理论与应用”的专题讲座，讲座由中心研究员徐开彬教授主持。 

法国社会学家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在20世纪末信息技术革命开端时发出箴言：“我们站在河边，看着物体在河流的漩涡中流动跳跃，不断地靠近海岸，我们花了大量时间去研究它表面的变化，但这不是真相，真相在河流下暗涌。”

真相在人类思想史上经历了长时间演变，并且在不同文化中，呈现出多样性的意义，但自18世纪启蒙时期以来，符合论的传统一直统治着西方思维。法国哲学家勒奈.笛卡儿认为真知是中立的、量化的、客观的、可被验证的。传统的新闻业也延用了笛卡尔的认知，将新闻事实视为社会现实的写照，新闻真相则是对事实精确的再现。然而，进入21世纪后，在全球传播的背景下，人们的生活日益受到电子信息技术的宰制；与此同时，新闻真相在飞速演进的高端技术的宰控下也愈加晦暗不明，甚至面目扭曲。在这样的困境中，克里斯琴斯教授认为，我们必须拯救真相并重新界定真相。

克里斯琴斯教授指出，21世纪对真相的诠释应回溯到古希腊词语“Alethia”，意为“去蔽”。“去蔽”具有多重表现形式：在印度教中，真相意味着最高的佛法并且是其它德性的来源；在土著文化中，真诚性与真实性是整个文化的核心；在佛教中，真相是所有思想中不可动摇的轴心；南非甚至设有“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而在印度民族运动领袖甘地看来，非暴力不合作主义的真理正是通过人类的精神支配着力量。很明显，真相的内涵绝不仅仅局限于中立的事实或是信息数据，而是通过真实的披露来洞悉深层次的事实。正如哈钦斯所说，真相应是“事实在其所处的语境中的意义”。韦斯利.皮伯特也认为寻求真相就像挖掘黄金一样，要直击事件的本质与核心。

2007年，来自澳大利亚的朱利安.阿桑奇成立了“维基解密（WikiLeaks）”，这是一个专门公开来自匿名来源和网络泄露的文件的国际网站，其主机位于瑞典一个被弃用的防空洞内。该网站曾揭露了非洲象牙海岸有毒废物倾倒而造成大规模疾病和死亡事件。2011年3月，维基解密又相继公开了来自亚洲、中东、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以及苏联集团国家政府与企业的100万封机密文件。此后，更有来自100多个国家的200万封机密文件源源不断地流出，其内容涉及从政府机密文件到公司与金融机构的财务记录等多个领域。更加骇人听闻的是，维基解密通过英国《卫报》、德国《明镜》和美国《纽约时报》公布了92000份美军有关阿富汗战争的机密文件。其中一段视频显示，美军直升飞机于2007年4月在新巴格达地区杀害了12名平民，其中包括2名路透社记者。而这段视频，直至维基解密公开之前，一直被美军视为机密。在讲解这段视频时，克里斯琴斯教授数度哽咽，他反复念叨着，“为什么是美军呢？”，“竟然是美军！”，在场的听众无不因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发自心底的愧疚与愤怒的呼唤而动容。

维基解密对数据的披露是没有任何限制的，甚至谎言或者盗取的文件也会不加选择地公开。他们把自己视为比调查性报道更加可靠的全球监察组织，声称要将这个世界彻底公开。然而，克里斯琴斯教授认为，维基解密中大量来源不明的文件与数据并不能称为“真相”。教授认为，一名接受过最佳的调查性报道训练的优秀记者应懂得何根据情景利用维基解密，遵循以真实披露为原则的真相的伦理。如纽约时报在报道美军枪杀平民的新闻时，只是采用了解密视频中的一张照片作为参考，其他内容仍然是以调查性事实为据。真相绝不应该是让工具主义蒙蔽了双眼，令道德目标被技术手段所扼杀。

近年来，社交网络的兴起提供了全新的信息交流渠道，人们可以通过社交网尽情表达和交流自己的观点。2014年，一名女性游戏开发者的性丑闻在社交网络推特上引发了空前激烈的讨论，多达200万条极端的支持或反对言论充斥着推特平台，这一事件也被称为“游戏门”事件。但克里斯琴斯教授认为，这200万条推特言论，却没有一条能代表真相。正如桑德伯格所言：“技术保障匿名性，因而助长了混乱的言论，催生了敌意的氛围。人们被技术包裹着，可悲的是，对自身逐渐丧失的反思性又毫无察觉。”

那么，在这个技术与效率宰控的世界，真相到底该如何发声？克里斯琴斯教授认为，对于全世界的新闻工作者来说，首先要意识到，真相是真实的披露。那么在新闻采访的过程中，必须要做到深度挖掘，而不是仅仅着眼于事件表相或数据等细节；并且新闻报道应考虑到其文化、社会与历史背景，通过理论与内容分析等多种手段使读者能通过阅读报道意识到事件的根本性问题。以诞生于战争期间的半岛电视新闻网为例，其先后报道了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9.11恐怖袭击以及美国入侵伊拉克战争等事件，并代表阿拉伯世界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也被誉为“中东CNN”。然而，在战争报道中，半岛电视新闻网对流血与死亡新闻不加任何剪辑的报道，很可能成为助长极权主义与滋长暴力的工具，并且煽动公众的恐慌情绪，带来严重的后果。因此，克里斯琴斯教授对这种聚焦冲突不考虑语境的报道同样持批判态度，他希望在这类事件的报道上记者能够提供更多的背景知识，通过深入调查展现更为厚重的报道，把事件的根本性问题呈现在读者面前。反观韩国，在处理冲突性事件的时候，就采取了一种更为和平的处理方式。在美国疯牛病爆发几个月后，时任韩国总统李明博允许进口美帝牛肉，引发持久大规模抗议，在长达4个月的时间里，来自韩国各地的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民众都参与到烛光守夜的抗议活动中，最终韩国总统迫于压力，不得不重新恢复限令。克里斯琴斯教授恳切地希望，在社会冲突之下新闻媒体也能够选择以和平的新闻框架进行新闻报道。

最后，克里斯琴斯教授总结道，当真相从西方走向世界，必须重视一对多的问题。一，即强调全球化的基本立场；多，正是因为全球化的立场，不同文化有不同的理解世界的方式。真相是非常复杂多变的，我们要理解真相，必须经过语言的阐释，而语言提供的阐释是多元的，并不存在一个唯我独尊的解释体系。新闻媒体与记者在挖掘与报道新闻真相的过程中，不能仅仅关注细节的准确，而应该更多地结合真相所处的文化与历史语境进行深度调查报道，这才是这个由媒介技术宰制的新世界中人们所迫切需要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