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6月，中国传媒大学“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实践问题与本土化理论创新研究”课题组联合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组织专家就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分别针对不同问题进行了讨论，相关内容分别刊发在期刊《对外传播》2020年第3-5期，具体内容如下：
信息失序与沟通可能：疫情中的中国与世界自媒体景观
讨论人：
单波：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吴飞：浙江大学公共外交与战略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张毓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纪莉：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刘俊：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
姬德强：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副院长
从全球信息传播的总体景观来看，新冠肺炎疫情是自媒体诞生以来第一次全方位、无死角地渗透到内容生产与传播中来，并使自媒体形成了与传统机构性媒体较为全面的竞争关系。因为涉及每一个个体的生命安全与日常生活，疫情因而成为几乎任何个体必须直面的问题，其关注度也远远超越了21世纪以来发生的任何重大公共事件。互联网平台广泛接纳了传统媒体、机构内容生产者发布的信息，同时在更广泛意义上成为作为信息单体的个人发声的路径。在疫情中，自媒体景观化凸显。
那么，在此期间，全球自媒体的内容生产与传播呈现出了哪些重要特点？信息的失序是自媒体生产的一种必然结果吗？这其中，传言的逻辑又是什么？这种逻辑，给中国国际传播的实践带来了何种参照与启示？就此类问题，中国传媒大学“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实践问题与本土化理论创新研究”课题组联合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组织专家进行了讨论。
自媒体景观的观察逻辑
张毓强：从理想主义技术逻辑出发，我们把危机中的自媒体信息都归属到全球信息传播景观中来进行观察。各种因应个体感受而生产出来的信息，经过一定的信息筛选机制，迅速进入全球性信息互联网络。信息爆炸式生产，病毒式传播，其中夹杂了国家、民族、政府、政客、媒体机构、商业利益等各式各样的信息来源；个体传言、谣言、情绪性传播内容泛滥，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相当复杂的信息景观，影响着全球民众对于疫情实际的感受与判断。当然，我们似乎无法用专业理性的标准来要求这些信息，那么应该以何种逻辑对这些失序的信息传播行为进行判断？是信息分享、信息对冲、个体理性，还是群体心理？
纪莉：从2003年的非典到今天，全球传播图景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信息比病毒传播得快”的自媒体时代。世界卫生组织（WHO）将这个现象命名为信息疫情（infodemic）。自媒体成为各种误导性信息甚至错误信息的温床和集散地。
每次重大疫情发生，首发族群就不可避免地面对污名化的威胁，如艾滋病的全球传播造成人们对非洲人的歧视。此次疫情暴发伊始，就已经有不少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呼吁警惕因疫情带来的针对华人和其他亚裔的种族歧视与骚扰。一些研究也显示，由于新冠肺炎首先在武汉出现，在海外社交媒体上，推特在#武汉肺炎#标签下的内容多为恐慌性谣言和视频，含有大量负面虚假信息，而在#新型冠状病毒#标签下多为客观中立的报道。正如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所说，在疫情面前，“种族主义妄想”的作用显著。
