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探讨 “精准扶贫” 报道在乡村传播这一基层传播闭环中的效果及其改进机制，本研究选取贵州省少数民族Ｙ村和陕西省Ｃ村等西部贫困乡村为田野地点，采取深度访谈辅以参与式观察和案例分析的方式，调研了42名扶贫对象。 结果显示，贫困户的媒介接触呈现 “电视独大”的态势，报纸、杂志、广播、互联网的接触情况偏低，媒介化生活较单一；当前“精准扶贫”报道与贫困户的媒介接触、信息传播和利益诉求存在一定背离；除了物质、资源上的贫困，贫困户普遍存在“交流的贫困”，构成“扶贫先扶媒”的理论与现实依据。本研究还构建了面向贫困户的“精准扶贫”政策信息传播模式，并为改进“精准扶贫”报道效果提出建议。

关键词：精准扶贫　报道效果　乡村传播　田野调查
 

一、引言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 坚持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以举国之力发起的中国式扶贫经历了 “定义贫困（1986—1993）” “投入剧增（1994—2000）”“整村推进（2001—2010）”三个阶段后，开始进入冲刺阶段。“精准扶贫”是未来几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那么，作为发展传播学范畴的媒体扶贫报道如何精准助力这一发展战略？这是亟待传媒研究者和从业者深入探讨的理论与现实命题。本研究将“精准扶贫”报道置于乡村传播这一基层传播闭环中进行审视，探讨“精准扶贫”报道的效果及其改进的措施。

具体研究问题如下所述：

1. 贫困农户的媒介接触与使用现状如何？是否存在“媒介接触”、“媒介使用”、“沟通交流”和“信息传播”上的“贫困”或障碍？

2. “精准扶贫”报道在乡村传播闭环中的效果如何？哪些方面有待改进？

二、田野空间与调研设计

1. 田野空间

Ｙ村隶属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国家级贫困县贞丰县，是滇黔桂石漠化连片特困区域的代表性村落。村中70%以上的人口是布依族，是典型的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区，在扶贫发展的同时要兼顾民族特色的保留与维护。

Ｃ村位于陕西省咸阳市、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淳化县，地处黄土高原沟壑区，形成 “两沟夹一塬” 的社会经济活动单元，与外界的物理联系十分不便，整体发展一直较为缓慢。

Ｙ村、Ｃ村的“精准扶贫”工作在西部乡村（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因而此次研究将Y、C两村作为调查的地点。

2. 调研设计

研究者分别于2018年１月在Ｃ村、 2018年２月在Ｙ村集中开展了田野调查，主要采取深度访谈法，并辅以参与观察法和案例研究法开展研究。深度访谈法针对不同年龄结构、性别特征、家庭情况、活跃程度的贫困户主开展，探讨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具体内容：

（１）村民媒介接触与使用、 媒介素养与信息传播等情况；

（２）村民对精准扶贫及其报道的知晓情况；

（３）村民对精准扶贫报道效果的感知与反馈；

（４）受访者的信息需求与利益诉求。

参与观察法即深入村民的日常生活情境，观察乡村精准扶贫的宣传报道与政策实施情况；案例研究法则选取典型的媒介使用案例、 扶贫报道案例、重要活动与人物等考察传播效果。

调查对象大致分为意见领袖（占有相对较多的社会资本，信息途径多、信息及时性强、 准确性高）、普通村民（信息的获取与交流处于平等的状态中，对外交流意愿一般）、不太活跃村民（乡村地位不高、文化水平较低，信息渠道与内容较少）三类，三类对象的分布情况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乡村交流的活跃或贫乏程度。

三、调研结果与讨论

1. 贫困户的媒介接触呈现以电视为主导的乡村大众传播模式，且受家庭经济收入状况的影响。

媒介接触与使用情况是媒介效果研究的基础和前提。从调研结果看（见表 ３），Ｙ、Ｃ两村的大部分贫困户主要收看电视，多半户主没有收听广播、阅读报刊或使用网络的习惯，总体表现出 “电视独大”的单一化态势，媒介化生活较单一；但几乎所有的年轻人（系“千禧一代”“90后”）均高频率地通过智能手机上网，虽以轻松娱乐为主要目的，但也开始关注农村新闻与扶贫信息。由此可见，一方面扶贫信息似乎难以对贫困户发挥精准的作用，大众传媒难以培养 “有文化、 懂技术、 会经营” 的新农民；但另一方面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在乡村年轻群体中的崛起，可间接为贫困户拓宽媒介使用和信息传播的渠道。

相对而言，Ｃ村的经济状况优于Ｙ村，电视接触比例和频率、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使用率也均高于Ｙ村。这似乎表明，经济收入状况与农民的媒介使用情况有一定关联。而且，采访对象的回复为之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经济收入通过影响金钱、时间和文化素质等资源的获取和分配而对媒介接触与使用产生间接影响。

