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生豪（1912～1944年）是中国文学翻译史上一位伟大的翻译家，他是中国翻译莎士比亚作品较早的人之一，其散文化译文风格独具特色，为国内外莎士比亚研究者所公认。鲜为人知的是，在短暂的一生中，他曾在世界书局做过5年（1933～1939年，中间有过一年停顿）的英文图书编辑工作，而后在中美日报社做过两年有余（1939～1941年）的新闻编辑工作。据此来看，可以将朱生豪视为一位非典型的新闻出版从业人员。
在新闻史人物研究中，以“职业认同”为视角，能够与新闻史上的各个人物进行心灵与情感的对话，进而透视新闻与社会之间那种交互、交融的生动而复杂的景观。也有研究认识到，交往生活（公共交往为主，私人交往为辅）对增强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认同感、提升其专业精神及内化新闻职业理念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朱生豪的性格极度内向，绝少与人交往。作为世界书局和《中美日报》的边缘人物，朱生豪对其职业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少数几位师友如陆高谊、詹文浒等人的影响，而自发因素显得较弱。鉴于此，本文通过考察朱生豪的交往生活对其职业认同的影响，旨在解决如下问题：作为近代中国新闻出版场域之单元的世界书局和中美日报社，对于朱生豪自身而言，究竟是一种生产性场域还是压抑性场域？
一．谋生之道：学缘关系对朱生豪编辑工作归属感的影响
1929年，朱生豪入读沪江大学，1933年夏毕业。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凋敝，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是当时较为普遍的情况。朱生豪刚毕业就能进入世界书局这家当时位列国内四大书局榜单的大企业工作，实属难得，他本人在写给恋人宋清如的信中曾对此表达过深感幸运之意。朱生豪自小父母双亡，求学的开销都是靠借贷，他因此欠下了一笔不小的债务，这些债务都需要他自己偿还。于朱生豪而言，有了世界书局这个平台，债务带来的压力无形中减轻了许多。
大学、社团和传媒机构（主要是报社和出版社）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主要平台，他们的人际关系网络主要围绕这些平台而展开。这些机构大多集中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因此，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际关系网络带有鲜明的都市空间复合色，而学缘关系则是主要色彩。“传统的精英网络是以宗法血缘和地域关系为核心的。到了现代社会，由于原来的宗法家族系统的解体，精英的地域流动和社会流动加速，精英的关系网络认同转而以共同的教育为背景，特别是学校出身为中心。比较起同乡、同宗，校友更有一种内在的凝聚力，共同的师长、共享的校园文化和人格教育，使得校友之间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和感情认同。”这种学缘关系在近代上海出版企业的人员招聘中体现得较为明显。
近代上海出版企业招聘人才的方式主要有考试和熟人介绍两种方式，前者是制度化的方式，后者更多地体现了地缘、学缘等关系。较为普遍的情形是：高级人才如编辑的进用大多采取熟人介绍的方式；规模越小的出版企业越偏向采取熟人介绍的方式进用人才。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在全盛时期有编辑300余人，中华书局编辑所在全盛时期有编辑120余人，而全盛时期的世界书局编译所只有编辑60余人。揆诸人事招聘制度方面的史料，较之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编辑所进用人才更加注重学缘关系。
