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武汉大学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与《新闻与写作》杂志合作，围绕“逆全球化语境下的跨文化传播”这一主题发表了5篇学术作品。《面向跨文化关系：报道他者的可能性》为其中一篇，作者为单波。

面向跨文化关系：报道他者的可能性

在西方新闻学中，“采访报道”（cover）一词既指“涵盖”客观事实，也指“遮蔽”客观事实，呈现“报道即遮蔽”的悖论。一名记者自信能以职业精神报道客观事实，而且全然相信自己所说的是真实且客观的，但他其实常常像李普曼说的那样，用刻板印象去理解客观事实，排斥与刻板印象相冲突的部分，抛弃不理解的东西，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先观察再定义，而是定义之后再观察，他由此又意识到自己主观上想要“覆盖”客观事实，而客观上却“遮蔽”了客观事实。在多元开放社会，一个职业记者的刻板印象时时受到挑战，因而他更能体悟这种悖论，并以此建构自省的职业精神。但在报道他者时，“报道即遮蔽”成为被悬置的问题，记者的自省精神转眼被消解，以至报道他者似乎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个被记者悬置的“他者”与“我们”相对，在“我们”的身份认同过程中受到排斥或否定。在宗教统治时代，“他者”被视为“异端”；在人类文明进程中，“他者”被定义为未开化者、野蛮人、文明社会的敌人；在一个流动的社会，“他者”被想象为陌生人、边缘人、外来者、少数族群。人类各种语言对“我们”的定义各不相同，但竟然如此神同步地用“陌生的、不同的、不确定的、可怀疑的”指称“他者”，把“他者”界定为一切恐惧的源泉和原型。由他者衍生出来的“他者化”（oth-ering），则指人们通过将负面特点加诸他者（其他群体或其他个体）而获得的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者被视为卑微、劣等的对方，自我的满足感与优越感由此得到进一步确立。而关于他者化的话语体系建构从未间断，存在于历史文本、政治文本、人类学文本、文学艺术文本、文化符号文本乃至新闻文本之中，构成人类话语的某种偏好。由于他者化的偏好深深植根于自我身份认同的内在需要，而自我身份认同所携带的“我们”与“他们”二元对立的思维反过来“滋养”他者化的偏好，因而记者的认知常常被这种偏好所遮蔽。

在新闻报道领域，二元对立成为一种普遍的思维惯性：通过刊登适合“我们”的新闻，将“我们”的利益变成常规，并看似自然地将“他们”边缘化或排除，维持现状并使用霸权的话语，并在新闻生产的过程中帮助强化社会或文化的现行权力关系。但一个职业化的记者很难反思这种思维局限，他更相信自己能够面对客观事实并获得客观事实，甚至想象自己可以抵御主观性，获得豁免于检验自身价值偏向或意识形态偏见的特权。实际上，他的新闻生产依赖所在社会群体，他对客观事实的感知并不能超越其社会文化规则的引导，只不过是被虚构化了的影像，而这些影像又必然带有“我们的”群体的某些认知特点。这些从特定规则中生产出来的特征就是李普曼所说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s），它建构了“我们”看“他们”的方式。早在1980年代，萨义德（Edward Said)就发现，在这种“我们”与“他们”的二元对立框架中，即便是对伊斯兰世界最“客观”的报道，其中也潜藏着隐而不显的假设和对事实的扭曲，西方媒体通过浅薄化、单一化、标签化、污名化、妖魔化的方式，把伊斯兰世界再现为恐惧、非理性的他者。这种对他者的遮蔽也呈现了被遮蔽的多元观察视角。

