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淦林
访问者：您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老前辈，请您谈一谈“基地”在学术研究、学科发展中的作用。
丁淦林：教育部2000年提出建设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这是我国科研体制的一次创新。现在讲的“基地”分两种，一种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又俗称“小基地”，另一种是后来建设的“985”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又俗称“大基地”。“小基地”已经有了一套规范的运作办法，它对推动学科发展和学术研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第一，搞了些比较重要的项目，而这些项目都是单个研究人员很难完成的。比如我们基地做的“国际大都市传播网络研究”项目，至少要对比几个大都市，比如上海、东京和纽约的信息传播网络建设情况。这样的研究项目如果没有基地为依托，很难进行，一方面是经费的困难，另一方面是研究队伍的困难；第二、规定基地每年要召开一次学术会议，对促进学术交流，提高学术质量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我们每年召开传播学年会，去年在丽江，今年在杭州，促进了新闻传播学的交流研讨；第三、基地可以邀请国内外的知名学者和研究人员来进行交流。这种“小基地”的建设，通过这几年的情况来看，是成功的。其中最大的好处是把学科建设起来了，培养了研究团队。
访问者：这种“小基地”的建设正是新闻传播学研究不断引进新的研究方法的时期，社会科学方法的采用也必然要求学者走出书斋，那么基地就是一个应运而生的新的研究平台。
丁淦林：你说研究方法的变化要求建设基地是有道理的。新闻学，特别是传播学，越来越多地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单个研究人员无法胜任。研究方法的革新的确也需要基地。新的研究方法的运用和基地的建设实际上是相互促进的。
访问者：那么“大基地”相对“小基地”有哪些新的作用？
丁淦林：去年，我们开始建设“985”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不理解。文科怎么去搞创新？理工科可以发明创造，文科不能一会儿发明一个理论呀。后来我才慢慢理解什么叫“创新”。我们国家发展科学技术到底走什么道路，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采用什么样的基本方针？从世界范围来看，发展的一种方法是，依托已经强大的经济、文化优势，可以比较容易地获得发展，比如美国；另一种方法是跟着大国走，比如拉丁美洲；第三种方法是自我创造，世界上大概有20多个国家是走这条道路的，比如韩国。我们只能选择自我创造的道路，创新就是这个意思，不跟大国走，也不吃祖宗饭，自立更生。我们搞社会主义是没有经验可以借鉴的，从这个高度来思考问题，那么社会科学的探讨、创新就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与韩国和日本相比，他们可以借鉴资本主义的成功经验，但是我们是没有可以借鉴的地方的，别人没有成功的社会主义的经验可以让我们去借鉴。因此，我们对创新的需要就更急迫。我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985”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的。“大基地”与“小基地”有不同的地方，“小基地”任务更加明确和单一。“大基地”的经费，一部分直接用到项目研究上，一部分用到硬件建设上。我认为将来应该规定一个比例，来保证足够的钱用到科研项目上。同时，我理解国家还有个用意，就是一直以来理工科研究经费很多，文科经费很少，通过创新基地建设来缩小社会科学与理工科的研究平台的差距，这也反映出我们加强了对社会科学的重视。创新基地还可以凝聚国内外的一流人才来进行研究。
赵玉明
访问者： 童兵教授在联席会议上对您说这次联席会议是可以载入史册的，因为您是中国新闻史学会的会长。请问您对这次联席会议有何评价？
