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24日晚，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红涛应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邀请，在学院二楼报告厅发表了题为“媒介社会学的边界工作与跨学科想象”的学术讲座（中国传播创新论坛系列讲座第53期）。
李红涛教授对媒介社会学的自我合理化进行回顾，探讨英美学术界如何在不同时代中和不同言说场景下界定媒介社会学，如何在社会学和传播学/媒介研究所构成的学科互动场域中勾勒疆域、划定边界，并谋求合法性以及展开学术想象。
李红涛教授从边界问题破题，借助话语分析的方法，理解媒介社会学者如何面对社会学和传播学展开边界工作。他认为半个世纪中，不存在单一的媒介社会学，而是存在三套谱系前后相继、共存交错：
①早期社会学取向的大众传播研究，尤其是媒介效果主导范式；
②从1970年代至1980年代初的新闻生产社会学，被神话为媒介社会学的“黄金时代”；
③互联网等信息传播科技的社会影响，最终在美国社会学内部取得制度化的位置。
图1：李红涛教授演讲中
李红涛教授将媒介社会学的边界工作整理为三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迈向大众传播社会学”。
1959年是传播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对传播学发展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贝雷尔森（Berelson）唱衰传播学：“传播研究正在凋零”，而施拉姆（Schramm）则认为传播研究是“十字路口，很多人经过、少有人停留”。十年之后，麦奎尔面对社会学界的同行展开边界工作，提出大众传播的控制以及人们以何种程度上受制于控制构成了重要的社会议题。这种观点试图将大众传播研究整合到整个主流的社会学视野中。不过，在麦奎尔（McQuail）看来，社会学与大众传播研究之间更像是一条单行道，大众传播在主流社会学内部仍是一个边缘的、可有可无的子领域。
李红涛教授认为吉特林（Gitlin）的《媒介社会学：支配范式》成为媒介社会学边界工作的一个分水岭，学界越来越少地出现笼统地将大众传播社会学当作媒介社会学的论述，它也预示着另一套更关注权力、意识形态是如何经由媒介不断再生产的谱系慢慢浮现出来。
第二个故事，“媒介社会学的黄金时代”。
这个故事具有较为清晰的时空指向，集中于1970年代至1980年代，议题聚焦于新闻组织与新闻生产，主要以英美两国为发轫地。论者试图在议题层面开展边界工作，探讨媒介如何变成意识形态或者霸权机构，具有强烈的批判知识风格和学术立场。它试图反拨主流的功能主义与效果研究的传统，凸显左翼政治和批判性知识立场，将媒介社会学与主流社会学、功能主义和传播研究正统相区别，由此展开了双重的边界工作。
这一谱系中的媒介社会学在九十年代有所衰落，但在过去十几年中迅速复兴。其复兴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新闻生产自身面临着急剧的变化；其二，互联网的发展与新闻生产变化之间相互契合。在新背景下，传统的、经典的问题又被拿出来探讨、重访。今天很多学者将媒介社会学跟新闻生产社会学等同，实际上是延续了第二套知识谱系。
第三个故事，“社会学的流亡者”。
媒介社会学的论述在当代呈现出驳杂的面貌。一方面，面对制度化的传播学或媒介研究，泛化的媒介社会学依靠对“社会学敏感性”的强调来画出它与传播学或媒介研究的边界，具体而言是强调社会学视角或“社会学敏感性”不满足于就媒介谈媒介，而是“将媒介生产、传播/话语和消费与重要的社会学议题相关联”。另一方面，经由互联网的社会影响这一社会和学术议题，借助“传播与信息科技”分会的更名，媒介社会学在美国社会学会内部确立了制度化的位置。这种驳杂也体现在媒介社会学者身份认同问题上，传播学和社会学构造的学科互动场域提供了多种认同可能，而有的学者戏称自己为“社会学的流亡者”，社会学成为智识母舰，却不是学术家园。
图2：李红涛教授演讲中
这种边界工作带来了两种知识后果：第一种是制度后果，媒介社会学经由“传播与信息科技”分会进入美国社会学的制度架构；第二种是知识后果，通过带入社会学的问题意识与视角，或可弱化高度建制化的传播研究的内卷化倾向。
同时，他也指出在媒介社会学内部，要在“媒介”这一共同的问题域之外，找到更多将子领域联系起来的学术通道。三种边界工作策略的前两种是在谋求社会学主流或传播学主流的认可，而第三种策略却为内核更为清晰而连贯的媒介社会学提供了想象的空间与可能性。从上述材料中可以发现，媒介社会学虽然在传播学与社会学的学科互动场域之间，但基本上努力向美国主流社会学界靠拢，谋求社会学界的认可，因而媒介社会学是否能成为传播学与社会学之间的双向转译的桥梁仍值得深入思考。
图3：讲座现场
在交流互动环节，现场师生针对传播学制度化、边界工作、跨学科学习等问题进行拓展与延伸。最后，李红涛教授幽默地说到，在中国特定的学术场景下，媒介社会学仍是一枝“红杏”，但是并未“出墙”。国内的媒介社会学者未必想在社会学内部谋求制度化地位，而更想摆脱原有的新闻学传统思路，将更多的理论资源带入其中，以丰富和拓展媒介社会学的想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