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明 单 波 肖 珺 张春雨

跨文化传播研究对改善人际互动有着重要意义，是建立和平共存的多元文化社会的基础。在跨文化研究中，我们应对各种类似意识形态的“理论主义”保持警惕，用多元思维来消除追求认同所带来的“茧房”，发掘中国智慧，如阴阳理论、和谐理念对传播研究的贡献，并用西方学者熟悉的方式进行推介，重视权力平等对增加跨文化理解的重要意义。新的媒介技术对跨文化传播产生了多方面的巨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更加重视跨文化传播教育对跨文化传播实践的贡献，紧扣“文化”与“传播”这两个概念来推进学科建设，建议中国学者保持思想开放，注意科技的影响，注意提取自身文明的传播智慧。

陈国明(Guo-MingChen)，美国罗德岛大学传播学教授。多年来往返东西方从事学术交流，对华人世界跨文化传播教育与研究做出贡献。陈国明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主轴有二：一是跨文化传播能力与华人传播/沟通行为。他从探讨跨文化传播能力的本质与意义，延续到探讨如何在全球社会中建立跨文化传播能力模式，试图从中华文化的维度，建构可以挑战与匹敌西方传播行为的模式。二是主要以易经太极图的阴阳互动为依据，提出人类互动的五个特性：辩证整体性、生生创造性、互依互换性、层级关系性以及动态和谐性。目前。两个研究主轴已逐渐合一。

一、    世界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议题与难题

单：您是一位跨越东西方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者。您是如何理解“跨文化传播”的？“跨文化传播”是否是一种与西方理论的对话过程？

陈：狭义而言，跨文化传播聚焦不同文化的人们之间的互动。广义而言，跨文化传播学的内涵可以包括国家/际传播、比较媒体传播、组织间传播及文化或宗教之间的对话等。无论如何，跨文化传播都必须建立在文化与互动这两个核心概念之上。

肖：很多人在提到“跨文化传播”的时候，都会有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认为“跨文化传播”是通过对话获得理解、共存和共享的路径；另一方面，又怀疑这是一种乌托邦。您怎么看待这种疑问呢？

陈：从美国的跨文化传播教育看，它绝对不是一种乌托邦。这种经由对不同文化的认知，以理解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并习得有效技能，是建立一个和平共存的多元文化社会的基础。人类社会面临着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分合拉锯，并不损及跨文化传播教育的本质与功能。因为只有跨文化传播教育才能引导人们渡过人类社会目前所面对的这个彼此关系受挫的关卡。

肖：民粹主义(populism)、民族主义/国家主义(nationalism)等议题现在是否是东西方跨文化交流所面临的困境呢？

单：民粹主义与多元主义已经形成竞争关系。且每到一个时期，民粹主义都占据了压倒性地位。多元文化主义是否只是学界的自说自话，并未在社会中产生真正的影响呢？

陈：民粹主义是暂时性的。世界在趋同发展的同时，趋异也体现出来，有时后者的力量甚至强过前者。在美国，这一次的民粹主义与政治结合紧密。民粹运动势力在国家领导者与政策的助力下愈演愈烈。欧洲的民粹主义问题也十分严重。现在我们担心的是，国与国之间是否会因文化的差异，爆发激烈或非理性的对抗，引发大冲突或掉入战争陷阱。不过，我本人抱着乐观的态度。我希望人类社会不要像以前一样，必须经由战争来解决问题。冲突最终还是要通过教育来化解的,这就是强调跨文化传播教育重要性的原因。我们必须教导孩子如何认知、尊重乃至接受不同的文化，将这些应用到实际行为中。

二、“多元但不主义”：跨文化传播应该破除认同的茧房

肖：您觉得，这一波全球化潮流出现了哪些争议？

陈：全球化的另一个说法是“西化”。然而，随着中国崛起，中国如何参与全球社会治理，以及西方社会如何看待中国的参与治理，都是我们必然要面对的。中国应该用什么手段来追求和谐？要怎样和谐地参与全球治理？国内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天下观”理念以和谐为基石，却引发西方的误解。