1916年，北京大学预科毕业生茅盾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他从同事谢冠生口中得知：编译所中的国文部是“常州帮”的天下，而理化部则是“绍兴帮”的地盘，这体现了地缘关系。在世界书局编译所，则存在着一个联系较为松散的“之江帮”，其体现的正是学缘关系。林汉达（1900～1972年）、陆高谊（1899～1984年）、胡山源（1897～1988年）、朱生豪（1912～1944年）是世界书局编辑群体中的代表性人物。林、陆、胡、朱均为之江大学的毕业生，陆高谊进世界书局之前是之江大学教务长，胡山源则是英文系教师，陆、胡二人虽未直接教过朱生豪，但亦可算是他的老师。林汉达于1928年进入世界书局，从普通英文编辑逐渐做到出版部部长，极受总经理沈知方倚重。1931年，在林汉达的引荐下，胡山源进入世界书局。同年，在胡山源的引荐下，陆高谊也进入了世界书局，他是以总经理秘书的身份进来的。1934年，陆高谊继沈知方之后出任总经理。朱生豪于1933年夏进入世界书局，引荐人也是胡山源。除了林汉达与朱生豪无深交外，陆高谊、胡山源二人与朱生豪的关系均较为密切。
先来看朱生豪与陆高谊的交往。1933年7月，朱生豪与陆高谊从嘉兴乘火车同赴上海世界书局任职。到上海后，朱生豪就寄住在平凉路平凉村28号的陆高谊家，一日三餐也随陆家人一起。这一住就是三年多，直到1936年10月，因中日关系日趋紧张，陆高谊一家搬到了租界，没有多余房间，朱生豪才搬出陆家。陆高谊既是朱生豪的前辈同学，又是他工作上的上司，更兼在同一个屋檐下朝夕相处三年有余，二人相知应该是很深的。在写给宋清如的书信中，朱生豪曾提及他与陆高谊的两次交谈，详见下文。
陆先生曾问起我最近从飞机上堕下跌死的滑稽电影明星Will Rogens的作风如何，他有什么片子到过上海，一下子我只能说他善于描述人情世故，以乡曲似的形式出现在银幕上，作品的名字一时记不起来，我还不曾看过他的片子。
陆先生说邵先生和钟先生都名士气，我觉得邵先生即使算得是名士也是臭名士，其行径纯乎“海派”，要从他身上找到一点情操是不可能的。钟先生太是个迂腐，但不失为真道学，不过有点学者的狷傲，人是很真诚不虚伪，二人不可同日而语。至如夏先生则比我们天真得多，这种人一辈子不会懂得事故。
第二则事例中的钟先生和夏先生分别是指钟泰（1888～1979年）和夏承焘（1900～1986年），此二人均是之江大学的教师，陆高谊曾与二人共事多年，而钟泰、夏承焘二人都曾教过朱生豪。可见陆高谊、朱生豪二人的交际圈存在一些以学缘为基础的交集，只是陆高谊推崇钟泰，而朱生豪则更敬重夏承焘，其中缘由无外乎人以群分。上述两则交谈事例的场合应该是在陆高谊家的餐桌旁，在三年多的朝夕相处中，他们之间的餐桌聊天应该还有很多次。可惜陆高谊身后并没有留下日记或文集，后人无从得知此中情形。但是，从相关史料中可以发现，陆高谊对朱生豪是关照有加的。朱生豪能够全职翻译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陆高谊是有一定功劳的，此事在后文关于朱生豪的经济生活部分中会有详细论述。交际圈存在一些以学缘为基础的交集，只是陆高谊推崇钟泰，而朱生豪则更敬重夏承焘，其中缘由无外乎人以群分。上述两则交谈事例的场合应该是在陆高谊家的餐桌旁，在三年多的朝夕相处中，他们之间的餐桌聊天应该还有很多次。可惜陆高谊身后并没有留下日记或文集，后人无从得知此中情形。但是，从相关史料中可以发现，陆高谊对朱生豪是关照有加的。朱生豪能够全职翻译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陆高谊是有一定功劳的，此事在后文关于朱生豪的经济生活部分中会有详细论述。
再来看朱生豪与胡山源的交往。搬出陆高谊家后，朱生豪先是在胡山源家暂住了一阵子，随后在胡山源家附近租了间房，并在胡山源家搭伙近一年。朱生豪对胡山源的印象不错，在1936年10月写给宋清如的一封信中，朱生豪曾提及胡山源“人也很好”。前文提及，朱生豪是由胡山源介绍进世界书局的，胡山源在一篇悼念朱生豪的文章中曾提及此段往事，并回忆了与朱生豪相处的情形。
朱君在大学一毕业，就由我的介绍进入世界书局编译所英文部任职。这实在比了一般大学生为幸运，因为他即毕业即得业，而所业又正是他所乐为的文学工作。他的工作是出色的，因为他的中文和英文，非但都在他的同班之上，也远胜于一般文艺青年。我很高兴，有他这样一个人，为母校生色，为文学工作添人才，为我个人增加同志。有一时期，他寄膳在我家中，因此每天，几乎所有白昼的时间，我都和他在一起。
