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历史上任何一种流行病一样，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导致人类恐惧与焦虑的蔓延，而恐惧与焦虑又转化为对外群体的歧视与敌意，于是，民族中心主义综合征乘势爆发。

幽灵般的病毒引发的强反应是，把他者视为病毒或病毒的来源，随口说出“我不和‘病毒’坐在一起”。虽然不乏有人站出来弱弱地说，把“我们”还原为与病毒相遇的人、共同栖居于“病毒星球”的人，共同面对病毒的挑战，但这种反应实在太弱了。惊恐之时，用感官去感知潜在病毒携带者的威胁，胜过用理智去触及人与万物共生的普遍关系。人们直接剔除看上去空洞的人与万物共生的普遍关系，陷溺于人与病毒、人与病毒携带者的二元对立关系，从而消解了作为人类精神“免疫系统”的理智，任由民族中心主义情感冲击人类交往关系。

就像病毒一直依赖生物宿主而存在一样，民族中心主义也一直寄生于人类文化。生活在文化群体中的人都会接受“以民族为中心”的情感训导，这一情感看上去很自然、合理，被深深地刻在语言里。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内含两个希腊词语，ethos指向人民或民族，ketron即中心，整个词的意思是以自己的文化为中心，从而用自己的文化价值判断其他的文化，因此，也被称为文化中心主义。人类的各种语言以不同的方式书写“他者”，但意义都指向“陌生的、不同的、不确定的和可怀疑的”。中国古代称中原周边外族为“四夷”（东夷、南蛮、北狄和西戎），这与“foreign”所显示的“我眼中的异物”等否定意义是相通的。在考察社会习俗的过程中，美国社会学家塞姆纳（W.G. Sumner）把民族中心主义界定为个人判断其他文化比自己民族的文化低等的度，认为它是人们将自己归属于内群体的结果。由于民族中心主义以社会习俗和语言为载体，自由交流几乎成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人们不惜以政治正确的名义抑制充满歧视与偏见的话语，但政治正确并不构成“免疫力”，反而通过训练人们按正确的方式讲话，消解真诚的对话，掩盖基于种族、民族和文化背景的群体间的偏见。

民族中心主义者如此广泛地存在于不同文化群体之中，共同表现出阿多诺（T.W.Adorno）所说的“威权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既追逐地位与权力，又把他者视为威胁和权力追逐者。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简单又僵化，认为这个世界就像一系列同心圆围绕着靶心排列，每个圆圈代表一个内群体和外群体的区别；每条线作为一个屏障，将所有外部群体从中心排除，而每一个群体又被稍微窄一点的群体排除在外。因此，归属于不同文化群体的民族中心主义者有着相似的对待彼此的方式，即排斥和隔离。他们都能感觉到伤害，并把这种伤害斥为“非人性”或“非人道”，而在恐惧与焦虑之中，又免不了以“非人性”或“非人道”的方式对待他者。极具反讽意味的是，人间变成了以人性或人道的名义相互伤害的场所。

没有一个人天生就是民族中心主义者，但自我中心主义会使每一个人自觉地接受民族中心主义的驯化。按照法国人的说法，“自我中心主义（nombrilisme）”的法语词根是肚脐（nombril），这一与母亲相连的生命线折射出自我与自己的根源和文化根基的紧密关系，反过来又使人领悟民族中心主义的根深蒂固。从某种意义上讲，自我中心主义者倾向于想象自己被母亲宠爱，进而想象自己“与母亲相连的生命线”，以此得到情感的慰藉，希望这种情感不随时间的多变性而稀释，也不随空间的多重性而改变。久而久之，他变得脆弱而敏感、自私而浅薄，既不理解民族情感的历史与人性内容，也不考虑文化间情感的共通性，只是想着排他性地占有一种文化情感，把认同的力量转化为情绪的宣泄，使“差异”成为一种可以用来压制“他者”并自我辩白的工具。在全球疫情蔓延的危机时刻，民族中心主义者可以按照自身的逻辑，判断“我们”比其他种族和文化的人具有更强的免疫力，更能抵御病毒的侵害。这样一来，病毒的威胁转移为他者的威胁，排他性变得顺理成章，因为他者即感染者或易感染者。

