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15日上午，北京语言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郑一卉应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邀请，在学院二楼报告厅发表了题为“舒德森眼中的新闻采访与中国新闻采访研究”的学术讲座。

图1：郑一卉教授正在演讲

讲座伊始，郑一卉教授抛出新闻学领域看似基本的问题：“什么是新闻采访？”，并将学生所给答案总结为：“新闻采访是记者为探寻事实、搜集新闻素材所进行的活动，是一种特殊的调查研究工作。”

为厘清该问题，郑一卉教授追溯了新闻采访的起源及“采访”一词的含义。郑一卉教授指出，国内对于新闻采访的起始时间说法不一，共有四种说法，分别认为新闻采访起始于唐代邸报出现时、宋代公开发行的民间小报出现时、第一份近代报刊即《察世俗统计传》创办之时及第一份近代商业报刊即《申报》创办之时。这四种说法的共性在于其用报刊和记者的开端来“决定”采访的开端，将采访视为搜集素材的附属品。针对国外新闻采访起始时间的问题，有中国学者认为其出现于16世纪威尼斯小报出现时，而美国学者舒德森认为采访作为一种新闻实践被接受只能追溯到19世纪中期。由此可见，舒德森眼中的“interview”一词与国内传统定义的采访不同，应以汉语中“访问”一词加以理解更为贴近。起初，“interview”一词被翻译为“访问”。徐宝璜指出：“因事访问（由来已久），因人访问（近世之事），前者重事，后者重人。”而邵飘萍在《实际应用新闻学》中写道：“盖大抵一切材料皆来自于访问，访问‘不仅为采集材料之手段’，还可‘直作为独立记事之目的’；访问流行于英美社会，是因为有‘平等之精神’”。“interview”则出现于文艺复兴后，最初指国家领导人之间正式的外交会谈，逐渐衍伸至对重要人物的访问。

郑一卉教授指出美国传统的新闻学研究仅将新闻访问视为采集新闻原材料以满足新闻生产需要的手段或“技术”。中国的“采访”研究亦然。而舒德森抛弃了“功能主义”视角，将访问视为一种具有现代性、由追求自主性的记者创造出来的社会活动和文化产品。

舒德森为何会如此思考？郑一卉教授认为首先应当与19世纪80年代美国怀疑科学正当性的学术思潮相关。舒德森从新闻业外部观察新闻生产，而《做新闻》的作者盖伊·塔奇曼从新闻业内部入手调查新闻生产。这两位美国学者都认为客观性理念仅是新闻界的自我标榜，而新闻实际上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但舒德森并未对新闻猛烈批判，而将此视为新闻的本来面目，并呼吁应对人类保持信心。其次，舒德森可能受到其导师大卫•理斯曼于The Sociology of the Interview一文中从社会学视角出发对新闻采访平等、正式及现代生活瞬息万变的观点启发。郑一卉教授以访问与时空分离（事与人）、访问与新闻生产（事实与意见）及访问与人的主体性（记者与访问对象）三个角度出发来理解舒德森所言的“现代性”与“自主性”，并通过“采访”的实际应用来举例解释：

江西巡抚林则徐。采访贞节妇女一千余口。请建总旌表。

记者采访劳动模范。

从以上两例可发现，“采访”一词的含义在演变。在古代汉语中，“采访”为偏义词，重“采”而轻“访”，意为搜集、寻访。在现代使用中，“采访”以“访问”为核心。该词义的演变与“现代性”的进入相关。采访对象从搜集对象变成谈话对象，逐渐被当作“人”而非“物品”，其主体性更加凸显。对记者而言，能够与重要人物面对面并自主提出问题，凸显出记者的主体性。双方的主体性都得到强调。而现代性也与主体性相关。

经由对“采访”一词的厘清，郑一卉教授又回到前文新闻采访起始的问题，并指出中国新闻业最初并不具有合法性，邵飘萍等记者对政要人物的采访既可看作是一种攀龙附凤的行为，也是一种为新闻业争取合法性的方法。中国的新闻访问是知识分子被边缘化后出于谋生需要的结果，与美国有着不同的历史动因。舒德森并不谈美国新闻业的合法性问题。舒德森认为，在美国，采访作为一种社会实践与写作形式于19世纪中期已在新闻事业中制度化。采访不仅具有形式上的现代性，还具有美国性，是在美国特殊文化下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其最初被记者作为打探猎物的猎奇行动。

最后，从舒德森对新闻访问的解读中，郑一卉教授引出中国新闻采访研究中值得探讨的问题：访问与中国政治的相互影响；访问与公关的博弈；访问的发展（从访问名人和权威到采访劳模老农再到“街头采访”意味着什么？）；访问的出现与新闻内容的转变；互联网环境下访问弱化对新闻业的影响。

图2：郑一卉教授译著书籍：《好公民——美国公共生活史》

郑一卉教授指出，其大学时接触到舒德森的著作，发现舒德森的研究思路跳出了新闻学科内部的狭窄视野，在历史、变化和跨学科的背景下对新闻业加以考察，感到很受启发。经由此，郑一卉教授沿着舒德森的思想路径不断探索与追问，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理路。同时，郑一卉教授还译著了舒德森《好公民——美国公共生活史》与《知情权的兴起:美国政治与透明文化(1945-1975)》两本书，译笔流畅，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