赵玉明： 感谢武汉大学召集这次联席会议。新闻传播学科近年有很大的发展。去年3号文件把新闻学列入9大学科，说明新闻学在文科中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新闻院校中有了一批博士点硕士点，又有了教育部的重点研究基地，最近又开始建设“985”创新基地，这些对新闻传播学的发展有很好的推动作用。武汉大学这几年连升四级，先后设立了博士点、一级学科、小基地和大基地，发展很快。有的院校没有基地，但是发展也很快，比如上海大学。所以说现在是新闻传播学发展的一个很好的时机。在这种时候，咱们一块儿开会，加强合作与交流，共同努力，扬长避短，必将进一步推动新闻传播学的发展。我想，怎么把新闻传播学做大作强？只能靠大家协调努力，发挥团队的力量。不仅在小基地、大基地内部要建设团队、发挥团队力量，在基地之间、在院校之间也要建设团队、发挥团队的力量。当然，合作也要“和而不同”，各自要保持特色、建设特色。课题研究不要雷同，最好每年协调一次。我在会议上提出，这个联席会议在四个教育部基地、三个“985”基地、两位教育部社科委员之外，再加一个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史学会是我国新闻传播学方面的唯一一个一级学会，也可以成为新闻传播学交流合作的一个平台。这样，联席会议就成为“4+3+2+1”的联席会议。
童 兵
访问者：童兵教授，首先欢迎您到武汉大学来参加这次会议。请问您对这次联席会议有何评价？
童兵：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倡议召开的基地联席会议很有必要。这次来参会的大小七个基地是中国新闻传播学的最高高地，七个基地合作后完全可以成为具有国际性影响的团队，从而组建成为大高地。我想，我们这次会议应该被载入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的史册。
访问者：童老师，您为我们铺开了一副激动人心的画卷，我想，其他几位基地负责人一定也和您一样对基地之间的合作寄予了殷切的希望。那么，您能先为我们介绍一下复旦“985”基地（以下简称复旦基地）的运行情况吗？
童兵：好的。实际上我们复旦基地与人大、武大基地的情况还不大相同，应该说，武大行动得比我们快。我来武汉前的几天，复旦大学科研处才召集我们几个基地主任搞了个工作晚餐会，大家对基地工作进行了讨论。复旦的几个基地机制各不相同，大概有3种不同的模式。我们新闻学院是其中的一种，也就是学院院长和基地主任的任职是分开的。我个人认为，这样比较好，它吸取了小基地（访者注：小基地指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以往机制不顺的教训，让大基地（访者注：大基地指“985”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可以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与院系之间的关系比较轻松。
目前，复旦大学已经完成了5个基地主任的任命。复旦校方管理基地的指导思想是“成熟一个启动一个”，基地主任逐一汇报工作，管理层认为哪个条件成熟了，就拨钱开始运作，经费在1000万元左右，每年大概250万元。正是因为复旦的这种管理体制，导致我们这个基地目前的发展进程相对缓慢。
访问者：看来每一种管理体制总是有利有弊的。有些学校是院长兼任大基地主任，目前看来这种机制可以让基地工作早点动起来。武大“985”基地主任、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罗以澄教授在联席会议上已经介绍了武大的情况，比如学科建设的布局、学术刊物的建立、学术团队的组建和办公场所的规划等。复旦基地的情况是否与此类似呢？您是如何思考复旦基地的发展模式呢？
童兵：我们复旦基地是不承担学科建设任务的，这些任务是由“211”工程二期来组织和完成的，复旦新闻学院准备出一套丛书，大概有10－20本，内容包括新闻理论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媒介公信力研究等方面，这样我们基地就可以独立出来去做别的事情。根据复旦管理层总的要求和我们基地自身的情况，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两个：能力建设和机制创新。
访问者：您能具体解释一下什么是能力建设和机制创新吗？
童兵：这两个名词不是我提出来的，它们是复旦校方对我们基地的要求。我理解“能力创新”是指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应该为社会服务，我们研究出来的东西应该为中央提供政策依据，这样的研究项目复旦是要大力支持的。“机制创新”应该是指在研究领域、项目运行、人才培养机制等方面的创新。
访问者：那么，复旦围绕这两个主题有什么具体的规划吗？目前已经做了哪些工作呢？
童兵：正如我刚才提到的，由于复旦管理机制的局限，我们基地目前还没有资金去做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只能是说有一些想法，只要钱一到位，这些设想都可以展开了。目前，我们想做的，也是我认为可以和其他几个基地合作的计划有四个：
