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洋）2018年5月7日上午11时，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王金礼教授应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邀请，在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331会议室举行了题为“作为知识的传播：传播思想史研究的一个自我阐释”的学术讲座，本场讲座属于“中国传播创新论坛”系列学术活动。

王金礼教授主要从事新闻传播伦理、新闻传播思想史研究，此次演讲的内容源自他多年来从事传播思想史研究的心得与反思。王教授首先援引默顿对知识社会学与大众传播社会学所做的比较分析，认为对于传播或者说信息传递的研究中存在着两种知识，即知识社会学关注的系统化、概念化的知识和大众传播社会学所研究的大多数人掌握的碎片化信息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信念。通过将这两种知识与詹姆斯所说的知晓型知识（acquaintance with）和理解型知识（knowledge about）相比较，并联系吉登斯关于两级知识和双重解释的经典论述，王教授提出了“三级知识”的构想：在吉登斯看来，社会行动者在日常实践中用以处理各种行为的习惯和认知框架构成“一级知识（first-order knowledge）”；社会科学研究者为解释各类社会而进行的研究形成“二级知识（second-order knowledge）”；围绕学科史和思想史的书写与建构则应该将生产“三级知识（third-order knowledge）”当作自己的知识目标。

借助三个层级知识的理论框架，王金礼教授检视了传播思想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王教授认为，既有传播思想史研究将其目的表述为对学科先驱的回忆或致敬，既掩盖了其建构特定知识传统的合法性、培育研究者和学生对特定知识传统的忠诚的真实目的，也忽视了该领域研究理应具有的建构新理论的功能。以詹姆斯·凯瑞的思想史研究为例，王教授指出思想史研究可以通过建构理论、通过对理论的重塑来作用于社会实践。借助于从三级知识到一级知识的循环往复，看似远离现实的思想史研究可以获得对社会现实的解释力和影响力。

接下来，王金礼教授简要梳理了思想史研究中内证与外证的两条路径，指出内证路径源自理论话语的“内部反思”，预设思想史过程有其不受外部干扰的内在逻辑，着眼于研究者知识体系和问题意识的传承；而外证路径则强调知识生产的社会关系网络，通过对知识生产机制和社会结构的考证来理解思想史的变迁。王教授认为，内证与外证并非两不相容，而是互为补充，内证提供想象，外证清除迷思，两种研究路径的综合运用，能够使传播思想史的问题空间得到最大限度的开掘。

讲座最后，王金礼教授与现场师生进行互动，围绕知识的分类与界定、思想史研究的方法等问题分享了自己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