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 静
传播学者简介
克利福德·克里斯琴斯：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传播学研究教授、新闻学教授及媒介研究荣休教授。
大卫·马修：澳大利亚迪肯大学传播与创意艺术学院教授，新媒体、传播和文化研究教授。
唐纳德·马西森：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媒介与传播系主任，曾任澳新传播协会（ANZCA）主席。
格雷汉姆·默多克：英国拉夫堡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文化与经济学荣休教授，国际媒介与传播研究学会（IAMCR）副主席。
温迪·利兹-赫维兹：美国威斯康星-帕克塞德大学荣休教授，美国华盛顿特区传播协会理事会跨文化对话中心主任。
林文刚：美国威廉·彼德森大学传播学教授，美国媒介环境学会副会长。
单波：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2020年，新冠肺炎病毒全球蔓延，全球交往惨遭撕裂。病毒、传染、隔离、死亡使人类陷入恐惧、怀疑、争吵，也激发了人类拯救自我的力量，寻找合作、共存、共在的路径。从传播学家那里我们可以听到怎样的反思呢？笔者通过邮件访谈了七位来自世界各地的传播学者，他（她）们顺着跨文化访谈的框架，展现了全球疫情语境下人类交往的跨文化反思。
问题一
辛静：疫情发生以来，人们在反思，从野生动物传播到人类的疾病是人类经济发展所付出的代价。事实上，人类在这些方面已达成共识，却难以达成行动，难以做到“不越界”。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唐纳德·马西森：关注新冠病毒等疾病的传播源和载体对医学很重要，但从文化层面探寻事物发生的深层原因，它往往会倾向于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如果人们都像“我们”这样生活，就不会有这种疾病了，这种说法是一种从差异中看待疾病的简单解释。所以，对于蝙蝠或穿山甲的讨论把我们带向了完全错误的方向。我赞成生态范式，也就是说，通过我们建立的宏观社会结构来审视我们所有人对人类和世界的长期影响。
林文刚：从一个角度来看，人类发展中嵌入了某种浮士德式交易，因为我们总要为所获得的一切付出代价。因此，问题不仅在于疾病的爆发是否是人类经济发展所付出的代价，同样重要的是：谁在付出什么代价？他们付出多大的代价？为什么？此外，这些问题根植于社会道德层面，与社会公平、公正密切相关。事实上，不是每个社会成员都会为社会的任何发展或进步付出同样的代价。并非所有社会经济阶层的人都遭受相同的死亡率或承担相同程度或比例的经济损失。因此，尽管新冠病毒作为一种疾病的来源并不歧视个体，但我们必须反复提醒自己，社会不公平确实存在。
单波：病毒一次次提示我们人与动物的相互依存关系，但每次在感受了撕心裂肺的伤痛之后，活着的人为什么依然会失去对这种互动关系的敬畏？除了前面专家所讲的以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理性的自负，发明疫苗、新药或治疗方法的人类，自身也被“发明”为可以战胜病毒的理性的人，一个因欣赏自身理性能力而再次增强人类中心主义信念的人，自然会“好了伤疤忘了疼”；二是责任分散，在保护动物、保护生态方面取得共识，并不一定产生“共同行动”，因为人们总是希望别人会多承担责任，当出现这种想法或行为的时候，人与人的信任关系就很脆弱了，人就容易在怀疑中进入“理性的不合作状态”。
问题二
辛静：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造成普遍的隔离，威胁群体间交往，这将对全球化带来怎样的影响？
大卫·马修：全球化有一定的脆弱性，因为它多多少少都有更深层次的文化联系。新冠疫情或许会显示这种全球化的解体是多么简单。当一个人总是审视文化差异，看看是否有风险和潜在的危险时，新的驯化可能会发展起来。随着各国开始致力于实现文化和经济的真正独立和自主，以商业为中心的信任可能破裂。这对什么是“安全”是一个新的定义，它可能会瓦解一个广泛的资本主义体系，这个体系在形式上存在差异，但从根本上取决于相互关联的市场，以及相对自由进行跨市场和跨文化贸易的能力。
格雷汉姆·默多克：全球化的运作涉及多个层面，这些层面对群体间关系和跨国合作具有不同的影响。一方面，基于国家竞争对疫情危机的反应明显增多；另一方面，各国应对疫情造成的经济衰退时出现了明显的反全球化动力，很少或根本没有国际协调。各国正全神贯注解决本国境内经济和社会问题。我们可以在科学界进行跨国合作以对抗逐渐走向国家孤立的消极运动。人们愿意分享数据和想法以寻求解决方案，创造一个研究和智力方面新的全球共和国。这不仅是应对紧急情况的需要，而且可以作为长期战略，解决使病毒得以在全球传播的环境和经济政策问题。
问题三
辛静：有一种比较具有迷惑性的看法：病毒的发展轨迹不仅与新型冠状病毒的性质有关，还与文化有关系。怎么看待这一观点？