单：如何理解这种普遍的误读呢？

陈：西方完全用他们的经验处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使中国陷入被动。“一带一路”倡议与实践本质上是跨文化传播的问题。学者可以从跨文化传播学的五个维度，包括文化价值观、跨文化适应、跨文化关系、文化流动与媒介以及跨文化传播能力来处理。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来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与互信，西方国家把中国的“天下观”与诸如帝制、殖民、朝贡、叩头等概念等同看待的误解，或许有可能减除。

肖：您曾建构了一种“全球倾听模式”，对个体的跨文化传播能力给予了希望。个体力量在解决跨文化冲突问题时会不会产生超越国家的力量？

陈：达到沟通互动目的的基础，在于能够以一颗诚敬之心倾听对方的话语。即使是国家之间的互动，也建立在参与代表个人之间的倾听能力之上。问题在于不同的社会制度会以不同的方法产生个人力量。讨论这个问题，不得不提到身份认同。在美国，掌握身份认同的研究者已从最早的美国白人转变为非美国白人学者。身份认同的研究开始强调排斥性，这让人感到焦虑。当身份认同变成“蚕茧”，变成一道无法通过的“墙”，又如何能和平共处？认同应该是流动性。我们应该以庄子为师，在主客或物我之间相互渗透，在不失自我的情况下达到两者合一，在认同别人的同时不丧失自我认同。现实情况很令人失望，尤其是学术界，学者误导我们追求身份认同，其实就是追求和巩固权力。

单：如今产生了认同的茧房，每个人为单一的认同所束缚，这与全球化与跨文化传播的主旨是相悖的。

肖：认同的初衷是为了促进彼此的理解，但一路走来，多元文化主张却陷入了极度艰难的时期。您对多元文化主义(pluralism)之类观点的评价是什么？

陈：我所期望的是“多元但不主义”，也就是文化多元、和平共存的理念。多元文化的和平共存应该是日常生活的实践。

肖：您的研究中有意识地导入了中国文化框架，比如，导入“阴阳”、“和谐”、庄子“天下观”、“家”等观念，这使得您的研究凸显了跨越东西方的自觉性。您是用西方的方法讲述中国话语？

陈：我尝试用非中国的方法来描述中国的概念，且尽量不把“中国”的形象投射在论述之中。例如，我提出阴阳传播理论，为理解中国人的传播方式提供了独特视角，也让西方学者知道概念化的人类传播方式不仅局限于西方模式。

单：您提到“用非中国的方法来描述中国的概念”，如何以西方模式解释中国的和谐？比如，中国学者会借助哈贝马斯、保罗·利科来诠释和谐。不过，这些学者的观点在西方社会是否会被束之高阁？

陈：由于学术研究长期受到西方学者的宰制，非西方学者从他们自己的文化视角出发所做的研究受到西方学者鄙视、噤声或不屑一顾的现象很普遍。以西方学术的方法来嫁接中国的文化概念，西方学者会比较容易理解与接受。嫁接过程势必会有误差，但只要误差不至于误解中国文化，行动毕竟胜过坐以待毙。

张：您曾从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观等方面分析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对于理解人类传播的不同，您认为东方文化持的是一种整体论的本体论，而西方文化则认为人类传播是一个原子化的过程。由于文化差异巨大，当涉及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时，中国和西方能否形成和谐的对话？使用西方人的话语去解释“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西方人在理解后能真正认同并接受吗？

陈：第一，我们必须了解到，对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很多西方人的第一个反应是“谁跟你命运共同体”呀？当今人类社会早就存在着西方社会设定的共同体，哪由得你中国再提出另一个共同体？这无疑是对西方霸权的挑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本就是要挑战甚至取代目前权利不均衡，利益分享不公平的世界秩序与社会结构。当西方自觉利益受到挑战时，他们起了防御意识或采取反抗行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忽略中国方面在宣扬不同理念时所使用的策略方法对对抗力量大小的影响。这就是我一直强调跨文化传播学在这个彼此折冲樽俎过程中的重要性的原因。第二，跨文化传播学告诉我们，有效的对话必须建立在双方平等的基础上。但这是很难达到的目标，特别是在对话双方的权力有强势与弱势之分时。弱方当然期求平等互动，但要强方下放权力却非易事。以国际学生在异国适应过程为例，大部分文献几乎都强调弱势方的国际学生如何适应地主国文化的重要性，却很少提到强势方的地主国人们学习适应国际学生文化的重要性。我认为宾主双方在互依互赖关系下的平等基础对如何互动，如说服、谈判、冲突解决和文化适应等，是非常重要的。