自媒体的另一传播景观是“阴谋论”的传播。事实上，虽然西方主流媒体的确在对中国的疫情报道方面采用了一些具有意识形态差异的报道框架，但是在散布“阴谋论”方面并没有太多出格的表现。疫情发生早期，脸书、推特等社会化媒体平台就宣布与事实核查公司一起展开与谣言或者流言在自媒体上传播的斗争。然而，效果并不明显。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阴谋论的做法是只质疑而不寻找证据。”
姬德强：疫情确实为我们观察全球公共危机事件中的自媒体景观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信息的高度不确定性、科学发现的滞后性、文化间的偏见与冲突以及隔离政策下的情绪压力共同驱使着基于自媒体的爆发式传播。矛盾的是，与表达空间多样化相伴随的恰恰是态度和立场的封闭性。在不断自我和群体强化的自媒体空间里，声音极化也就成为疫情期间的网络舆论常态。如何监测、干预乃至治理新的自媒体舆论乱象，在保证温度的时候控制烈度，成为各方的重要关切。当然，没有一种信息秩序是自然平衡的，总需要一些政策干预和协同治理。比如，在埃博拉疫情中，国际援助组织只有更好地与地方政府、健康机构和社区进行有效沟通，才能保证援助不会激发跨文化冲突，从而导致不可预估的矛盾乃至抵制，影响援助进程；要充分运用当地最有效的传播媒介，认识到数字鸿沟的真实存在；避免疫情成为分离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助推剂，加剧全球文化裂痕。换句话说，有关共同性疫情的传播既要处理技术性的信息发布问题，也要关注传播过程的经济背景、文化传统、政治制度乃至意识形态光谱，不可偏废。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在控制好国内疫情的同时参与国际疫情援助，就需要处理好科学性与文化性、标准化与多样化的辩证关系，否则可能会引发有关跨国援助的负面乃至抵抗性解读。
刘俊：疫情中，全球自媒体空间出现了类似的情绪化传播、谣言化传播、碎微化传播、多极化传播、病毒化传播等现象。对于这些新媒体空间里的传播现象和状况，不仅中国民众近年来已经十分熟悉，海外哪怕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也大致相同，这么多共性背后体现的是互联网基因。自媒体舆论场中的信息量远远大于官方和主流媒体舆论场，其传播的渗透能力也往往更强，不会因某些主体的主观意志而消亡。
例如，置身于全球网络舆情的后真相时代，受众面对网络舆情第一时间在发泄情绪，而不是寻求真相，甚至在舆情快速更迭之下，大家本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追问真相，这已经成为网络舆情的基本规律。再如，在这样一个理论上人人都能得到技术赋权和社会赋权的网络时代，极端多元的声音是天然的，其中也必然会掺杂着谣言和不良的导向。甚至从某种角度说，谣言不仅表达着网络民间舆论场的情绪，也表达着态度，以及对真相和事实的期盼。甚至有时谣言的传播也是网络舆论场期待兼听则明的一种“别样的理性”，特别是在可信信息源缺失或缺乏的情况下。而在各国疫情防控的早期，都容易出现可信信源的失位。我们反对谣言和不良导向，我们警惕极化情绪的发泄，但这些现象客观存在，不会消失。
中国景观及其国际认知
张毓强：此次疫情的第一受害国是中国。因而，中国自媒体的信息传播对疫情的介入力度也是空前的。在疫情发生的不同阶段，中国的自媒体平台呈现出若干的阶段性反映，也有一些翻转的案例。在这一过程中，不少互联网平台也推出了常规性辟谣的功能。中国自媒体上对于来自国际上的信息的反应比较多，例如，对于批评中国的声音和信息更加敏感，“怼”似乎成为一个共识。
吴飞：在这次疫情过程中，自媒体的表现应该说与平时相比没有根本性的不同，只要控制的力度没有到完全消声的情况下，自媒体就像小草一样顽强地生长。这些自发的信息与意见市场，是整体信息场中最有活力的一部分，传播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信息，成就了一批新的舆论领袖，也确实对官方形成了一些有力量的问责。当然，这种自发性的信息市场，主要的推动力有两方面：一是商业流量驱动，二是社会责任驱动。在所有关键节点上，自媒体均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应该说，一些自媒体做得相当好，很多专业性的自媒体（如丁香医生、果壳、杜课、DT财经）提供了不少有深度有温度的内容，往往被朋友圈热传。当然，诚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在2011年所指出的，我们头脑中的世界并非现实的精确复制品，“我们面前的信息的普遍性和情感强度，会左右我们对事件发生频率的判断”。