当一个新闻的旁观者如此思考时，他便不由自主地表现了福柯式的权力抵抗，但这极易沉浸于权力的运作，固化权力关系的二元对立。与众不同的是，处于东西文化交融过程中的萨义德强调超越二元对立的障碍，而非构成二元对立的障碍，认为二元对立是建构的，不是本质化的；基于平等、同理心、非强制的方式，跨越自身的情境与产生文本的情境所可能造成的障碍，文化间的相互认知是可能的。由此转向一个跨文化问题：一个文化的成员是否能够真正获得关于其他文化的知识？如果面对这一问题，职业记者的新闻采访报道将提升到跨文化交流层面，寻找报道他者的可能性。遗憾的是，职业记者并不真正关心这个问题。职业记者的角色一般是由地方性新闻实践界定的，按照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忠于消息来源的人，一个同惯常的智慧相符的人，一个服从新闻机构政治文化的人，一个忠实于一定范围内的政治和文学表达的人”。因此，一个职业记者难以跨越这些新闻生产的情境所造成的障碍去认知其他文化。对于服从于新闻专业主义规范的英美记者来说，最为典型的回答是，我们都有我们的感情、背景和偏见，这些塑造了我们对于其他文化的看法，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偏见，我们必须努力做到公正，给双方同样的机会出现在报道中，保持客观、公正的职业精神。也就是说，具有职业精神的记者只是试图让自身的感情、背景和偏见“自然化”，让客观、公正成为记者自我赋权的道德资源，获得新闻生产的排他性专业权力。而实际上，那些“自然化”的情感偏向、文化偏向和认知偏向常常跑出来干扰甚至“操纵”采访报道，重规范性道德、轻伦理对话使得记者与采访对象的互动注定是脆弱的，而当记者面对异文化的采访对象时，文化间的差异会使采访报道活动更加复杂。一般情况下，记者总是试图简化跨文化的复杂性，通过“差异”生产有意义的新闻，为了使这种意义可以分享，他习惯性地以自身文化群体的共同经验、兴趣以及共识为框架，由于这一框架限制了他的文化视野，他无力也无意展示多元文化互相回应的复杂关系，只能在单一视野内简化并放大差异，“客观”呈现可分享的意义，即“他们”是一种另类的社会类型，与“我们”所主导的多数群体不同。由此，这种单一文化框架的新闻意义分享不断加深文化偏见，异化为一种支配性权力，新闻成了主流文化群体的社会现实建构，其他文化知识只是作为一种异于主流文化的“差异”而呈现，不可能得到完整的认知。更令人沮丧的是，由刻板印象、框架、差异化等概念构成的反思并不奏效，只不过建构了二元对立的障碍，固化了权力关系的二元对立，并没有找到报道他者的出路。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之所以能体验报道他者的种种问题，常常是因为我们在一个主流社会结构中具备“他者”的经验，能站在“他者”角度思考，让“他者”成为完整自我意识建构的必备要素，这便是潜藏在自我意识中的跨文化意识。正如德国犹太裔专栏作家李普曼因为有在不同文化和社群的边缘生活的经历，使他保持对不同文化范式及不同社群规则的敏感，从而看见被主流社会所忽略的刻板印象和拟态事实；牙买加裔学者霍尔(StuartHall)作为曾经遭受殖民者歧视、又与认同殖民者的家庭格格不入的“他者”，始终保持对“种族表征”的差异化的高度敏感，从而形成多元开放的文化意识。此时，对于新闻报道的他者化的反思唤醒了我们的跨文化意识，让我们体验到他者化再现了我们并不完整的自我意识，以及单向度的新闻专业主义意识：它试图建构新闻生产的排他性专业权力，赋予记者主体性而远离主体间交往关系，强化新闻的现代性认同力量而忽略文化间的协商关系，推行普遍的新闻道德而消解文化间的伦理对话。这样一来，从修正记者的不完整的自我意识入手，由二元对立的权力关系转向互惠性理解的跨文化关系，就有可能使报道他者由“遮蔽”转向“去蔽”，开辟报道他者的新路径。

