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3日上午，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孙文峥老师，应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邀请，在中心331会议室，分享了题为“新媒体时代下的自追踪与日常生活自我管理”的学术讲座。自追踪正在成为新媒体时代一个日益广泛且频繁的媒介实践，本次讲座对自追踪现象做了历时性梳理，探讨新媒体时代下自追踪的内涵，所涉及的领域，以及如何从传播学视角探析自追踪现象，从而更为深入地理解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自我管理和自我实现。

图1：孙文峥老师讲座中

本次讲座主题源于孙文峥老师对“打卡”现象的关注。“打卡”现象日渐流行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引起了国内外传播学界的广泛探讨。譬如，地点类打卡软件何以起到中介性的作用，使人和空间发生关联？打卡网红景点等如何使空间被赋予一种文化意义？在捕捉并对生活经验提问的同时，孙文峥老师对现象进行概念化，与相应理论对话，并且从“任务导向型网络打卡”、打卡的延续性等具体切入点展开讨论。

任务导向型网络打卡的媒介实践，可归类为个人行为的自追踪（self-tracking）。自追踪同时也被称之为生活记录、个人分析和个人信息学。Deborah Lupton教授较为精练地将自追踪界定为“人们可以就生活中的特定方面去进行监测和记录”。这里对自追踪的界定，结合了技术维度和实践维度两个方面。一方面，大量技术设备可以采集、监测和处理我们自身的信息，另一方面，个体发挥主动性，就所收集和积累的数据展开相应的反思和自我调节。此外，谁在参与自追踪、如何监测和记录、生活中的哪些方面被追踪等问题，都是值得进一步延伸和细化讨论的领域。

依据所获得数据的使用目的、参与动机和自主性程度的差异，自追踪可以进一步分为不同的类型，不同类型之间彼此关联且有所重合。透过自追踪的类型划分，我们可以结合各种各样的新现象。观察移动互联网时代，在各种技术因素和人的交互中产生的“量化自我”（quantified self），社交网络数据分享与个人隐私等。

从传播学视角解读自追踪，可以探讨自追踪作为媒介仪式在日常情境中所建构和分享的理念和价值。可以考察数字系统、自我与他人在其中形成的互动、对话。自追踪软件如何通过游戏化的设计，如积分、排名机制等激发人们的兴趣，也是有趣的切入角度。此外，将自追踪与社会文化情境相结合，自追踪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动态性和差异性，数据如何与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叙述、情感相结合，如何进行自我反思以获得主体性的建构、自悟等，都值得进一步讨论。

主题发言后，现场师生围绕自追踪这一话题展开热烈讨论。中心助理研究员赵珞琳发现，“打卡”语言本身的表达和使用也发生着变化。带有强制性意涵的“打卡”（如上班打卡）逐渐泛化，许多消费或娱乐性质的活动，比如旅游或追星，也开始称作打卡。自追踪背后的个体动机和行为是很复杂的。主动去景点打卡，编辑、记录并且形成叙事，更叙事性的自追踪，和自我存在、自我认知关联。

中心主任单波教授表示，通过数据发现自我，这确实是一个前沿话题，但也带来更多的发问。这种日常行为在多大程度上使自我更趋于开放呢？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是否流于形式化？深度媒介化的时代，能否形成深度的交流呢？中心研究员姚曦教授认为，在自追踪这种自我数据化中，可能也有年轻人追求“时尚化”，追求新奇、好玩的一面；自追踪软件中的游戏化营销也值得研究。中心研究员肖劲草从人与人连接的角度理解自追踪，从前哲人所讲的我思故我在，在如今似乎转换为我打卡故我存在，只有在打卡之后才能被媒介化，被呈现给他人，以印证自己的存在，这也是媒介化的一种后果。

图2：讲座现场的讨论

现场其他同学还就自己使用打卡软件、社交软件签到等具体经验展开讨论。许多同学表示，自追踪软件和数据对生活和自我的影响是很微妙的，自我和数据存在着对话。一方面，人们渴望通过日常打卡的他律来监督自己习惯养成，但又不认为这种他律能真的提升自己的自律能力，真正的自律还是要靠自我的意志，否则打卡不多久就会纷纷“退出”。在一些数据监测的自追踪上，数据是否能够真的对自我认知产生影响，这也难以断言，人们可能是以怀疑的态度对待数据分析的结果，并不会把判断完全交给软件。另外，自追踪数据与平台的结合，在使用和满足中，人们有可能对自己所处的状态并不自知，因此无法生成真正的自主。

图3：讲座现场的讨论

本场讲座主持人赵珞琳最后总结到，非常感谢孙老师带给我们的启发，也很感谢大家的回应与分享。自追踪是非常开放的研究领域，它与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关联紧密，它的实践形式，以及相关的各种社会现象，都在不断的延伸和扩展当中，我们可以在其中发掘自己感兴趣的概念和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