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范小青
作者介绍：范小青，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全球化与新媒体传播、广告传播。
摘要：随着现代化和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少数民族的原有村落不断解体，居住模式越来越离散化，以传统家庭和社区为核心场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面临众多困难。为使本民族非遗重焕光彩，不少少数民族开始寻找和重建新的传承场域。笔者对裕固族的文化遗产活态传承场域进行了为期两年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民族志观察。研究发现，裕固族已建立了一个包括网络社区、仪式场域、学术场域、教育培训场域、演出场域、产业场域等多元而又立体的活态传承场域系统，其中网络社区是这个系统的重要节点，年轻人是文化传承的主要争取对象，知识精英是文化传承的意见领袖。在文化遗产保护的整体语境和抢救本民族文化的迫切期望的双重影响下，裕固族不仅在完善已有的传承场域，也在建构新的传承场域。在传承场域多元而立体、传承主体多重而统一的前提下，“自上而下”的政府管理有望与“自下而上”的民众自觉力量形成合力，共同助力非遗的活态传承。
关键词：文化遗产 活态 传承场域 少数民族 裕固族
在文化遗产里，非物质文化遗产因其“无形”而又更趋于精神核心的特点，其传承更为重要和困难。同汉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相比，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有其较大的特殊性。裕固族作为我国个人数较少的28民族之一，近年来采取了很多方式方法再建非遗传承的空间和场域，其具体实践对我们理解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传承场域变迁很有意义。
一、活态传承的主体与场域
区别于博物馆式传承方式，非遗的活态传承是指非遗在其生成发展的环境中、在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中传承和发展。至于活态传承的具体路径，一般建议从传承人保护、建立非遗生态保护区、生产性保护、教育传承等方面着手。说到底，活态传承能否切实执行，关键还是在于能否明确和重视活态传承的主体和场域。
（一）活态传承的主体
人是活态传承的主体。传承人被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关键与核心，正是传承人的传承行动赋予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鲜活和持久的生命力。
传承人制度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非遗的可持续保护，但由于传承人的认定和保护工作都由政府牵头并统一指导，活动组织上体现的政府意志太强，传承人主体反而容易失语，在传承人自身的能动参与和年轻传承人的培养上都显得后劲不足。
（二）活态传承的场域
布迪厄提出的“场域”是文化研究中常被提到的概念，虽然它经常同“惯习”“实践”等放在一起讨论，但从内涵上来讲，其“场域”（field）概念与传播学先驱卢因提出的“场论”（field theory）中的“场”（field）有很多一致的地方。“场域”超越了“空间”的概念，更强调空间之内的关系构型，更强调关系构型的内涵而不只是空间的物质外貌，更适合我们用来表述和研究文化传承空间的变迁。
场域的概念常运用于民族文化研究。不少研究者关注到了文化传承当中的场域转换，认为在现代各种影响之下，传统的家庭文化传承场域、学校文化传承场域、社会文化传承场域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三）裕固族及其非遗保护现状
裕固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28个人口较少民族之一，现大约有1.5万人，主要聚居在甘肃省肃南县，是甘肃省特有的世居民族之一。他们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游牧文化，由于民族文字失传，裕固族文化传承基本采用口口相传的方式。随着时代发展变迁，裕固族的语言也濒临失传，游牧时代的一些传统习俗逐渐式微，且民族文化传承后继乏人。这种情况也使得裕固族政府和民众抢救本民族文化的意愿很迫切，政府和民众采取了不少方式方法来传承文化遗产。裕固族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国人口较少民族抢救和传承本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
二、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
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场域有了变化和变迁，本研究力图探寻在传统社区瓦解的情况下，少数民族采取了哪些方法来传承非遗，文化传承的空间或场域有什么变化；这些传承实践有什么特点，且意义何在。本研究以裕固族为例，主要采用民族志研究方法来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1. 线上民族志
本文以线上民族志为主，线下为辅。线上民族志主要是观察裕固族民众通过网络平台所进行的文化遗产传承的实践，主要对象是裕固族民众的网络社区。主要搜集的资料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以“裕固学群”“中国裕固族文化群”“尧熬尔（即裕固族）传统语言展示厅”为代表的裕固族微信群。
（2）裕固族相关的微信公众号，如“裕固族萨尔组合”“爱张掖”“尧熬尔部落”“裕固族教育研究所”“亚欧工作室”“李建傧工作室”“掌上肃南”等。
（3）裕固族民众在网络上分享的视频资料。
（4）裕固族相关的网络报道资料、政府网站新闻等。
