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谭世平

作者介绍：谭世平，传播学硕士，副教授，湖南科技学院传媒学院广播电视学系系主任，研究方向为传播理论与实务、新媒体传播、文化传播。本文为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编号：17YBA182）。
 

摘要:从乡村走向城市，是城镇化、工业化背景下女书这一非遗项目延续生命力的必然选择和尝试。城市文化空间为女书谋取了一块不同于乡村的生存土地，创业者、学习者、宣传大使居住其中，为现代城市人讲述女书书写与创业的故事，呈现了一种“活化”非遗的途径，美化了人们的生活，成为一道城市景观。城市文化空间在快速传播、社交互动、组织动员方面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但需要警惕重书写、轻吟唱，重形式、轻内涵的危险；对于传承而言，还是必须要充分发挥女书发源地传承人的作用。

关键词： 女书 文化空间 书写 传播
 

女书是在湖南省江永县上江圩镇及其近邻一带的女性中传承，并以女性所专用的一种特殊表音文字体系为内核的社会文化现象，是当地妇女在社会生活实践中用以表达其思想情感、道德取向、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形式。由于“传女不传男”“人死书焚”，加上社会环境的变化、女性地位的提高，女书的自然传承面临困境。

早期学者主要从语言学、文学、历史学等方面研究女书文字、女书传人和女书作品，着重研究女书文字的起源、产生时代、性质，确认其在人类文化历史长河中的独特价值。21世纪初，学者们开始从民族学、民俗学视角研究女书的传承机制、传播策略和产业化路径。随着新媒体的普及，大众传播和新媒体技术的重要性被提出，但是女书传播的效果并不乐观。女书类微信公众号扩大了女书文化的传播范围，普及了女书知识，但是阅读量普遍偏低，互动性较差，在改变网民态度和动员参与方面效果一般。这启发我们应该考虑传播者和接受者的主体因素，找到真正对女书感兴趣的人，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以充分实现女书的使用价值。

本文将对时下活跃在城市中的女书传习场所进行参与观察、深入访谈，目的是探讨城市文化空间在女书传播中的功能与影响。学者积极采用人类学、民族学的焦点访谈、民族志、 田野观察等方法，做到量化与质化相结合。本文将研究视角从发源地上江圩镇转向城市中的女书传习空间，从女书代表性传承人转向城市创业者、书画爱好者，对近年来长沙、成都、 无锡等地的女书传习、展览、文创活动进行考察分析，通过观察与访谈，总结女书与异质文化的交流、沟通、碰撞与融合之道，挖掘女书文化的精神内核，充分实现女书的审美价值、保健价值、修身价值，实现女书文化与现代人的勾连。

一、女书跨文化传播：艰难进城

女书的进城之旅充满了艰辛，一次次被拒绝、被忽视。20世纪50年代，为女书做的种种努力，都没有引起外界足够的重视。20世纪60年代“破四旧”，女书从妇女们的生活中消失，处于濒危状态。转机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报纸、电视和广播等大众传播媒介介入，女书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成为公共文化资源，受到媒体、专家学者和社会公众的高度关注，得以重见天日。21世纪初女书开始走出江永，走进联合国，亮相世界妇女大会、 北京奥运会、联合国中文日等国内外重要场合，展示其独特魅力。之后，女书入驻城市，生根发芽。高校纷纷成立女书研究机构，邀请传人进城，开展女书教学与科研、传承教育、社会调研、创新创业等活动，大力培养女书研究人才；与女书有关的书法培训机构或创业公司也纷纷成立。

二、城市女书文化空间：女书文化活动的新战场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8年发布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申报书编写指南》 中，文化空间被表述为“民间或传统文化活动的集中地域，但也可确定为具有周期性或事件性的特定时间”。因而，我们把这种兴建于城市中的用以展示、传播女书文化的集中场域（物理空间）称为“城市女书文化空间”，它们一般位于城市写字楼中，面积大约200平方米，有一定的人流量、生活气息和文化气息。

（一）传播女书文化，普及女书习俗知识，成为连接女书爱好者的中介

随着我国城市化、国际化步伐的加快，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女书城市空间，一方面通过女书作品、实物原件、手工绣品和女书传人的现场书写、吟唱活动，充分展示女书的神秘魅力；另一方面通过与观众面对面的交流，加强互动碰撞，激发参与者的好奇心，培养女书爱好者，建立爱好者与传承者之间的联系。所以，比起女书发源地江永，城市的女书文化空间能够更快地招收弟子。