主体性是报道事实的首要条件，它可以“照亮”事实，但作为“一束光”又是不完整的，必须在主体间交往中完善自己。一个记者只有处于普遍的主体间交往中，才能使自己跨越新闻生产的情境所造成的障碍，在交往关系中去认知其他文化。而如果他脱离这样的交往关系，他将只是一个用特定价值或意识形态“照亮”事实的目击者，就有可能牺牲客观而走向偏见。幸运的是，由于“跨越边界的新闻业”的发展，特别是网络新闻的兴起，他可以在新闻生产中展开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的多重联结与互动，在新闻报道中面对嵌入在多元文化中的价值观，并将这些价值观重新展现给自己所处的文化，帮助公众了解不同地方文化间的深层次关系。与此同时，驻外记者与本地记者之间的合作使他们可以接触到不同的新闻文化和新闻报道方式，通过合作来弥合文化距离，避免新闻报道话语产生偏见，形成主体间互惠性关系，即一种平等的伙伴关系，双方互相质疑，提供不同的观点；驻外记者可以克服时间限制、信息获取障碍和地方性知识的缺失，报道一个深入而准确的故事，当地的调查记者则可以使自己的故事得到发表并接触到国际受众。在这种跨文化关系视角下，一个记者会更看重主体间信任关系而非权力关系，以多元文化主义视角呈现文化间的协商关系，使新闻采访报道变成倾听、体验和参与的活动；他意识到自身的局限以及可能的偏见会妨碍新闻的“真”，于是他以“诚”待人，集合众人的观察面向“真”；在新闻采访报道中开放自我，采取他者的视角考虑问题，与作为事实的观察者、理解者与诠释者的他人共同思考，参与到卷入新闻事件的他者生活之中，呈现问与答、倾听与回应的对话式文本结构，共同建构可交流的新闻空间。在这种跨文化关系建构过程中，由于记者主体性的局限与偏见可以被他者所看见，并在合作与互动中得到某种修正，从而出现消解遮蔽他者的可能。

尽管从西方中心主义到民族中心主义的现代性认同所产生的排他性力量深深嵌入社会结构之中，严重制约着跨文化关系建构，但互联网带来的连接与互动激发了多元文化群体的交流意愿，催生了涵盖“合作”“对话”“多元声音”“透明”等理念的参与性新闻文化，从而为媒体提供了建构文化间协商关系平台的可能性。在这种背景下，公众不再满足于被媒体组织、引导，并被“编排”到对话新闻、公共新闻所展示的多元声音、多元对话景观之中，而是成为新闻生产的直接参与者。他不再仅仅是消息来源的提供者或事件的目击者，而是作为生产者参与到新闻生产过程中来，在互联网平台上传原创内容，形成个性化的“用户生成内容”；他突破新闻文化的限定，以公民记者身份与新媒体签约，在采访报道活动中与新闻文化产生某种协商关系；他甚至立足边缘文化群体，创办少数族裔媒体，在一个复杂社会中建立并维系跨文化对话，建构多元文化交流渠道，使公共领域转向多民族公共领域。这样一个全新的新闻生态把文化间的协商关系展现在新闻从业者面前，文化间彼此质疑，诚实地面对真相的复杂、自身的局限和无知，让彼此的“偏见”得以呈现，并在共同维系的公共生活中得到理性讨论和修正。在这种情况下，新闻成为文化协商的场域，一方面，每一种文化群体都通过新闻生产而发生连接与互动，在对话中实践平等的公共生活，消解排他性的现代性认同；另一方面，建构他者的文本策略受到广泛质疑，传统新闻文本的封闭结构被文本间的参照性与嵌入性替代，文本间彼此牵连、吸收与转化，形成意义开放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文本，在文本之网中消解对他者的遮蔽。