不可避免的后果是，自我中心主义者像是被母亲宠坏的孩子，纵容自己的欲望，放任自己无限膨胀，导致他以一种失衡的眼光看待世界，既看不到外在联系，也会因为自我利益而脱离文化共同体。当他远离故土，融入现代文化，“mother”这个词就转化“（m）other”，成为需要重新考量关系的“他者”。因为他与世界的交往关系已转化为“我-它”关系，即把对方看成是达到某种目的的工具，所以，人与人相遇后，彼此的文化适应变得极不稳定，人们各自守着自我的主体性，很难承认彼此的主体间关系，既重视保持传统文化和身份，也注重与其他群体进行日常的交往。相反，双方都把传统文化作为选择交往策略的工具，为权力和利益而战。

不可否认，作为母文化的传统文化是“主体”身份的重要标识，深深地镌刻在我们的自我意识之中，成为我们参与社会互动的社会资本。但容易让我们产生错觉的是，好像通过社会资本的再生产不断加大贬低他者的度，就可以在交往中保持传统文化和身份，从而强化自己的主体性。其实，主体性本身蕴涵着主体间关系，只有在这种关系中才能理解自身是什么。民族中心主义者以为自己高扬了文化主体性，其实不过是高扬了一个封闭的、孤绝的主体，一个自我论证的、与世界失去意义关系的主体。这样的主体免不了走向隔离、排斥和边缘化，失去存在的意义。在当前全球疫情蔓延状况下，视他者为病毒而非与他者共同面对病毒，这样的主体已消解了自身作为人类的意义。

在一个逆全球化的时代，信任关系的缺失让自我中心主义大行其道。自我中心主义者不知谦卑为何物，无法进行自我批评，因而无法客观地认识自己的文化，更缺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想象。在群体生活中，他只是按照“正确”的方式说话，而非按照寻求真理的方式说话，因而失去精神自由，让自我归属于单一的学习群体，受困于群体文化的信息茧房，或权力文化的回音室，也容易让人固守单一的价值观，偏向同质性交流，排斥异质性交流。为此，他一心想着维护纯而又纯的民族文化，时而借用文化相对主义的话语，强调文化间的不可通约性，在认同与排斥中走向文化孤立主义；时而靠近文化多元主义，为的是维护“差异权”，为多元且隔离的生活辩护，从而把文化多元主义置换为“多元单一文化主义”（plural monoculturalism）或文化原教旨主义。如此一来，各文化群体之间的文化篱笆越扎越紧，民族文化的纯洁性成为政治分化的修辞，文化对话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渺茫，失去自由的人们被囚禁于“文化洞穴”。

从交往的角度看，文化交往造成了两种互动：一是按照某些观念的互动，一是为了改造观念的互动。当人们按照某些观念互动时，文化使孤立的个人与他人分享共同的价值，进而走向文化认同。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本质上具有民族中心主义倾向，每一种文化都试图用自己的文化价值去观察和评价他者，特别是在文化冲突发生的时候，每一种文化都习惯于抬高自己的文化价值，以凝聚文化群体的信念，取得对他文化的支配权。民族中心主义者执意从宿命论的角度去理解文化，认为文化无法逃避民族中心主义倾向，因为人们需要寻求自我认同，需要确认自己的民族身份，进而确立作为本民族一员的优越感。这种宿命论式的理解实际上把人们套在“惧外心理”枷锁之中，使其远离自由交流。

然而，作为人的精神活动的表现或创造，文化体现精神自由的本性，因而具有超越性，能够超越人自身建构多元对话与交流关系，扩展人的自由交流空间。在走向文化适应的过程中，人们形成为了改造观念的互动，从而开辟了消解民族中心主义宿命论的路径。

从人类普遍交往的意义上讲，文化是互动性的存在，因而要通过互动去感知，而不是通过某种先验的本质去理解。在一个民族文化共同体内，弥漫着一种共通的情感，人们可以无障碍交流，分享由共通情感带来的力量。一个走出自我中心的人，才能真正体会这种情感。他在共同体中习得与他人和谐相处之道，尊重那些大于自我或异于自我的事物的正当性，并与之共存、共在。他的情感在互动中变得成熟起来，懂得尊重作为共同家园的自然，尊重人的身体的自然性，承认他人的重要性，包容那些异己的生活方式，乐于为他人奉献，也承认文化历史的重要性，并且与他人一起创造历史。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会悲剧性地承受民族中心主义的后果，也才能通过唤醒人的自由意志，在自由交往中获得完整的人格，以虔敬的心态对待自然、他人和历史，排解民族中心主义的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