一、数据库建设的合作。这次会议上大家都在谈建立数据库，数据库建设确实是基地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同时也是一项繁重的工作，因此，大家之间必须要合作。我们复旦和武大在这方面有些共同的设想，比如媒体经济指标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可以从传媒的人数、创收、利润、得奖、得到的批评等各方面搜集和整理数据，当然这需要花费很高的成本。我们曾经到东京大学去看过他们建设的媒体数据库，非常全面，但是你要拿到他的数据，就必须付出高昂的费用。我们几家可以各承担一部分，尽量节约成本，然后数据再共享，这应该是可行的。
此外，我们复旦非常想做的一个数据库就是学术数据库，我们设想将硕士、博士论文的题目和摘要、高校教师的科研作品、实务界的一些有影响的著作，甚至其他学科涉及到新闻传播的一些学术观点都整合到数据库中。这项工作如果离开了各个兄弟院校的配合支持，也做不出来。可以以一个学校为主来建设，但是要资源共享，同时要知识产权明确，“亲兄弟，明算账”。这项工作如果我们不做，其他机构也做不了。
我们想做的第三个数据库是社情民意调查。比如针对当前对《反国家分裂法》的讨论，我们可以在各地寻找访源一起来做。会议纪要的讨论稿中提到的分工问题，我觉得是可以的，不过就是区域和城市以后可以再明确一些。我们要做的民意调查不是商业性的，我们要做的是必须实事求是地反映民意。
上述三个网络（媒介网、学术网、民调网）的建设最能提升基地影响力，可以对国家的发展和政策制定提出有益的指导。
二、课题合作。我倒认为几个基地之间的课题不一定非要完全不同，比如我们提到的文化体制改革、国家形象等课题，大家想到一起去了，这证明前沿院校的视野非常接近。大家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做，多几个少几个无所谓。因此课题合作方面，通报情况就可以了，大家可以有自己的自主性和特色。
三、学术活动的合作。我们几个基地可以1年、2年或者3年联合搞一个大的学术活动，大家之间要有一个默契，就是其他基地的主要活动，我们互相之间要支持，一定要派一流的团队参加。时间安排方面要先通气，互相不要起冲突。
四、人才引进和合作研究方面的合作。我们复旦想在这方面进行一些机制创新，特别要鼓励基地跨学科的研究。比如，我们想做跨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招聘一些搞公共卫生、信息安全等学科的研究者，我们还可以课题的形式寻找有竞争力的内外合资者。这些都是可以实施的。
我想我们这次联席会议在上述四个方面应该可以达成合作意向。
访问者：您说的这四个方面也是各位基地负责人在会议上反复提到的合作项目。但是，基地之间如何做才能实现这样的合作呢？比如，您提到的人才引进问题，如果碰到大家都想引进的人力资源，基地之间如何能做到不打架呢？
童兵：这种合作确实要有一些具体的实施规范。你提到的人才引进问题相对比较容易解决，我们可以先互相通气，一个基地引进的学者可以在几个基地之间流动讲学，只要安排好了时间、费用等问题，这应该是好操作的。倒是像数据库建设这方面的合作，可能更需要实质性的措施。我们可以北京、上海、武汉为3个核心，培养和训练一些访源，当然访源不能只局限在城市。像这样的运作是需要资金的，特别需要大家一起来投资。还有，基地联席会议的举行也可以成惯例，每年春天轮流在各个基地召开，互相通报和讨论基地的工作进展。
访问者：是的，确实有很多需要大家落实的细节。我想您提到的这些想法、做法会对基地之间将来的合作提供重要的参考。谢谢您今天接受访问，也祝福复旦基地在您的领导下能实现能力建设与机制创新并重的发展之路。
童兵：谢谢。
郑保卫
早春三月，生机盎然。趁着基地联席会议的空隙，我们就基地工作的开展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保卫教授。谈起中国人民大学基地的特色时，郑保卫教授如数家珍，娓娓道来。他认为人大基地的特色首先在于历史悠久，基础深厚，有一批大师级人物如方老、甘老等，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基础理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我始终认为一个学科，史论是基础。任何一个学校如果要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大发展，史论功底必须要扎实。人大、复旦、中国传媒大学、武大等学校之所以发展快，就在于有一批理论功底扎实的大家和年轻学者，这一点尤其是年轻学者要充分注意。人大对此十分重视，要为全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做出自己的努力。”
第二、人大正在进行的采编信息平台建设也十分重要，且很有特色。新闻主要有史论与业务三块，有理论功底，业务上有平台的支撑，就会在教育和科研中有更大的发展。