基于文化间协商关系的新闻实践基础是文化间的伦理对话，但在新闻文化领域，这种基础是匮乏的。新闻道德先天地缺失跨文化伦理，因而不能动态地反映不同区域、不同文化群体与这些西方价值观之间的协商关系，即不同文化、不同宗教背景下的人们对于自由、独立、客观、社会正义等价值的理解、认同与质疑，也没有关注新闻道德的核心价值与不同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的差异与冲突，从而难以在伦理融合的基础上创新并实践新闻道德。这一缺失缘于新闻道德倚重普遍的伦理规范，习惯于以行为目的的正当性来论证行为的正当性，而对人的道德情感与道德实践缺少关切，比如强调为了保护文化多样性应该尊重文化差异，但并不关切如何培养尊重别人的情感以及如何尊重别人，导致新闻媒体以差异性为借口，“合理”地呈现差异化的他者。实际上，我们还应该具体讨论文化间的差异是什么，如何理解彼此之间的差异性，如何形成对话的基础，从而触及人的道德情感，共同面对道德选择情境。因此，跨文化传播伦理不受任何普遍性的“善”的引导，只提供共同探讨新闻道德实践的伦理对话原则，即对不同文化的人采取自己希望得到的尊敬态度，尽可能准确地描述你所感知的世界，鼓励其他文化的人用他们独特的方式表达自己，努力寻找同其他文化的人的共同点。在这个语境下，解构“报道即遮蔽”的悖论就存在于文化间的伦理对话过程之中。他者对他者化报道的回应具有道德意义，不仅维护了自尊，而且维护了主体间交往的道德条件；同时，我们通过与他人的伦理对话，反思文化多元主义新闻话语下的冷漠与隔绝，讨论具体情境下的道德选择，避免以新闻道德的名义伤害他人，寻求新闻道德与社会道德、生命伦理的平衡点。

全球化对于新闻报道的他者化的反思亦带来了挑战。全球化曾经促进了人类的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也带来了传播业的普遍发展。然而，如今的全球化已被看作是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的单向流动与单一控制，其后果是导致文化多样性消失，表现为西方传播业的全球垄断。与此同时，全球化创造的财富越多,反对者的行动就越咄咄逼人。1970年代流行的多元文化主义实际已转化为“多元单一文化主义”（plural-monocultur⁃alism），即通过特殊文化认同的诉求而引向隔离区化和文化原教旨主义，助推逆全球化思潮。新闻报道原有的“二元对立”的“平庸之恶”，转化为诉诸语言暴力的“恶”。要想摆脱这一困境，全球新闻共同体必须直面逆全球化语境下的“恶”，经由人的跨文化意识，找回属于人的“共情”。

面向跨文化关系寻找报道他者的可能性植根于摆脱人的交往困境的需要，以及人们对二元对立新闻话语的反思。从根本上说来，人的交往困境是由人的矛盾性决定的，天生活在关系中的人一边祈望平等的交往关系，一边又把他人当工具，其神经网络既支持社会性思考又支持非社会思考，既产生共情又可以随时关闭共情。互联网使人的交往关系激增，但互联网并非“博爱的技术”，也远不是交流的乌托邦，它增加了群体间、文化间互动，也可能强化群体间偏见；它使人们更容易遇见他者，也可能引诱人们在超级交往中寻找信息共振，积累朋友和粉丝，而忽视他者的存在，活在同质化的世界里。服务于人的交往需要的新闻业也没有脱离人的矛盾性，无论是受市场驱动还是受技术驱动，都免不了成为一种社会建构，通过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划分“我们”和“他者”，构成人类交往的障碍。尽管交往如此没有保障，但人类别无选择，因为失去他者，我的生活是不完整的，不能与他者共存，我的存在是无意义的。因此，不能脱离交往本性的人只能通过交往来改善交往，想恢复存在感的人不得不面对交往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面向跨文化关系寻找报道他者的可能性存在于开放自我、改善交流的过程，只要人们不忘记新闻业服务于人类交往需要的使命。

本文原载于《新闻与写作》2020年第3期，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详情请参考原文。
作者单波系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州大学特聘教授。
本文系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攻关项目“一带一路倡议与跨文化传播”部分成果。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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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波.面向跨文化关系：报道他者的可能性[J].新闻与写作,2020(03):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