三、新媒体环境下的跨文化传播教育与研究

肖：新近的数字传播新技术对跨文化传播有哪些影响？我们如何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认知新技术的社会价值呢？

陈：技术的变化太大了。不到十年，移动传播技术已从3G发展到最近的5G，人类互动的结构与规则也会面临直接的冲击。技术革新也对跨文化传播产生冲击，使我转向全球社区/共同体(global community)的研究，当然也包括虚拟共同体(virtual community)的研究。

张：在全球民粹主义泛滥的当下，您认为新媒体在某种程度上是否会激化或强化跨文化冲突？特别是当一些媒体由于意识形态以及国家利益的不同，对信息在新媒体上的呈现进行控制，这是否会带来更多跨文化传播的不对称？

陈：这是人类社会必须面对的现实。传播/互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经由策略的使用来达到说服或宣传的彼此理解目的的过程。为了实现自身或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利益，从温和到极端，或从和谐到冲突的策略手段，随时都会被使用。我们曾发表了一篇探讨以新媒体来建构国家形象与跨文化冲突的经营之间的关系的论文，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中国政府如何经由媒体以2008北京奥运来建构一个和谐、重环保，对外开放的国家形象，但西方主要媒体的议题却设定在人权、民粹、空气污染和政治腐败等截然不同的方面。因文化价值观的差异所引起的有心或无心的误解与冲突的例子比比皆是。如何借助跨文化传播的知识与技能来处理类似这种在国际形象谈判或其他不同层面所面对的跨文化冲突，的确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类社会的个人与团体所该面对与学习的。

张：您多次提到跨文化传播教育的重要性。美国已经形成了一套系统的跨文化教育体系并在大学课堂中实践多年。根据您的观察，中国的跨文化教育发展得如何？美国的跨文化教育能给我们提供什么借鉴呢？

陈：国情不同，各国有不同的教育系统是显而易见的。以跨文化传播学为例，因为其属于教育系统的一部分,因此就必须关联学科建制与学门建立的问题。每个学科必须有其核心概念。跨文化传播一般以“文化”与“传播”为核心概念。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跨文化传播学主要归属于传播学门的原因。目前在中国，很多所谓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其实是在研究跨文化与“语言”的关系，而非与“传播/互动”的关系。有些则是在处理文化(文明)或媒体之间的关系，而忽略了“传播/互动”是建立在“人”的基础之上的。我并不是反对这些广义性的跨文化传播学的内涵，但从学科与学门建制与发展的角度，我认为各个学科必须紧紧抓住其核心概念，并以此为基石，像涟漪一样层层向外扩展。

肖：跨文化传播教育的基础在于社会整体认知的提升，研究质量和传播效果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总体而言，中国学者的跨文化传播对外输出比较有限，从您个人的学术经验出发，对中国学者有何建议？

陈：中华传播学门建立后，必须于在地和全球之间驰骋，在地与全球之间是连续的，而非分割的；必须与国际接轨和对话，而非门户闭锁，敝帚自珍。大中华区域包括跨文化传播的整体传播学教育，在继续面对学科版图不全、过度技术取向、彼此合作缺乏以及西化严重四大挑战的同时，必须鼓励学者与研究生积极加入思考与建构新理论的行列。作为一个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学门，本土性的中华传播学的存在已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命题。在西化严重与全球化潮流不止歇的冲击之下，目前急需群策群力，建立起可取得共识的中华传播理论。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就能见到傲人的成果。

本文为简写版，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如需查看或引用原文，请参考如下信息：
陈国明,单波,肖珺,张春雨.  跨越东西方:在跨文化传播领域拓展对话的路径[M]. 单波.跨文化传播研究(第二辑).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20(02):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