可是他太沉默了，沉默到使人不太易相信的地步。在编译所中，四五年来，我没有听见他说过十句话。有谁和他说话，他总以微笑报之，不是不发一言，便只一二个字最简单的答语。有一次，他身体不舒适，也不作声，成了病，也不告诉我们，只恹恹地睡在另外借居的房屋里不出来。我妻前去探探，发觉他形势的严重，连忙为他找医生来看，果然是我们预料的猩红热，连忙将他送医院，在那里住了几星期，方才回来。在这样紧张之下，他也没有说一句懊丧的话，甚至连痛苦的呻吟也没有，只默默地听由我们的安排。他到了心的沉默的地步。
1936年12月，朱生豪在翻译莎士比亚喜剧《威尼斯商人》的过程中患了猩红热，幸亏胡山源夫妇及时发现并为之张罗就医，朱生豪才得以无恙。由此观之，胡山源显然当得起朱生豪对他“人也很好”的评价。此外，胡山源在引文中提到“所业又正是他所乐为的文学工作”，其实并非如此。1933年7月，朱生豪进世界书局时所做的工作是参编《英汉四用辞典》，这一工作持续了近三年。除了刚开始时的兴奋和新鲜感，在剩下的大部分时间里，朱生豪对这项旷日持久的编辑工作远远谈不上喜欢，反而更多的是厌倦甚或厌恶。
二．赞助人视角下的职业认同变迁
“赞助者指能够推动或妨碍文学作品的阅读、创作或重写的个人或机构，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宗教团体、政党、阶级、宫廷、出版社、大众传媒等。”“赞助”的方式多种多样，既可以是物质酬劳，也可以是精神鼓励，多数时候是两者兼有。
在中外出版史上，流传着许多关于赞助人与作者亲密关系的佳话，一个例证是近代英国出版人John Murray（1778～1843年）从精神和经济上慷慨地赞助当时的无名青年Byron（1788～1824年），并于1812年出版了Byron的ChildeHarold’s Pilgrimage的前两章，凭借此书，Byron一夜成名，而John Murray也成为世人眼中的绅士出版人。Byron在短暂的一生中，为世人留下了众多光辉的诗作，这些诗作大多交由John Murray出版，Murray为这些诗作前后向Byron大约支付了2万英镑稿费。在19世纪上半叶的英国，这个数目是相当巨大的，须知同时期小说《简·爱》中的主人公简·爱，她在桑费尔德庄园当全职家庭教师的年薪才20英镑。Byron在经济上有赖这笔巨额稿费，才得以自由徜徉诗海并参加希腊民族解放运动。
切入正题，从赞助人视角考察朱生豪译莎的缘起，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詹文浒的引导，于朱生豪而言，詹文浒是名副其实的赞助人，他的赞助既体现在经济方面，更体现在精神鼓励方面。
（一） 对创作型编辑的认同：受詹文浒鼓励而翻译莎士比亚戏剧集
编辑有多种类型，当代的主要类型是文字编辑和策划编辑；近代的编辑类型则大致可以分为职业编辑和创作型编辑。近代中国出版企业编辑制度的主要特征为编、著一体。所谓编、著一体，是指编辑的职责既包括选题、组稿、文章加工等职业化程序，也包括编撰教科书、编纂工具书、翻译外国书籍甚至从事文学创作。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等近代大型出版企业的编辑制度莫不如此，创作性的工作在编辑工作中占据着相当大的比重。
朱生豪在世界书局的主要工作是编纂英文词典及翻译英文通俗读物，但是在经过了初期的新鲜感后，他对这类工作丝毫提不起兴趣，甚至厌恶，主要原因在于此类工作限制了个人意义的生产。对于朱生豪而言，世界书局已然成为个人的压制性场域，他也因此而多次萌生去意。詹文浒及时察觉了他的此种心态，并鼓励他翻译莎士比亚戏剧集，进而以世界书局的名义与朱生豪签订译莎合同，使朱生豪在世界书局的工作由先前的编纂工具书转为文学翻译。
正是由于詹文浒的影响，朱生豪对图书编辑工作（创作型）开始产生认同，对他而言，世界书局由此从压抑性场域转为生产性场域。
