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8日上午，著名传播学者，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荣休教授陈韬文先生应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邀请，在中心331会议室，作了题为《传播学范式的转移？对数字化和全球化影响的反省》的专题讲座。

陈韬文教授在讲座中分析了由数字化和全球化引发的新传播现象，及其对传播学范式转移造成的影响，为传播学范式研究提供了整体框架和关键问题。   “范式”来源于库恩（Thomas Kuhn），指的是从事某一科学研究的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研究方式。就传播学范式而言，具体分为三个方面：分析层次（宏观或微观）、认识论取向（科学主义的或人文注意的）和社会视角（功能主义或批判主义）。

陈韬文教授认为，回答“传播学范式是否发生转移”的关键在于，分析既有的传播理论能否解释新的社会技术现实，包括四个关键问题：传播作为社会过程发生改变了吗？传播中的权力关系发生改变了吗？出现了新的根本问题吗？出现了新的研究工具吗？

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数字媒体的可移植性和流动性越来越强。数字媒体的使用，增强了传受双方的交互性，提高了受众的积极性，拓展了传播渠道，极大丰富了传播内容。陈教授认为，传播过程的确发生了变化，但传播过程中的基本要素并没有发生变化，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传播过程越来越朝向互动的视野。

全球化对传播学范式转移的影响，表现在五个方面：各社会领域相互依存度上升、时空压缩、全球传播网络的整合、区域中心的兴起以及全球化和领土化之间高度紧张。陈韬文以中国为案例提出了分析全球层面传播权力关系改变的关键问题：（网络）公民社会是否出现？是否成为一股全球性的对抗力量？是否出现了另一种媒介体制？网络在新媒体事件中是否扮演了另一种政治角色？陈教授认为，基本的社会结构仍然存在，但权力关系中的相对位置正在发生改变。

新背景下，传播学根本问题发生了转移，越来越强调文化混杂性而非文化同质性，强调人的互动性和主观能动性。传播研究要回答数字化是怎样改变了传播过程，由数字化所引发的传播转型对社会制度和人类互动带来怎样的影响？

陈教授认为研究方法的基本逻辑没有改变，但是研究脉络变得越来越具有全球性，数字技术（包括大数据分析）越来越得到重视，线上文本和线上行为成为可供研究的新对象。

陈教授在总结时认为，传播学研究涉及的基本社会类别和整体社会关系仍然保持原状，但社会类别之间的特定关系正在改变。传统科学研究和范式转移在同时发生，后者更值得学界关注，传播学者要以数字化和全球化视野更新传播理论。

本次讲座是中国传播创新论坛系列活动之一。讲座结束后，陈韬文教授又围绕讲座内容，与现场师生进行了进一步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