对于“985”创新基地和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之间的关系问题，郑保卫教授认为他对基地的认识是一步步深化的。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主要是搞科研和科研体制创新，“985”工程的目标是瞄准世界一流水平大学建设，要建设世界一流水平大学，学科发展首先要一流，因此“985”重在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并且大基地（“985”创新基地）对小基地发展（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也是一种促进。“在体制方面，人大的体制比较特殊，院长兼任985平台负责人，基地负责人兼任“985”第二负责人，院和基地及“985”三者之间比较融洽，比较容易协调。
关于人大基地的运行机制方面，郑保卫教授介绍道：人大基地主要分为四个课题，分别组织科研队伍攻关。既不同于工作室制度，也不同于专门的研究室。其次人大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长期坚持组织国外知名专家来学校进行一段时间讲学，青年老师集中充电，同时又提高了外语水平。
对于七个基地在合作中如何处理好统分结合问题，郑保卫教授在高度赞赏相互之间合作的同时，也认为合作的原则是“求同存异”，“求大同、存小异”。所谓“求大同”，即“4＋3＋2＋1”的总体目标是为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共同发展，大目标一致。我们作为学科领军院系，对学科发展应有一种深沉的责任感，所以几家联合尤其有必要。而“存小异”，就在于保持和发展各自特色。以各自特色为主，其他几家予以积极配合，从学科发展角度去对待小异。总体上应该在求异的过程中实现大同。
人大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作为新闻传播学科的老基地，谈起长期以来负责基地工作的感受时，郑保卫教授深有体会：“自己正是以一种事业感和责任心来做事。我57岁回母校从事新闻教育与科研，工作中感到有激情、有动力，尽自己的最大能力做好自己的事。”
最后郑保卫教授再次强调从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建设和新闻教育发展来看，基地联席会议的召开具有里程碑意义，是一项开创性和历史性的工作。
丁俊杰
访问者：在关于基地之间合作的讨论会上，我注意到您提出“要寻找相互之间合作的接口”观点，请问在各自的学术背景和学术传统、学术风格甚至学理方法都有所差异的情况下，怎样寻找相互之间的合作接口？
丁俊杰：我一直认为，传统的单个人做课题等方式在现代科学研究高速发展条件下很难有大的成效。国家建立大小基地的目的就是要在合作与团队作业中寻求科研的创新和突破。合作主要分为以下两个层次
第一层次：由单个人走向团队合作，这一点在学院和机构内即可完成。
第二层次：由单个机构走向到全国的联合。单个机构在形成各自特色、优势的时候，也有一些薄弱之处。
由于各自都有自己的特色和差异所在，所以在联合中要寻找有接口的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但并非强强合作。要合作首先要在观念上承认自己有不足，找到差异性，共同互补，寻求双赢。
具体在操作层面上，寻找合作的接口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
1、课题之间有一定的分工与合作，并非截然分开，而是优势互补，各有特色，尽量避免没有特色的重复性劳动。
2、团队上的接口，即机构之间的合作。我校基地与院不在一起，合作起来相对单纯一些。
3、各自的风格、特色不同，单单在一起交流融合，通过合作形成一种对彼此之间的相互滋养，就很有意义。
4、微观上寻求学术活动与学术信息之间的共享。
因此我认为基底之间通过联席会议，探讨相互之间的持续性合作非常重要，以后也应该有相应的保障机制。
访问者：您在发言中提到本次联席会议的召开具有开创性意义，能否请您深入谈谈本次联席会议的开创性意义？
丁俊杰：有必要从新闻学科现状和新闻教育的现状来深刻认识本次联席会议的开创性意义。我们目前的现状是：数量巨大、质量较低；规模庞大、参差不齐。400多个新闻教育专业体系中就容易出现一些问题。俗话说：“一粒老鼠屎，打坏一锅汤。”一些质量比较低下的新闻教育会危及到整个新闻传播学科以及新闻教育行业自身。这就提出一个问题：谁对整个新闻教育界负责？我们对此如何应对？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责任感。四家联合，在新闻传播学科和新闻教育方面树立一个规范和标杆，非常有必要。新闻教育应该有行业理想和专业敬畏，这些都要靠领军人物和团队来振臂一呼，引领大家。因此从这些意义上来说，本次大会具有里程碑意义。