詹文浒（1905～1973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后任教于之江大学附属学校——秀州中学（朱生豪的高中母校），他与朱生豪的关系极为亲密。詹文浒进入世界书局应当是在1932年到1933年之间，由于他的个人才华比较突出，学历又高，进入书局不久便被擢升为英文部主任。詹文浒在世界书局期间最主要的事迹是主持编纂《英汉四用辞典》，此项工程耗时三年有余，参与者有二十余人，朱生豪是主要参编人员。在朝夕相处的过程中，詹文浒发现这个年轻的伙伴如此酷爱诗歌，具有卓越的诗歌才华；同时也察觉到朱生豪虽然在编纂工作上十分出色，但是对于这种缺少创造性的工作深感苦闷。于是，詹文浒便劝朱生豪从事莎剧全集的翻译工作，这是1935年春的事。朱生豪在1944年写的莎剧全集的《译者自序》中说：“廿四年（按指1935年）春，得前辈詹文浒之鼓励，始着手为翻译全集之尝试。”1935年被称为上海出版界的“翻译年”，当时沪上的大小书局竞相出版翻译类书籍，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茅盾主编的《世界文库》（1935年起由生活书店陆续出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詹文浒鼓励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翻译莎士比亚全集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若缺少机构或个人的赞助，译者想要以一己之力完成此项工作将极为艰困。早在1930年，胡适上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编译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时，就商请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莎翁全集翻译委员会，预定5年完成全集翻译工作，稿酬优厚，并可按月预支。怎奈事与愿违，陈通伯不肯参加，徐志摩于1931年不幸遭遇空难，而叶公超和闻一多均志不在此，只剩了梁实秋一人坚守。此后梁实秋开启了长达30余年的译莎历程，可以说，若无胡适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长久赞助，梁实秋恐怕难以完成此项艰巨而浩大的工程。
与之相对比，朱生豪翻译莎剧时的赞助人实力是远远不如梁实秋的：詹文浒在文化界的影响力远不如胡适；而世界书局作为追求盈利的企业，在对译莎事业的支持力度上也远不如公益性质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许国璋在《梁实秋谈莎士比亚翻译》的按语中说：“梁也提到了朱生豪所译莎剧27种。我们追忆往昔，对比梁朱境遇，后者既缺图书，又无稿费可言，以一人之力，在不长的时间里完此译事，是由于什么动力？我想，首要的是天才的驱使。”许国璋先生的这段话一语中的，不过有一处与史实有出入，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戏剧是有稿费的，只是稿费比较微薄。晚年的胡适曾与秘书胡颂平谈起过朱生豪，对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当年无缘赞助朱生豪从事莎剧翻译，他心中是有遗憾的。
作为赞助人的詹文浒，他对朱生豪的赞助主要体现在精神鼓励方面。朱生豪写给宋清如的书信中，有许多封都是专门讲译莎的，遗憾的是这部分信件中的大多数毁于“文革”时期，我们也就无从得知更多关于詹文浒鼓励朱生豪从事莎剧翻译的细节。由于深知翻译莎士比亚全集是一项浩大的工程，1935年春朱生豪在受到詹文浒的鼓励后，前后足足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收集与莎剧有关的资料，直到1936年秋天才与世界书局签订译莎合同。“我们看到，自从译莎以后，朱生豪信中表现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对译莎工作的津津乐道代替了对‘孤独’、‘寂寞’、‘无聊’之类的抱怨，不但人不觉倦，甚至连臭虫、蚊子也‘顾不上’了。”朱生豪精神面貌得以改变，引路人詹文浒功不可没。
（二） 对新闻编辑工作的饱满热情：由詹文浒延揽进入中美日报社
