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下午，英国学者约翰·斯多雷（John Storey）与美国学者波尔·格罗斯威勒（Paul Grosswiler）在媒体发展研究中心学术活动中心举办博士沙龙，与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以及部分教师和硕士生进行了交流。这次博士沙龙由媒体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单波教授主持。

约翰·斯多雷（John Storey）是《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的作者，他今天主讲文化研究在英国的产生和实践。文化研究以1964年在伯明翰大学（Birmingham University）成立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为标志。该中心强调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汲取结构主义的成果，确立了英国文化研究（British cultural studies）的传统。研究中心成立初期的代表著作有：霍加特的Richard Hogard）的《识字的用途》（1958）、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文化与社会》（1958）与《漫长的革命》（1961），以及汤普森（E. P. 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

CCCS重新定义关键词“文化”，重写“文化”是文化研究得以发展壮大的基石。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左翼思潮兴起，文化被认为是日常生活的，是意义的网络，是人的生活方式。通俗文化成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和精英文化一样具有自身的价值。

我们可以说，正是对这一关键词定义的革命性变化，为文化研究把通俗文化作为自身的研究对象确立了合理性，它是整个文化研究学派得以发展的理论基石。他们研究文化是如何变的通俗和流行的，研究作为意义系统的流行和将流行的文本。

文化研究受到了欧陆的阿尔杜塞（Louis Althusser）、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以及罗兰·巴特的深刻影响。我们好似生活在文化之外的物质世界，但是文化也建构着现实。文化是表意的实践活动，语言作为一种代理（agency）扩张人阐述和表达的能力，也限制这种能力。在葛兰西《狱中札记》传人英国后，文化研究吸收了其文化霸权理论，深入探讨文化与权力与阶级等方面的关系，关注由谁来决定文字背后的意义，文字意义由社会结构角色决定；为什么世界是我们描述的样子，由谁来决定？他们认为文化不是中性的，他们关注文化背后的权力，以及权力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和思维。

约翰·斯多雷还以英国歌剧为例表现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不断转换。

波尔·格罗斯威勒（Paul Grosswiler）研究媒介伦理。他认为《报刊的四种理论》是美国人的理解，是为其政权服务的。他认为美国的媒介伦理基于言论自由，中国则强调责任论。他论述了弥尔顿（John Milton）和密尔（Stuart Mill）的自由主义报刊立场，认为美国的言论自由以宪法第一修正案为准则。联邦大法官赫尔姆斯（Holmes）提出“意见的自由市场”，要求让各种声音表达出来。波尔·格罗斯威勒认为美国新闻史中充满了斗争，媒介组织自身现在面临巨大挑战。

波尔·格罗斯威勒认为要教育记者自我思考，做正确的事情。媒介伦理关注怎样不受批评，记者应该关注文章的意图和影响，关注新闻当事人和受众是否会因此受害，要考虑是为社会还是为个人服务，并且要理解什么是“美德”。他还提出情境伦理，认为在不同的情况下，伦理是不同的。根据社会契约，人们必须合作才能生存。或者根据存在主义观点，我们必须真诚且勤奋的面对问题。

他还认为媒介伦理是高于法律的，有时候或许是不合法的。他还举了《纽约时报》记者作假被开除的例子。

主题发言结束后，两位学者与新闻与传播学院师生进行了交流。约翰·斯多雷在回答中指出广告在经济上的成功不能完全等同于文化的力量，他还怀疑广告文本对受众直接巨大的影响。他认为广告是一种结构，人们从中找到一种代理。广告的影响是多面的。他认为文化的力量和文化如何影响人是不同的。当然，他也强调了广告作为机构的强大力量。他说媒介不仅是社会进步的力量，也是社会保守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同性恋问题上，约翰·斯多雷认为现在英国人的反对意见越来越少，越来越隐蔽。媒体作用明显，媒体使得对同性恋的讨论更加公开和公正，但是在议程设置上有偏向。波尔·格罗斯威勒补充说，这是社会运动过程的结果。

在关于“文化”的争论中，约翰·斯多雷认为人制造了文化，文化也塑造了人。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的区分是在18世纪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兴起的特殊语境下出现的。他思考在文化区分中有什么权力在左右。他还认为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的区分不是价值判断。波尔·格罗斯威勒补充说文化应该有自我批判意识。（罗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