访问者：中国传媒大学基地的特色有哪些？作为一个学校领导，您如何看待基地建设和基地的体制、运作机制创新？
丁俊杰：中国传媒大学基地的特色主要体现在
一、专兼职研究员的比例较合适。
二、综合性比较强。以广电为中心，横跨语言、艺术、新闻传播三大学科，有较强的互补性。
三、主要从事现实社会与传媒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重大实践问题研究，这一点不太同于其他院校。
作为一个学校领导，我个人认为对基地建设和基地的体制创新主要关注以下几点：
1、资源投入与产出的最大化，不能重叠和重复建设。
2、基地要为学校带来社会影响力和学术声誉，不管是理论的还是实践的，但决不能有损于学校的声誉。
3、基地的运作机制对现行科研体制的改造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不能成为现实改革的阻力。
罗以澄
访问者：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召集这次联席会议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罗以澄：我们学院从2000年以来先后取得新闻学博士点、新闻与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成功申报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985”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赵玉明教授说我们是“连升四级”。从这几年的情况来看，我们的发展还是比较快的，势头也很好。但是与国际国内的一流院校相比较，我们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这次联席会议也是首次联席会议，在武汉大学召开，我们很高兴，因为我们可以请各位专家来指导我们的基地工作和“985”建设。“985”项目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建设国际一流的大学、学科。我们希望通过召开联席会议，实现国内几个重点新闻传播学院校的合作，形成团队力量，来完成“985”项目的重大使命。
访问者：对这次联席会所取得的成果，请您作一个评价。
罗以澄：这次联席会议最主要的成果是大家一致同意的联席会议制度得到了确立，从而开启了我国新闻传播学七个基地合作交流的制度化道路。各个基地同意每年召开一次联席会议，联合举办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在项目研究方面互相通气，协作建设媒介数据库和学术数据库，共同建设社情民意调查网络，实现资源共享等。这些举措的实施，必将实现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的优势互补，提升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整体实力。
访问者：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985”创新基地有些什么样的工作安排？
罗以澄：我们准备做四件事情。一是在学科建设方面，建设国际著名的一流学科，建设国际一流人才的集散地；二是科研工作方面，要承接一些国内国际的重大课题，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践考察，成为政府和媒介的思想库、智囊库；三是在人才培养方面，要广泛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运用国际化的平台来培养人才，培养国际化的人才，使人才培养上一个新的台阶；四是在数据库建设方面，我们准备建设传媒数据库、学术数据库和新闻教育数据库。
访问者：您既是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院长，又是“211”项目的负责人，还是“985”创新基地的负责人，这种学院、基地和“211”三位一体的管理机制，是否有利于三者的协调运作？
罗以澄：在“985”和学院、“211”的运作机制上面，我们与复旦大学是不同的。我们的创新基地与学院配合，但又各有偏重。学院重于本科生培养，以及教学和科研的管理工作，而创新基地主要侧重于学科建设、做科研和博士生培养。学院、基地和“211”都是我任负责人，这也有好处，有利于优化配置资源，使三者互相配合。下一步我们的工作重点放在国际平台的建设上，也就是建设国际一流的新闻学院。我们学科建设的目标是，用5到10年的时间打基础，希望在2020年以前实现与国际一流学校并驾齐驱。
张金海
访问者：在去年召开的媒体发展研究中心首届学术委员会会议上，您提出了基地之间相互联合的设想。请问您当初为什么要提出基地之间联合的建议?