1936年8月，第一部译著《暴风雨》脱稿，尝试成功，朱生豪信心倍增，他设想在两年内完成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可是时局变化迅速，不到一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朱生豪回乡避难，直到1938年下半年才重返上海，继续在世界书局任职。而詹文浒于1936年下半年从世界书局辞职，赴美国留学，次年学成归国，不久与国民党CC系接触。1939年，经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要员吴任沧（1903～1948年）介绍，詹文浒加入国民党，并于是年9月出任国民党CC系所办《中美日报》的总编辑。赴任前夕，詹文浒再三邀请朱生豪同去《中美日报》任职，朱生豪为他的诚意所打动，遂辞去世界书局的职务，到《中美日报》任编辑，但与世界书局签订的译莎合同仍然有效。
朱生豪之所以辞去世界书局的编辑职务，转到《中美日报》任编辑，除了深感詹文浒的厚爱，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应该就是“怀着满腔爱国热情，为能直接参加抗日战线的行列而高兴”。换言之，在当时的情境下，较之图书编辑，他对报纸编辑更具职业认同感。朱生豪在《中美日报》工作了两年有余，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租界，《中美日报》解散。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朱生豪的地位比较特殊，他的实际工作是总编辑詹文浒的秘书兼专栏撰稿人，他与詹文浒在抗日宣传上并肩作战，彼此是亲密战友。朱生豪在《中美日报》工作时与范泉（1916～2006年）交往甚密，范泉曾回忆当时朱生豪忙碌的工作情景。
朱生豪在《中美日报》的职务，始终没有明确宣布。他在总编室门外的一张双人写字台上工作，经常接受总编詹文浒交给他审阅的文稿，只见他在文稿上埋头认真阅读，有时用红笔修改，然后送进总编室。出来时又带了第二篇文稿，继续埋头审阅，推敲修改。他不是社论委员，不写社论。我估计他是在帮助詹文浒审改社论一类的文章。后来又增加任务，安排他写“小言”。因为他沉默寡言，一直埋头工作，与编辑部其他同事虽共处一室，却很少交谈。从工作现象看，他似乎是詹文浒的秘书，做着总编助理一类的工作……我回想到他经常向国内版编辑鲍维翰查看电讯稿的事，凭我个人推测，他的工作可能是国内新闻版编辑。此后我看到袁义勤写的一份史料，在《中美日报》编辑部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又联系到他与詹文浒的特殊关系，这才使我肯定：他是实际上做了没有名义的詹文浒秘书或总编助理的工作。
若从职业认同的角度来看，朱生豪对图书（主要是编纂《英汉四用辞典》）编辑工作是缺乏认同感的，而对报纸编辑工作则有较高的认同感。虽然他能够胜任世界书局编纂《英汉四用辞典》的工作，但是他对这种缺乏创造性的工作极为不满。在编纂辞典期间，他曾写信向宋清如诉苦：“心里烦躁起来，想要咆哮，这种生活死人才过得惯，一切的无意义是无意义到透顶……活着总得飞、总得鸣，不飞不鸣，与死何异。”“鸣”与“飞”需要依托具体的事业，编纂辞典显然不是。在詹文浒的赞助下，朱生豪找到了两项属于自己的事业：一是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二是在《中美日报》负责为“小言”专栏撰稿。
“小言”是《中美日报》国内新闻版上的一个小栏目，文体类似社论，篇幅不长，一般每篇在三四百字，少则只有数十字。朱生豪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以“小言”为总题，写了多达1081篇、共计40余万字的新闻随笔。詹文浒特地安排朱生豪负责撰写“小言”栏目文章这件事，亦可证明詹文浒确实是朱生豪的知音：他深知朱生豪的精神极度苦闷，亦深知他于文字与思想表达方面有过人之处。不同于文学创作，撰写“小言”文章要遵循大众宣传方面的规律以及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框架。1938年，亦即进入中美日报社的前一年，朱生豪曾对“文学救国”发表过自己的看法，其中就涉及文学与宣传。
有的人主张“文学武器论”，有的人主张“文学无用论”，我自己是略为倾向于后一种说法的。譬如说，救国之道多矣，然而以文学救国这句话总有些说不出口来。也有人说一切文学皆宣传，这话近乎武断，固然一部分文学作品自有其宣传的价值，但宣传只是它的附带的作用。好的文学不一定产生大的宣传效果，而一篇平庸的作品却可以因为适中读者的心理而成为成功的宣传。