2. 构建面向贫困户的“精准扶贫”政策信息传播模式

调研结果显示，两村几乎全体贫困户都会通过村民会议和干部入户宣讲的方式获取政策信息、 扶贫信息，此类活动至少每月一次，Ｃ村甚至达到一周两次。

村民对村干部普遍较为信任和依赖，认为他们在传播扶贫信息时“有耐心” “（自己） 语言不通，没什么文化，都是听村上干部的宣传”。这从反面诠释了为何他们未能通过大众媒介了解信息：（１）语言不通，文化水平不高，媒介素养偏低；（２）媒体报道多着眼大方向，不会比口头传播、 人际传播或组织传播更详尽细致；（３）媒体报道难以精准地满足农民的个性化信息需求。村民会议、入户宣传等组织传播方式成为贫困户有效获取扶贫信息的主要途径，扶贫干部成为 “精准扶贫” 信息传播中至关重要的意见领袖。电视、报刊等大众媒体，以及互联网、 智能手机新媒体如要发挥扶贫信息传播功能， 便需“扶贫先扶智”。基于此， 本研究对旷宗仁等提出的以电视为主体的乡村传播模式进行修正， 提出贫困农民的政策信息传播模式， 以期发挥更好的报道和传播效果。

面向贫困户的 “精准扶贫” 政策信息传播模式

3. 当前“精准扶贫”报道与贫困户的媒介接触、信息传播和利益诉求相背离

如果从贫困农户这一受众群的角度考量，以往一些出自媒体人视角的结论似乎与贫困户的真实需求相去甚远——“报纸是主要传播方式”，而实际上贫困户很少接触报刊；“网络、 两微一端得到较大运用”，而贫困户的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接触率较低……与“精准扶贫户”的现实状况、实际需求相背离，这是当前 “精准扶贫”报道的最大悖论。调研结果显示，贫困户对媒体报道有一定的诉求和期待：“媒体应该多关注贫困户的生活情况，对于村干部难以解释清楚的政策，要以接地气的方式表达出来。要记录村干部的工作， 监督他们……”“完全看不懂电视， 希望当地能开播一个布依语的电视台， 报道一下我们布依族的传统节日 ‘三月三’ ‘六月六’”。综合而言，贫困乡村希望媒体多报道贫困户现状、监督扶贫干部的工作、家庭变故与不幸、贫困乡村的传统风俗。

4. 交流的贫困彰显“扶贫先扶媒”的紧迫性

从精准扶贫“参与者”和“旁观者” 的视角看，许多非贫困户亦有自己的信息需求和利益诉求：“扶贫政策设计得很完美、很理想，但是，基层在实施的时候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基层干部的压力很大， 时常是五加二 （白加黑）”“现在的媒体工作都不到位，应该多采访在扶贫一线工作的人。 有时工作得不到 （贫困户的） 理解， 因为一些小事掰扯起来， 造成不和睦……”

访谈中，一些基层干部、扶贫干部抱怨，贫困户普遍存在交流难、难交流的问题。从访谈的实际过程看，这一点得到印证，贫困户存在一定程度的交流困难，集中体现为没时间交流、不愿意交流、不善于交流。究其原因，文化程度和地理空间的限制构成了一定的影响。“知识沟”和“数字沟”在贫困乡村的体现亦较为明显。这进一步限制了新知识、 新技术的流入，无法关照到普通贫困户的生产、 生活与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扶贫先扶智”“扶贫先扶媒”具有较强的理论基础和现实紧迫性。

四、结论

从研究结果来看，对于贫困户而言，不仅存在着物质、资源上的贫乏， 同时也存在“交流的贫困”。这首先体现在人际沟通中，许多人没时间、不愿意、不善于交流，但实际上他们有很强的家国情怀、感恩情愫与利益诉求；其次体现在媒介的接触与使用上，贫困户的媒介接触行为呈现为 “电视—智能手机—互联网—报刊—广播”的序列模式，媒介生活单一；再次体现在信息传播上，当前贫困户接收信息的渠道单一化，高度依赖组织和人际传播活动，缺乏反馈和表达机制。在利益诉求的表达上更是如此，由于缺乏发声的渠道和维权的平台，他们有时与扶贫干部产生纠纷和矛盾，更多的时候是 “不敢奢求更多了， 只要平安健康地过完这辈子就可以了”“不希望拖累国家， 但如果电视报道能让社会更加关注的话， 应该更好。”

目前的对农报道、扶贫报道似乎与贫困户的媒介接触、信息传播和利益诉求有一定的距离，存在较大的调整空间。为此，本研究在旷宗仁等提出的经典乡村传播模式的基础上，结合调研结果，提出了面向贫困户的“精准扶贫” 政策信息传播模式，以期为 “精准扶贫” 报道效果的改善提供基础依据。 对于贫困户而言，“知识沟”、“数字沟”以及交流的贫困需要“扶贫先扶媒”的应对策略。调查贫困户受众对于大众传媒的实际信息需求与利益诉求，既能改善大众传媒涉农、对农报道的效果，又能将乡村传播网络中的组织、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勾连起来， 高效参与并推动国家发展与社会变革。 此外， 对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 媒介本土化有待进一步提高，一方面要着力培养本族化的新闻工作者， 另一方面要推动少数民族节目或栏目的创办或保留，这样才能做好面向少数民族贫困户的深入交流和精准报道工作。

本文选自 王敏 韦清晨 刘飞《乡村传播视域下“精准扶贫”报道的效果研究 —— 基于贵州Ｙ村和陕西Ｃ村的田野调查》，载于《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总第17辑）》，主编单波，执行主编王松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第186-2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