张金海：在去年12月的基地首届学术委员会会议上,我冒昧地提出了召开基地联席会议的建议,后来经丁凎林教授、童兵教授和罗以澄院长发展成为“4+3+2＋1”模式,并促成了本次联席会议的召开。
当时的想法比较简单，主要是基地比较年轻，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我深深体会到：单一基地由于受到经费等多方面的限制，难以做成大事。如果几家联合起来，在资料建设、学科发展、科研攻关等方面合作，意义十分重大。即使“985”创新平台的建设经费相对比较多，但除去数据库建设、实验室设备建设，仍相当拮据与窘迫。如果每个基地都分散建设,没有必要的协调与整合，必然会造成建设资源的某些浪费。
“4＋3＋2＋1”联席会议，作为一个临时性组织，能否考虑成立若干协调工作小组。如数据库建设工作协调小组，每个学校分别在数据库建设中根据各自优势，建立相关数据库，并实现资源共享。还有下设学术活动协调小组，平常单个基地的日常学术活动可以各异，但四所学校如果联手，召开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将会改变我国目前新闻传播学科在国际交流中的话语权结构，产生重大的国际影响。因此联席会议应该制度化，并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
访问者：顾海良书记在会上曾经提出“985”二期工程建设与教育部重点人文社科基地建设之间的关系，如何实现有效地分工与合作，是目前高校社科研究体制创新的重要课题。请问您如何看待基地和“985”以及院系之间的协调关系问题？
张金海：我认为处理好基地和“985”以及院系三者之间的协调工作十分重要。根据教育部文件规定，基地应保持相对独立性，即要给基地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我个人理解为基地建设是教育部发挥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势，提倡科研体制创新的产物，它与武汉大学提出的社科研究要从个体科研向团队合作转变的思路也是相吻合的，基地就是承担团队科研攻关的任务。
我也多次强调，基地建设应该纳入学院整体发展规划，依托学院的资源，服务于学院的整体学科发展大局，并在与学院取得充分共识的基础上，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对于基地与“985”之间的关系。我的理解是：基地是个科研平台，“985”是个学科发展大平台。基地在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同时，应成为“985”建设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成为学院学科建设的支撑点之一。所以在处理三者关系上，我觉得中心应做好“985”建设的配合工作，同时“985”建设也应主动把基地工作纳入其中。
访问者：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作为一个新基地，其发展目标和战略是什么？
张金海：作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理应成为全国范围关于媒体研究的整合平台。现实状况是全国各新闻传播院系都在做媒体研究，重要问题是中心如何在其中形成独特优势，并凝炼自己的学术特色。
中心为此设立了媒介理论、媒介战略、媒介经济三个研究室，研究重点集中于媒体发展过程中既具有学术前沿性又具有现实紧迫性的重大理论问题，目的是要成为国家关于媒介发展政策的智囊团和思想库。
基于以上目标，中心目前选定“传媒社会控制研究”和“传媒产业发展研究”两个重点研究方向，拟用三年时间围绕这两个重点研究方向，不断组织科研力量联合攻关，深化研究成果，彰显学术优势，形成鲜明的学术特色。三年以后，基地将逐步转向对中国传媒的国际化以及西方传媒的全球化扩张等问题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