一些自媒体纯粹出于商业动机，制造了很多信息垃圾。传播学研究者方可成批评了几家自媒体如“青年大院”“野火青年”“地球上所有夜晚”“姨母来了”等存在着发布虚假消息、收割读者情绪、标题党、信息回音室效应、观点极化等问题。大众信息市场，一直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那些能够刺激读者情绪的文章和符合人们既有偏见的文章比较容易获得流量的支持。在后真相时代，符合口味比寻求真相更受欢迎。在这次疫情中，各种阴谋论的流行正是这一现象的反应。最近，自媒体上有传言称莫斯科警方暴力执法，虐待隔离人员，无故带走中国公民。后据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核实，该传言并不属实。被警方带走的人员均涉嫌违反了俄防疫规定，且隔离地点并非只有中国公民，还有俄公民和其他国家公民。处于医学观察的人员中，中方人员只占约三分之一。经查证，造谣者与日前散布中国公民因感染冠状病毒被俄方抛尸荒野谣言者系同一人。
单波：在我看来，自媒体的主要特性是自我言说与分享，它使个体、机构、社群、企业、政府等成为言说与分享的自我。从自媒体发展规模上看，中国似乎成了自我言说与分享的乐园。据统计，各类自媒体号总注册数约在3155万左右，其中微信公众号以超2000万的注册数，占据整个市场超6成的份额。自媒体也成就了表达爱心、进行捐助的自我。据中国商务广告协会自媒体委员会不完全统计，截至2020年2月8日，约有上百家自媒体（机构和个人）捐款捐物超过1亿零880万元人民币。
这个“自我”是多元的，常常表现为情绪化的自我、个人化的自我、权威性的自我、专业性的自我，如果把自媒体比作柏拉图的“灵魂战车”，那这里就是理性与非理性的情感、欲望博弈的舆论场。我没有对自媒体做统计学分析的兴趣，我习惯于面对可以与之对话的自媒体的自我。我首先排除了情绪化的公号，警惕“营销号”，其主要功能是卖广告，到处“蹭热点”，而不管自己说的是什么，只要能够吸引目光不惜“吃人血馒头”。对于个人化公号，我只是选择朋友和熟人的公号看看，作为日常交流的渠道。在获取疫情信息方面，每天要浏览的一般是央视新闻、新华网、财新、《南方周末》、《新京报传媒研究》等权威媒体公号，信息及时可靠，分析有深度。我最青睐的是像“知识分子”“丁香医生”“腾讯医生”等专业性公号，获得关于疫情的知识分享与权威分析。而对于政务类公号，我比较关注“长安街知事”的权威信息发布。我的体会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直面自媒体的自我，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分享与沟通空间的过程中，成为一个有意味的传播节点。这个在与自我斗争中不断丰富自我的过程，就是一种自媒体传播的中国景观。
姬德强：在此次疫情期间，中国的自媒体一方面成为多元观点的集散平台，另一方面也确实成为国内外舆论环境的重要连接点。在疫情初发阶段，由于专业信息的缺失（往往需要一段时间来探明病毒的性质、来源和传播方式），社交媒体依托人际网络散播的大多是虚假信息和恐惧情绪；在后续阶段中，社交媒体逐渐被以科学话语为代表的权威信源所主导，成为解疑释惑的信息发布者、抗疫活动的线上组织者和心理安抚的社会纽带。当然，随着抗疫的进展，并不是说社交媒体整体上被科学为代表的权威话语整合，在权威信源夯实自身地位的同时，真相问题暂时隐退，立场和情感问题再度凸显，通过选择性阐释真相来表达态度和参与争论。这些自媒体景观都有着国内国际的互动维度。比如，疫情初始阶段的地方保护，加剧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信息管控的偏见；由于过度关注技术方案和科学权威，中国防疫的国际传播没能有效应对随着疫情蔓延而沉渣泛起的种族主义，后者成为某些国际商业化媒体炒作中国威胁论的新噱头。虽然基于理性的说服力有限，但依然凭借认知惯性和国际舆论压力格局而展现出强大的传播力和情感唤起作用。当然，值得注意的事情的另一面是，由于社交媒体的平台化角色凸显，来自中国的个体化声音在此次疫情暴发期间得到大量展现。至少与“非典”时期不同，更多中国人的声音被国际社会所听见，在增加了信源多样性、促进了国内外基于社交媒体的疫情互动的同时，也给国际社会观察中国举国抗疫一个新的面向。
刘俊：我更关注海外信息在中国国内的传播，特别是其中体现的国内媒体生态此消彼长的问题。虽然在受众的信任度上，特别是疫情信息和数据等硬新闻上，主流媒体有较大优势（这种公信力优势其实也源于受众的一种刻板印象，这警示着主流媒体切莫自毁），但是在本次疫情的民间网络舆论场里，还是明显呈现出了“市场化媒体设置网络议题+自媒体鼓动传播风潮”的基本格局，主流媒体在内容传播密度、影响广度上依然存在较大困境。