在自然传承阶段，没有一所正规的女书学堂，没有一本规范的教材，没有教师，女书的传承一直在母女之间、姑母（婶）侄女之间、姐妹之间的小范围内进行，以脆弱的方式，凭借个人的记忆和悟性，一代一代往下传。后女书时代，女书书艺中心已经成为女书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女书学习更加公开化，学习活动有了程式化的安排，有了课表，有了师生关系。

（二）进行艺术设计与创作，融入现代元素，满足现代人的审美需求

最常见的就是女书书法。女书主要由点、竖、斜、弧四种笔画组成，“笔画线条纤细一致”，字体秀丽娟细，造型奇特，被称为长脚蚊字或蚂蚁字。现代书法家对女书书写进行创新，追求一种艺术之美，涌现了柳叶体、仙鹤体、抽象体等女书。

城市女书文化空间中，女书书写的材料、内容、方式差别较大。书写的材料有服装、背包、手提袋、陶瓷器皿、团扇、雨伞等，并且出现过二三百米长的女书书法长卷。原生态的女书写作在内容上强调“我手写吾心”，重在表达情感，参与社会生活；内容有原创性的“贺三朝书”“自传诉苦歌”“结交老同书”；有记录当地流传久远而又没有汉字记载的口头传统———民歌、祭祀歌、儿歌、传说等；还有改写自汉文的作品，如《祝英台》《罗氏女》。现在女书书写更多的是抄录、翻译，自己创作的作品较少。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建工作全面加强。用女书写廉政文化的警世语，既重温了经典，陶冶了情操，又传承传播了女书文化，更能提高廉洁自律意识。

女书的使用价值和审美价值被充分发挥。开发女书产品，打造女书文创品牌文化，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是城市女书文化空间积极推进的工作内容之一。比较流行的文化创意是把女书符号（女书字符、八角花等）镶嵌在某一种产品之中，增加其文化意蕴。

（三）女书价值的新发现：创造美好女性生活空间，修身养性，提升自我

城市女书文化空间最大的价值在于，它是一种以女书为载体的社交场所，也是一种都市人的精神生活场所，体现的基本原则是把女书艺术融入现代生活，提升女性的精气神。

三、城市女书文化空间与发源地女书文化空间相互支持

后女书时代，女书学习、传承的男女界限与城乡区隔被打破，女书文化传承主体、学习主体、传承方式呈现多样化特点，女书传承场所进入城市高楼大厦，融入现代人的生活。

（一）城市文化空间传承女书的局限性

女书传承活动形式单一，以女书书写为主。以往对女书传承人的要求是全面综合的， 包括在生活中熟练地掌握女书的认、读、诵、写、做五个能力。当前对女书的传承多重视书写能力，而忽视了认、读、诵这些基础能力。事实上，吟诵是女书文本的基础，但只有具备一定方言基础的人，才能进入女书的世界，通过一本女书字典来学好女书的想法是不成熟的。

城市中的女书传播、传承活动最大的缺陷在于重表演、轻生活。以前女书是相互沟通、 表情达意、社会交往的工具和手段，女书活动具有很强的生活气息。城市文化空间中的女书传播活动大都以公共场合的讲座、展览、书写文创等方式呈现，这些活动可以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消遣，带有很大的娱乐性、表演性和商业性。

重形式、轻内涵造成女书符号能指与所指的分裂，女书成为没有灵魂的空壳。女书是封建时代女性集体劳作的产物，体现了女性的美丽、智慧、韧性、有创造力等。文创产品的开发，往往会融入一些时尚元素，对原来的女书符号进行合理变形，对女书文化的内涵、精髓无暇旁顾。这也反映了非遗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商业价值先行，文化价值滞后。

（二）充分发挥女书发源地的优势

传承女书是本土女书传人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城市女书文化空间对于女书信息的传播大于传承，利用大于保护，其承担的传承任务是有限的，不完整的。女书文化传承的艰巨任务必须由土生土长的女书代表性传承人来完成，女书的读写、翻译、离不开本土方言及其背后的习俗。

继续重视女书习俗的恢复。女书发源地的政府部门和传人们还需要高度重视女书吟唱和女书习俗的传承，积极恢复原生态的女书习俗，保护原生态女书文化空间。要从本土“娃娃” 抓起，保护本土方言和土话，不要过度城镇化。

现代社会的女书传习活动、从事女书传习工作的人、活动的形式、教材字典、文创产品都越来越多，但是真正会写、会读、会编、会唱、会创作的懂女书的人一直较少。结果，女书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谁都可以对其进行“涂鸦”改造，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觉。政府对全国范围内通过女书来创业的商业行为该不该管理，如何管理，都是令人头疼的问题。

本文选自：谭世平，《城市文化空间的女书传播》，载于《中国传播创新研究报告（2018）》，主编单波，执行主编肖珺、吴世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10月，北京，第74-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