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17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王润泽教授应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邀请，在学院233报告厅举办了题为“唯物史观与新闻实践史的创新”的学术讲座。王润泽教授对新闻史研究范式进行了梳理与反思，着重阐述了新闻实践史的概念内涵、意义作用和具体运用，探讨了唯物史观下的新闻史创新研究，并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构建指明道路。

（图1：王润泽教授演讲中。讲座期间多次停电，现场闷热昏暗，但王教授依然精神饱满，坚持为在场师生带来了精彩生动的演讲。）

首先，王润泽教授围绕马克思唯物史观及其在新闻史学界的运用展开阐释。她指出唯物史观在中国史学研究中发生了偏移，它被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决定论或阶级分析论，存在着庸俗化、简单化的倾向。而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针对的是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马克思强调应该从实践层面出发去解释观念的东西——实践是其唯物史观的核心。但在从事学术研究时，我们存在对唯心主义历史哲学的惯性依赖（即意识上的拒绝与实践中的依赖），往往会理论/方法先行，而缺乏问题意识导向。

对比中美的新闻史学术研究，王润泽教授认为二者有相似的研究轨迹。她介绍了美国新闻史中“辉格主义的新闻史观”（指不断争取新闻自由、不断走向民主繁荣的历史）、“新新闻史”（包括新闻技术史、新闻商业史、新闻社会史、新闻媒介史等范畴）、“新闻文化史”、“新闻实践史”等不同的研究视角及其转向。

而中国新闻史的研究路径与美国类似，从前期的编年史、革命史、社会史、思想史等研究范式进入到当前实践史的研究领域中。王润泽教授以“人民性”为例，阐述了观念史与实践史研究的不同解释路径，她倾向于从实践过程的角度来理解“人民性”的建构过程：从中共早期党报实践到《解放日报》改版前，人民是党报的教育对象；在抗日战争时期，人民成为党报的反映对象；抗战胜利后，自土地改革宣传开始，群众逐渐成为党报工作者的学习对象。

由此，她提出了对新闻史研究的反思：第一，关于合法性的问题，我国新闻史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框架表现出了范式的匮乏（主要局限于革命史范式）和问题意识的欠缺。第二，内容来源的单一，大量针对报纸版面所做的内容分析难免局限于表面的现象。第三，各种理论概念对于新闻史研究的干扰，多以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现象，难以凸显学术研究的本土化特色。

（图2：现场师生静心聆听）

其次，王润泽教授指出，当今新闻史研究不断向新闻本体聚焦，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范式：（1）现代化范式——新闻史独立意识的开始，包括器物、组织结构、内容、思想观念等层面。（2）本体史范式——新闻史主体意识的确立，是以新闻作为主语、作为本体的研究。（3）实践史范式——新闻史主体意识的深化。王润泽教授认为，新闻史研究应该从新闻实践出发，以问题意识为核心。实践史为我们打开了新的研究视野，其最伟大的作用在于创新了新闻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这一点在詹姆斯·凯瑞的思想中也得到印证，他打破了新闻作为产品的简单概念，将其视为“人类构建世界的一种主体实践”——这种实践不仅构建了某种群体对世界的认识，也构建了记者和新闻本身。

为了深化我们对实践史的理解，王润泽教授以邸报、《申报》、《点石斋画报》等具体案例生动阐释了该路径下关于“新闻真实”的研究。她认为，新闻真实是一个构建的过程。在中国，实践史中的“新闻真实”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政治新闻（权威来源的真实）、战争新闻（希望的真实）、社会新闻（5W要素的真实）、科技新闻（认知的真实）。在她看来，新闻在实践中的构建，成就了中国新闻真实的独特性。但由于真实本身的复杂性，我们很难达到绝对真实，只能不停地接近真实的界定。“报刊的有机运动”就反映了新闻真实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从实践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对于新闻的核心理念是沟通，讲究社会的有序运动。

最后，王润泽教授点明了新闻实践史的意义所在：（1）分析研究新闻传播的各种细节和过程的生动内容；（2）找寻中国新闻传播历史的独特之处；（3）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基础和重要内容。新闻实践史帮助我们从实践出发，归于理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论从史出”。

（图3：中心研究员周光明教授与王润泽教授进行交流）

在交流互动环节，现场师生围绕新闻实践史与心态史的关系、口述历史、新闻真实观等问题展开讨论与拓展。王润泽教授悉心予以回应，给予诸多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