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13日上午，美国圣克劳德州立大学大众传播系终身教授彭增军应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邀请，莅临新闻与传播学院，开展了以“新闻业的救赎：困境与路径”为主题的学术讲座。针对全球传媒业日渐式微的现状，彭增军教授结合自己最近出版的《新闻业的救赎：数字时代新闻生产的16个关键问题》一书，以通俗风趣的方式，对当今新闻业的发展困境与解决路径发表自己的见解，与师生展开研讨。

首先，彭增军教授认为西方报业正面临着巨大危机，中国报纸也已走向末路，并以《坦帕湾论坛报》与《重庆都市报》的案例加以佐证。在他看来，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和智能手机对人们生活的全方位覆盖，使得报业生态更加岌岌可危。

接着，彭增军教授总结了目前全球新闻界面临的三大困境：媒介融合与媒体融合、传统与创新、主义与生意。

困境之一是媒介融合与媒体融合。彭增军教授先是针对这两个概念在中文语境里进行了辨析：媒介融合指的是技术的进步与创新，是反专业、反垄断、反体制的，是个人化、个性化的；媒体融合则是指如何把技术与思想落实到生产过程中去，形成一套成熟的、中央化的商业模式。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

其次，他认为传媒业在二十多年轰轰烈烈的融合探索中，仅留下了一堆诸如媒介融合、融媒体、多媒体、全媒体、跨媒体、跨平台等的名词概念，尚未形成一个相对成熟的、经验式的、固定的生产模式，从而陷入“夹生饭”的困境。长久以来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是，媒介融合的本质是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融合，而这种融合直接导致了边界的消失与关系的重构，媒体的专业性受到瓦解。不同部门在主导媒介融合的过程中从各自立场出发，存在分歧，出现了“技术工具化”的问题，也加剧了融合的失败进程。

困境之二是传统与创新。彭增军教授以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观点对“发明”与“创新”进行区分：发明是一种不记后果的智力创造；当找到这个发明的商业模式，创新就发生了。而以报纸为代表的新闻业是最保守、最传统、最规矩的。在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对行业清规戒律的遵循为其带来了专业性、高利润率和高垄断性；而在日新月异的新媒体时代，这种墨守成规的企业文化与自我神圣化的职业文化却共同限制了创新的发生，业务模式与商业模式的冲突也阻碍了创新的可能。

第三个困境是主义与生意，这一困局近乎无解。其主要涉及两大热点问题：一是新闻专业主义的存亡，二是传统新闻业的生死。彭增军教授指出，新闻的三大使命是启蒙民众（inform the public）、监督权力（watch over power）、提供论坛（platform for public debate）。新闻的核心和灵魂在于其公共性，而公共性不仅是满足大众消费，更多意味的是为公众提供深度和解释报道、硬新闻与严肃新闻。而不幸的是，这些最有价值、最有公共性的新闻往往是最枯燥的、最不吸引受众的，且是最花钱的，因而是其商业属性是最弱的。新闻应该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而不应该作为商品而存在。但在现实生活中，新闻模式往往让渡给媒体的商业模式，资本和技术的入侵无情地消解了新闻专业主义、编辑的主体性和新闻的品牌效应等。

以上这三大困境很好地反映了传媒生态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迷思与难以调和的诸多矛盾。彭增军教授试图为新闻业所遭遇的困境提供一些出路，他认为新闻业的问题不是新闻本身能够解决的，它应该成为一个公共议题而非仅是专业问题受到关注与重视。新闻需要仰赖全体社会的觉醒和社会生态的改变，才得以存活与复兴。

在交流互动环节，现场师生围绕新闻业的现状与困境展开踊跃讨论与拓展，彭增军教授悉心予以回应，给予诸多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