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24日下午，台湾淡江大学大众传播学系荣誉教授赵雅丽应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邀请，举办题为“‘意义科学’的学术旅程——口述影像、跨符号研究到意义科学的实践之路”的学术讲座。

赵雅丽教授结合自身多年的实践体悟和学术经验，对传播学科定位及其专业性进行反思，分享了其关于“意义科学”的研究成果，与师生展开讨论。

讲座从关于“传播对自我存在意义”的问题开始：传播是什么？传播如何自我定位？在赵雅丽教授看来，互联网情境下的传播活动与意义已发生改变，当今的传播学发展日渐窘迫，遭遇瓶颈与挑战——理论缺乏解释力，难以回应蓬勃、多元、快速变化的新媒体生态。

赵雅丽教授认为，传播学与其他社会学科的区别在于它是一门探索“意义分享”的学科。出于对学科内部知识建构的需求、对学科与外部领域间的专业区隔的考虑，她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径——通过研究“意义的共享问题”来回应传播学科的本质问题。透过深化对意义系统的认识，来理解与凸显传播的专业性和主体性，推进传播次领域理论间的整合与对话，进而增加传播专业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可辨识性和可操作性，并试图解决该领域“学”与“术”断裂与截然二分的困境。

赵雅丽教授将自己的“意义科学”研究历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口述影像研究（Study of Descriptive Video Service）研究：探讨如何为没有视觉经验的视障者进行影像信息的语文描述；第二，跨符号研究（Study of Cross-Symbol System）：探讨如何透过两个意义体系间的比较/对比策略，打造传播次领域相互对话的理论与理解平台；第三，意义科学（Study of the Science of Meaning）：从意义的观点重新思考传播的专业性与核心知识的问题。

口述影像研究是“意义科学”的研究基础，其主要理论问题是“视觉符号”（visual symbols）与“言辞符号”（verbal symbols）两个符号体系间的转化问题及其效果研究。赵雅丽教授在不断尝试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之后，得到了四个重要发现：（1）在意义层次的分析上，视觉符号与言词符号在认知/感知层面的接收/理解方式、接收流量不同，二者在符号层面的语义（指符征与符旨之间的联系方式）和语法（指符号间的编码机制或组合规则）上亦有差异；（2）在“意义产制”的机制上，口述影像的叙事行为具有“双重故事”的文本结构和意义生产机制；（3）在“意义本质”的探讨上，可以用“反映、再现、建构”意义的三个层面进行界定与评估；（4）在“意义完形”的研究上，以格式塔（Gestalt）心理学（又称“完形心理学”，强调所有认识的行为都是经由“图/底”对比机制所产生）的理论内涵，建立“病理学还原”（pathological reduction）的方法论基础。“病理学还原”的重要意涵在于“拥有就是蒙蔽、边缘就是核心”。意义是透过比对所相互界定的，“边缘/核心”互为图底、相互界定，同构一个完整的“图/底”关系与认识整体。掌握意义的边缘，其实也就是发现意义的核心。

第二阶段的“跨符号研究”是对“口述影像研究”的升华。赵雅丽教授指出，传播的专业可以说都具有跨符号的特质，如图文传播、新闻采访、观念营销、知识建构、体验学习等。沟通行为本身，就是进行跨符号转换的过程，若符号断裂，则交流失效。她还融合传播领域中的“组构模式”（constitutive model）与“传递模式”（transmission model），指出跨符号研究架构中“行动/结构”的二元性。为了回应传播自我认同危机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她进一步提出“形式知识”与“内容知识”之辩，指出传播学科自我定位的方向。

最后一个阶段是关于意义科学研究的探讨。赵雅丽教授阐释了“意义科学”的主要工作是试图寻找并搭建一个后设（meta-theory：元理论）分析平台，将所有的次领域都囊括在意义的架构之下，以此来分析、解读、设计各种传播活动；“意义科学”的精神是用科学严谨、系统全面的方式建构一套属于意义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她最终发展出了从“意义科学”与“意义活动”，再到“意义生态系”的传播巨型理论蓝图。在这一意义系统中，静态结构和动态行动是相辅相成的两大要件，意义层次、意义情境、意义形成、意义活动是其中的四大组成部分。

为了使这一问题更加可感，赵雅丽教授对观赏节目的意义活动进行分析演绎，并以孔子学院、台湾寺庙等具体案例来说明文化创意产业应仰赖符号感知、叙事策略、论域赋予等方式来消除文化障碍。在意义经济的时代，传播工作者应该成为意义的设计师，而不只是意义的传递者。

在交流互动环节，现场师生围绕跨文化传播中他者与我们的“图/底关系”、意义科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以及在具体传播实践（如体育传播、经济传播）中的应用、传统媒体的未来出路等问题展开踊跃讨论与拓展。赵雅丽教授悉心予以回应，给予诸多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