2. 线下民族志
线下民族志作为线上的补充，目前主要是通过各种渠道接触裕固族民众（主要是微信群的参与者），参与裕固族相关活动以及实地调研等。
（1）与在京裕固人的接触和访谈。
（2）参加“裕固学”会议，并在会议期间和之后同与会人员交流和对其进行访谈。
（3）阅读裕固族相关记述资料、裕固族作者的著作等。
三、多元、立体的裕固族非遗传承场域再建
由于牧区实行草原有偿承包责任制，并且为保护生态环境而采取生态大移民，目前裕固族民众生活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一部分人仍在牧区过着放牧生活；另一部分人尤其是青壮年劳力，则大都迁往移民村，开始学习农耕，或者开始从事以出售牧场为目的的现代牧业。生计方式的改变，加上农药、化肥、能源等高支出生产资料的压力，使得不少人除了干农活，也开始外出打工。
由于草原的分割、生态移民的迁徙、劳动力的输出等空间的变化和人口的大量移动，裕固族原有实地社区作为文化传承主要场域的功能已经无法充分施展，学校和家庭的传承影响也在弱化。
（一）网络社区：传统社区的网络化再建
裕固族原有社区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越来越离散化，在这种情况下，裕固族民众建立的各种网络社区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传统社区的部分功能，并开始起到文化传承的作用。这些“网络化了的社区”在“实地社区”已难担文化传承大任时，自觉不自觉开始承担人群聚合和文化传承的功能。
1. 在网络社区里传承语言
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而裕固族只有口头文字，没有书写文字，年青一代常常只会说普通话，会说裕固语的父母在家里往往不教孩子说裕固语。针对这一现状，裕固族人建立了“中国裕固族文化群”等微信群，用以鼓励和教授大家说裕固语、学裕固语。
2. 在网络社区里讨论公共事务
微信群成为裕固族的一个常规议论场域，网络社区承载了很多传统社区的功能，实现了一些公共领域的功能。这种传统“关系构型”的网上再现，延伸着民间传承，有利于民族文化认同的凝聚。
（二）仪式场域：民族记忆的仪式化再现
裕固族知识精英们认为，一个统一的节日，对于凝聚民族情感、保存民族记忆十分重要，因此以贺卫光为代表的裕固族学者们提议以裕固族历史上一件大事——裕固族东迁作为仪式的内容，创立一个统一的民族节日——“东迁节”。
设立仪式使得裕固族人从此有了一个统一的大型节日，让久远的民族记忆通过仪式的方式来传承，有助于民族文化的凝聚，有助于建立“情感共同体”，给民族文化的良好传承创立了一个更好的文化基础。
（三）学术场域：创建学术阵地，树立意见领袖
对裕固族来说，会议不仅是会议，还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场域，甚至是文化传承的意见高地。这集中表现在裕固学研讨会的举办上。通过多次参加裕固学研讨会，笔者发现，裕固族人不仅让讨论文化传承有了一块官方阵地，而且一批研究裕固族文化传承的学者成长为意见领袖，会议本身也成为文化遗产的一个另类展台。
（四）教育培训场域：在学校和家庭之外，再建多重传习场域
文化传承的目标是年轻人，为了让年轻人自觉、主动地传承民族文化，裕固族非常重视学校和家庭的教育。为了不单纯依靠这两个渠道，地方政府作为文化传承推动的主体之一，也十分重视多重传习场域的建立。
1. 挖掘和记录文化遗产
为避免裕固族语言、民族文化失传，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在近１０年时间里，通过摄像、照相、录音等多媒体手段对裕固族传统文化进行记录和保存，并在裕固族非遗保护传承中心分类向公众展示。
2. 展示和传承文化遗产
由肃南自治县建立的中国裕固族博物馆和裕固族非遗保护传承中心很好地起到了展示平台的作用。
3. 手把手传习文化遗产
为了让民族文化在下一代中传承，肃南县在幼儿园和小学探索开设了裕固族语言教学课程，组建了裕固族民歌少儿合唱团，举办裕固族语言、原生态民歌少儿培训班。学校教育之外，政府也组织了很多传习活动。
（五）舞台场域：从传统舞台延伸到新媒体舞台
历史上裕固族是载歌载舞的游牧民族，近年来，肃南县政府积极拓展文化遗产宣传平台，有关裕固族歌舞的剧目和活动获得了很大的支持。
对少数民族而言，舞台场域是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的传统场域。在新媒体环境下，这个传统场域获得了延伸和创新，有不少舞台已延伸到网络上。
（六）产业场域：以产业传承技艺文化
产业场域是一个被大力提倡的常规传承场域，是对生产性保护的实践，其核心是以产业的形式实现对非遗的生活性保护。这也常被认为是民族文化与创意产业的有机结合。
比如，裕固族服饰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目前有三四家有一定名气的裕固族服饰文化公司。
四、讨论与结论
若是总结裕固族文化遗产传承场域的特点，可以得出以下初步结论。
总体来看，裕固族已经初步建立了一个多元、立体的非遗传承场域系统，其中网络社区成为系统的重要节点，年轻人是主要的争取对象，知识精英是传承的意见领袖。
场域再建，既是传承，也是建构。非遗的保护传承，不仅是面向传统的挖掘、整理和学习，更是面向未来的文化建构。裕固族重新执掌其文化“自主性”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文化自觉的过程，其文化传承的努力体现了精英引领下民众自觉意识的提高，有助于同政府的文化遗产保护措施一起合力促进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本文选自：范小青，《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活态传承场域再建：裕固族的个案》，载于《中国传播创新研究报告（2018）》，主编单波，执行主编肖珺、吴世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10月，北京，第207-22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