与之前的突发公共事件相似，在民间网络舆论场中被热传、热议的舆情话题（包括正向舆情），极少是由主流媒体设置的、引导的。主流媒体更多地在追踪、被动跟进网络话题、网络舆情、自媒体议程的现象不仅没有得到矫正，反而在本次疫情中愈演愈烈。
有效沟通的可能
张毓强：自媒体内容生产的爆炸式增长在全球范围内增强了人们可获取信息的多元性，同时也增加了保持理性群体在不同信息间筛选验证的可能性。但是，基于对同一问题认知的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价值取向、不同生存经验，以及民族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加持，而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失序意味。传言甚至是谣言的滋生，在必然意义上误导了人们的生活，形成信息失序的景观。同时，自媒体内容生产很大程度上是跨越传统民族国家的空间边界，个体化感受有可能被放大，或者诱导出一种群体性反应，加剧了传言逻辑的复杂性。因此，在媒体的内容生产景观中，没有有效的理性介入和普世性的价值通融，任由信息无序化竞争，恐怕很难有好的沟通效果。
刘俊：疫情、灾害是彰显人类共通的人性光芒的特殊时刻，也几乎是唯一的时刻。在这些灾难面前，政治的争斗、经济的私心、外交的手腕、文化的傲慢，都显得太过渺小。人类唯一的选择就是以无私的合力，来共同抵御。真实、真切、真挚的信息共享，应该是全球共同性疫情危机时刻关于信息传播实践的关键，也是唯一经验。
但是在本次疫情中我们看到，在很多国家，本是人类灾难的疫情却频频被政治主体利用，被视作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筹码，其中，指责中国成为很多国家转移国内矛盾、掩盖防控不利的最佳手段。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一股逆全球化的趋势，在疫情这个特殊时刻，全球各国各自的私利显现、互相的猜疑被点燃、不同的诉求不断博弈、矛盾沉疴被重启。虽然各国自保的行为在特殊时期有相当的合理性，但我们也看到了合理性之外的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我们不得不反思，曾经被当作有绝对正确性的经济和各领域全球化的浪潮，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带来了多少可靠的信念。
这些政治的利益、逆全球化的情绪，幻化为各种形态的信息，特别是失序的信息与负向的情绪，经由各国主流媒体和自媒体跨国传递，或许正在助力推动新一轮全球秩序重构的大变局。
姬德强：确实，互联网平台上信息的多边产制需要超出已有知识范畴和技术手段的新范式来解读，需要以更加复杂化的思维来统合国内和国际两个舆论空间，也许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勘测自媒体的传播边界。人人自媒体时代的寓言、沉浸式的媒体环境修辞、全球传播的多元化想象，都似乎预示了一个无界时代的到来。然而，这次疫情中所展现的，恰恰是诸多边界的重新明晰，种族、族群、国家依然是全球范围内信息流动和意义制造的核心框架，身份认同的问题依然是围绕疫情的跨文化传播中最关键的议题。因此，为了达成有效沟通，一方面需要找到失序的原因，即传统媒体秩序和舆论格局的间歇性失灵，互联网平台所孵化的虽为个体化实为群集或者圈层化的表达，以及上述两个过程的内在不一致；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需要高度重视以政府为主导的信息治理的干预性作用，在提升传统媒体报道和传播能力的同时，须积极应对自媒体景观所折射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心理。国际方面，除了进一步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义高地，更须培养跨文化分析和传播能力，做到有的放矢，避免徒劳无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实践问题与本土化理论创新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9AXW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