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12日上午，淡江大学大众传播学系荣誉教授赵雅丽应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的邀请，在中心331会议室做了题为“华人传播研究的想象与可能方向——一个意义科学的观点”的学术讲座。

本次讲座中，赵雅丽教授对许多基本概念、观点重新发问，讨论了“为什么要进行华人传播研究”“华人传播研究像什么”“如何进行华人传播研究”以及“以‘意义科学’的思考架构深化华人传播研究方法论的辩证”等问题，试图以“意义”的观点重新思考传播的专业性和核心知识，为华人传播研究发展探寻可能方向。

赵雅丽老师以知名传播学者Jeff Pooley《传播学者的爱与哀愁》（新传研读社）一文引入论题：传播研究确实是一项令人烦恼的事，传播学者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边缘地带”，他们研究的一切都处于“运动、循环和凌乱”之中，并且始终面对着“研究者主观性”“不稳定的意义”“结构”等棘手问题，他们为此“焦虑和烦恼”。赵雅丽老师认为，正因如此，传播学者才更应该不断回到“理解的原点”，思考传播学研究的核心。

图1 赵雅丽老师讲座中

接着，赵雅丽老师切入了本次论题。首先，她对“为什么要进行华人传播研究”进行了讨论。她认为，华人传播研究的目的可分为三种：其一是实用目的，这与华人社会影响力与日俱增，从而激起理解掌握“华人文化”“华人市场”的现实需要有关；其二是理论目的，这意味着对知识观本质的一种反思，即在西方社会历史脉络和文化情境中建构的理论，可以用来研究华人社会吗？其三是情感目的，这源自学术社群的在地意识，研究者们试图摆脱华人学术社群和西方学术社群之间“边陲”对“中心”的依赖关系。

在目的讨论的基础上，赵雅丽老师进一步追问：华人传播研究工作的理论位阶究竟是什么？是从事“理论验证”，“借用”西方的理论，做在地实证研究发现，还是进行“理论建构”，并在一开始就从知识观、从意义本质上去厘清“什么是华人的？什么是西方的？”——与此相关，我们所想象的华人传播研究，究竟是指向“研究对象”，即华人社会的传播行为？还是“理论工具”，即一种更“适切”的华人文化独有的知识观？——这里当然没有确定无疑的答案，甚至引发了更为前提性的问题：在全球化和文化交流的语境下，所谓原生的华人社会、华人文化，或原生的华人传播研究可能吗？“华人”如何定义，通过国家、地区、人种，还是语言？我们的思考方式够“华人”吗？我们可能全然排除西方学术传统的影响吗？

“华人传播研究是什么”众说纷纭，一时难以定论，但我们可以想象“华人传播研究像什么”，赵雅丽老师以李安和毒蛇研究来类比华人传播研究。她认为，虽然电影和现代医学一定程度上都是西方社会的产物，但李安的电影和台湾的毒蛇、肝炎研究却取得了国际性影响力；他们既在国际规则与交流之中，又体现着文化和地理上的独特性。赵雅丽老师解释到，华人传播研究的提出，也来自于这种“使别人识别我们独特性”的意识，也即华人学术圈自我认同。她认为，华人传播研究面临着两个自我认同的面向，一个是“知识区块”上面临的传播领域的学门自我认同问题，即“什么是传播”？另一个是“文化板块”上面临的全球华人学术圈的自我认同问题。

赵雅丽老师解释，华人传播研究的目的在于让全球学术圈对华人学术社群有所认同，进而营造华人学术圈的自我认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华人传播学者一定要做某种路径的研究，这种认同只是一种发展策略，会引导学者找到更多具有特殊性和创新性的研究题材。另外，赵雅丽老师对华人传播研究“自我”进行了辨析，华人做研究或研究华人世界的传播问题，就是华人传播研究的“真实我”，华人学术社群的自我想象是“主观我”，其他地区、领域学者眼中的是“客观我”，而在社会实践中的“自我”是“社会我”，我们需要从这四个“自我”中去寻求华人传播研究的“人格”定位。

图2 讲座现场

在讲座的最后一部分，赵雅丽老师讲解了如何以“意义科学”的思考架构，深化华人传播研究方法论的辩证。她指出，传播是一门研究意义共享的学门，“意义”可以作为描述传播活动最大的共同概念，我们通过发展“意义系统”这个概念，可以为传播领域内部跨领域（比如广告、新闻、公关、传播等）对话提供平台。

赵雅丽老师指出，如何透过“行动与结构”交互检验的研究策略更为精确地勾勒出传播学门以“理论使用者观点”出发的传播知识地图，并以此作为华人传播研究发展的参考，是意义科学努力的方向；而研究的终极目标，则是将传播学建构成“意义科学”的学门，同时将相关研究成果应用于“媒体创新、文化创意产业、跨文化传播以及新媒体研究”等领域之实务工作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