可知，朱生豪对于文学和新闻宣传的作用是比较了解的。朱生豪之所以踌躇满志地到中美日报社任职，是因为他意识到报社相较于出版社在大众宣传方面具有更为直接的效果。在撰写“小言”的过程中，他十分讲究写作技巧，总是能巧妙地将文学性融于宣传作品之中，以期切中读者心理。范泉认为朱生豪所写的“小言”文章，“深刻揭露了日伪及德意法西斯的滔天罪行，热情鼓舞了‘孤岛’乃至广大沦陷区人民的团结战斗。从艺术方法看，有相当一部分仍然反映了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调动了他艺术创造的积极性，流露出他高超的思想境界，在‘社论腔’的缝隙中迸发出令人感奋的艺术闪光”。确实如此，如果我们对《朱生豪小言集》进行文本细读，就会发现，朱生豪深厚的文学造诣在文本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太平洋上的插曲》（1940年10月10日），系用戏剧台词的形式写成；《雅典颂》（1941年4月27日），系用诗歌的形式写成；《奇境中的爱丽丝》（1941年3月27日），系化用1933年Norman Z.Mcleod执导的电影《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意象以辛辣讽刺日伪。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试看《雅典颂》中的文辞，寓诗性于战斗性之中。
黑云堆压在雅典城上，
侵略者的炮火震撼大地；
悲愤的紧张充满着雅典人的心，
但他们有的是永不消灭的勇气。
……
也许在明天，也许在下一点钟，
这美好的古城将套上枷锁；
但这是一个永不失去勇气的民族，
他们说，“同志，我们不久将再相见！”
从互文性理论来看，朱生豪在中美日报社的工作经历本身就是社会文本，这必然会对他翻译莎士比亚戏剧产生影响，其互文性主要体现为爱国主义思想贯穿于他的编辑活动与翻译活动。在这段时期，由于改稿、撰稿任务繁重，朱生豪只能抽空进行翻译，“有一部分就是他关在中美日报馆内译成的”。詹文浒在政治意识形态浓厚的报社内，也尽可能地为朱生豪提供较为宽松的工作环境，从来不发展朱生豪参加国民党的各类党团组织，而是以学者的态度对待这位才华横溢又个性极度内向的亲密伙伴。
三.结语
朱生豪以翻译家的身份为世人所知，他的图书编辑身份和新闻编辑身份则鲜少有人知道。自1933年夏进入世界书局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的精神极为苦闷，对图书编辑工作（编校型）极为厌倦甚至厌恶，多次萌生去意。原因在于朱生豪有着非常强烈的意义表达欲望：在大学时代，与诗社同人唱和是朱生豪日常性的意义表达方式；而进入世界书局后，编纂工具书成为他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个人意义的表达受到抑制。
朱生豪的性格极为内向孤僻，他的日常交际圈子非常狭窄，仅限于恋人宋清如，师友陆高谊、詹文浒等极少数人。他进入世界书局工作，便是昔日的老师陆高谊推荐的。他对图书编辑工作（创作型）萌生兴趣，也是昔日老师詹文浒引导的；而他在1939年转入新闻业，以饱满的热情投入新闻编辑工作，引路人同样是詹文浒。
揆诸史料，朱生豪在职业认同上经历了由对图书编辑工作（编校型）的厌倦到认同图书编辑工作（创作型），再至将新闻编辑工作作为抗日宣传的方式，这离不开詹文浒的引导。世界书局曾经是朱生豪表达建构自身意义的压抑性场域，在朱生豪与世界书局签订了译莎合同后，世界书局则从压抑性场域转为生产性场域；而《中美日报》则一直是朱生豪建构自身意义的生产性场域。这便是朱生豪职业认同变迁背后的逻辑。
本文原载《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总第18辑）》，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详情请参考原文。
作者欧阳敏系文化传播学博士，出版发行学博士后，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出版制度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