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第1期卷首语】病毒与传播研究领域的“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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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与传播研究领域的“发酵”

一场新冠疫情浸染了整个 2020 年。直至岁末, 全球新冠病毒致病速率不减。这不仅让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笼罩在巨大的 “不确定性” 之中, 而且也印证了卡斯帕尔说过的话: “人不过是一根芦苇, 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而作为 “能思想的芦苇”, 人们再也无心重复他的后半句话——— “由于有了思想, 我却囊括了宇宙”, 只是下意识地说出: 别了, 2020!

令人沮丧的是, 当理性以为可以通过寻找病毒的基因序列发明战胜病毒的方法时, 病毒却以变异的速度压制疫苗研制的速度, 显示理性的有限性甚至是理性的溃败。换一个角度看, 这似乎有助于把人们从笛卡尔式的精神实体中拽出来, 回到人与病毒的物质性, 在关注身体免疫系统对病毒的反应之中理解人与病毒的具身化交流。随着人们不断加深对这种具身化交流的体验, 病毒悄然形塑人类的认知, 嵌入人类语言结构, 在信息技术、道德生活、社会文化肌体、日常消费等方面的抗病毒修辞之中, 表征一种侵入性力量、无法控制的污染和难以抵御的欲望。

这种物质性转向也带来了人类思想的转向。自 1899 年遇见第一个已知病毒烟草花叶病毒以来, 人类逐步了解人与先于人存在的病毒之间的秘密: 人类基因组上有大约 8%的序列来源于病毒, 人和病毒组成了难以分割的混合体, 病毒既是致命的也是给予人类生命的物质。在生命解码的入口处, 病毒教人从人与病毒共同进化的历史来领会人类生命发展史, 把人还原为通过与其他物种的相互作用而成为的人, 并进而引导人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迷途。人们得以转向人与病毒的适应过程, 去理解人类与病毒的空间关系对政治地理环境、城市工业网络、社会政治生态的重塑。同时, 人们沉浸于这种关系去重新理解人类文明交流史,发现随着天花、霍乱等疫苗抗体的发明, 病毒取得了与技术同等重要的位置, 寄生于文明肌体, 深深介入文明间的交流过程, 制造了不平衡的权力关系。

由此看来, 病毒更像是一颗 “酵母”, 作用于人的身体组织, 进而作用于人的心灵, 使其把人纳入自然、生物、物的关系中考量, 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普遍交往, 深入到生物间的多样性关系情境之中, 建构人类回应万物并与万物共存的传播空间。显然, 病毒这颗 “酵母” 已触发思想的 “发酵”, 转化为传播研究领域获取新的思想能量的重要基础。

事实上,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HIV 病毒、埃博拉病毒与 IT 病毒成了一种并列关系, 表征人与自然、人与技术之间控制与失控的不确定性关系。作为微寄生的病毒以 “媒介” 的方式在人与人之间实现连接、触发与转变, 这使得它在健康传播、科学传播、风险传播、危机传播等领域持续发酵。“病毒的隐喻” 嵌入学术话语, 启发人们在传播权力关系之中反思自身的危机。病毒的传染性构成了多种生物组合形式, 反映出人与人、人与万物关系的不确定性, 从而将传播研究推入不确定性传播关系视角。

眼下, 病毒正在变异, 已把散居地球的人还原为栖居于 “病毒星球” 的人。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身体免疫系统对病毒的反应揭示了人的存在, 照亮了回归自然之路, 通过人与病毒相互作用又相互容纳的复杂关系, 映射出万物之间相互依存、人与万物的互动关系。这也许能让那个 “能思想的芦苇” 跳出人与自然之界, 从 “囊括宇宙” 转向亲近万物, 行走于 “万物皆媒” 的世界, 在生物间的多样性关系中拓展传播研究的想象空间。

单波

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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