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15日，在第九届跨文化传播国际学术会议（ICIC2017）前会上，瑞典哥德堡大学、延雪平大学语言学教授，哥德堡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SCCIIL）主任延斯•奥尔伍德（Jens Allwood）发表了题为“‘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多元文化主义与跨文化传播”的演讲。

第九届跨文化传播国际学术会议（ICIC2017）将于2017年11月24日至26日在武汉大学召开，会议主题为“一带一路、多元文化主义与跨文化传播”。此次会议设置ICIC2017前会和正会，从11月开始，ICIC2017前会将邀请两位西方著名学者：[美]克利福德•克利斯琴斯（Clifford Christians）、[瑞典]延斯•奥尔伍德（Jens Allwood），围绕会议主题开展讲座。

演讲围绕三方面展开：首先是概述与文化分类相关的理论及其发展脉络；进而以著名学者爱德华•霍尔（Edward Twitchell Hall）和格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的理论为例进行说明；最后，结合“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探讨建构多元文化社会的可能。

奥尔伍德教授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国家民族、不同文化交往愈加频密，随之而来的则是由于文化差异导致的种种后果。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不同文化类型的系统分类便成为理解文化差异的主要路径之一。

文化分类理论的必要性，即帮助人们描述、理解和阐释不同文化，进而推动跨文化传播往良好合作与协同效应的方向发展。奥尔伍德教授列举了文化分类的规范标准，比如简单明晰、基于同类的分类依据、有效性、详尽程度等，而这些都是审视和评价具体的文化分类理论所要纳入考量的重要因素。

奥尔伍德教授演讲中

奥尔伍德教授以霍尔和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理论为例，详细分析了二者在划分文化差异方面的理论缺陷。

霍尔认为，文化具有语境性（Context），并将文化分为高语境（High Context）文化和低语境（Low Context）文化。然而奥尔伍德教授认为，霍尔所提供的分类标准却难以完全应对实际情况。比如，所有文化都可能兼具高语境和低语境的特征。以及，若是从文化而非活动、特征层面来看，霍尔的分类标准更像是在列举文化所处的范围而非提供边界分明的标准。

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存在同样的问题。1980年代，霍夫斯泰德对跨国公司IBM的187名员工进行调查，提出著名的文化维度理论，建构了衡量不同文化的框架。这些维度包括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 vs. Collectivism）、男性化与女性化（Masculinity vs. Femininity）、长时导向和短时导向（Long term vs. Short term）、放纵与约束（Indulgence vs. Restraint）六项。然而，奥尔伍德教授认为存在着样本上的局限性（IBM公司以男性群体为主）、标准过于抽象且范围重叠、缺乏情境等缺陷。

奥尔伍德教授与师生讨论

基于霍尔、霍夫斯泰德以及其他学者的文化分类理论，奥尔伍德教授指出，从理论上讲，许多衡量文化差异的理论存在分类标准抽象、意义不确定、范围重叠、过分二元化等缺陷。在方法论层面，这些衡量文化差异的框架也存在着操作上的困难与限制。这既为人们认知文化差异增加了难度，同时也为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创新提供了可能。

奥尔伍德教授最后强调，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我们需要主动认知、理解和接受文化差异，并且积极地探索文化共性，如此搭建不同文化之间对话和理解的桥梁，构建多元文化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