林文刚：有很多角度可以阐释这个重要的问题。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当前的冠状病毒确实不仅具有疾病的生物学本质，同时也深深融入人类文化，即人们不同的生活方式、信仰体系、日常生活规范和实践。所以，谈论病毒的科学发现或认识病毒是一回事，如何在不同的社会政治文化中理解这些发现，然后交流或采取行动则是另一回事。我们的确需要从社会建设和文化理解的角度批判性反思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单波：把新冠疫情的发展与文化扯上关系很容易导致以静止的眼光而非发展的眼光看文化。在我看来，文化不仅意味着按照某种文化观念互动，还意味着在交往与竞争中创造某种互动方式。比如戴口罩的东亚年轻人并不天生隶属于集体主义文化，而是把口罩作为自我表征或与他人隔离的工具，这都是日常生活的互动使然。正是因为文化会创造某种互动方式，才会有文化混杂性、文化交叉的表现，不看到这一点便很难创造交流的契机。
问题四
辛静：新冠肺炎病毒是否成为不同文化间差异的“放大镜”？人们在看见、呈现他者时似乎更多关注不同之处，比如是否戴口罩、是否封城防疫等。此次疫情对不同文化群体间的沟通有怎样的启示？
克利福德·克里斯琴斯：这是一个以疑问形式提出的敏锐分析，上述例子也是令人不安的现实。许多国家都报道了对病毒多发城市的偏见，由疫情引发的心理压力增加，使得基于阶级、教育、年龄和收入的偏见不断增长。在美国，新冠肺炎疫情放大了引起恐慌的种族失衡，不同族裔面临的感染率和医疗条件的情况差异很大。显示这种不平等的放大镜清楚地表明，美国的公共卫生机构必须扩大资源并提高效率，以便感染者无论社会经济地位如何都能平等获得高质量的卫生资源。
格雷汉姆·默多克：当遭遇威胁时，人们不出所料地会寻找某个人或某件事来为他们的不幸负责。偏见系统提供了现成的假设群和图像库，这些假设和图像可以很容易地被绘制出来，并立即在大众层面被理解。更普遍地说，对突发事件的研究始终显示一种明显地将责任归咎于外部力量的倾向，其后果不仅会转移人们对造成这种局面的内部缺陷的注意力，还会强化“我们”国家与“他们”外来者之间的简单二元划分，并模糊社会内部的深层分歧。新冠病毒不可避免地暴露了通常被推到幕后的社会分裂和不平等。
问题五
辛静：怎样看待“新冠疫情最大的威胁是人性面具下的野蛮（barbarism）”的观点？
唐纳德·马西森：我不觉得“野蛮”这个词有用。它起源于希腊，描述的是不遵循希腊文化习俗的人，从那时起，它就开始指涉因为不遵循“我们的”文明而变得不那么文明的人。文化等级思想常常为统治阶级和殖民主义辩护。然而，这个词对我来说太广泛了，无法描述我遇到的对于冠状病毒的“他者化”反应。有许多重叠的文化类别被用来形成带有偏见的陈述，比如反对科学权威引发了社交媒体等非官方渠道中流传的许多奇怪的补救措施，这与人们对疫苗接种、专家精英和整个国家权力的忧虑有关，它们结合起来，产生了基于偏见的分歧。
温迪·利兹-赫维兹：据我所见，这场疫情既展现了人类最坏的一面，也展现了最好的一面。那些不辞辛劳帮助家人、邻居甚至陌生人的故事远远多于那些利用这一机会回归野蛮的故事，这是希望的象征。
问题六
辛静：有学者认为，新冠肺炎病毒的持续蔓延激活了蛰伏于人类社会中的意识形态病毒，如假新闻、污名化、偏执的阴谋论和种族主义，甚至引发了交流的战争，您怎么看？
克利福德·克里斯琴斯：我看到的所有研究证据都证实了这个结论。已经释放出的意识形态病毒数量惊人，这对于我们传播学来说尤其困难，我们希望公共传播能够应对这场危机挑战，不受危机的负面影响。不过，意识形态病毒虽在增长，但并没有压倒真相。真相是健康社会的核心，是科学、教育和商业所必须的，也是人际关系的核心规范。来自世界各地伦理体系的基本理念在新冠肺炎疫情中被证明是正确的。几乎在每个社会中，医学事实都占据上风。
大卫·马修：我不确定我们是否能将所有这些“意识形态病毒”与新冠肺炎病毒联系起来。毫无疑问，交流传播之战数年来一直在全球不同的背景下展开。这种新的传播战争游戏所引发的新的不稳定性，产生了我的文章中所说的“新口碑文化”（new Word-of-month culture）：社交媒体新闻和分享，现在与工业化的、算法衍生的将个人活动与其他信息茧房关联的模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新冠肺炎疫情产生了许多这样的例子，强化和加剧了我们的新信息流的弱点和不稳定性。它还产生了一种监视我们兴趣的工业体系，我们一直在极度商业化，有时是新闻驱动的方向上被掠夺。
问题七
辛静：此次疫情中，社交媒体似乎站在了风口浪尖，您如何评价社交媒体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角色与作用？
唐纳德·马西森：在西方，社交媒体因放大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而受到广泛批评，也迫使美国最大的社交媒体公司承担一定责任，而西方媒体的报道则赞扬了微博的作用，包括公开武汉出现病毒的消息，网民分享主流媒体上没有出现的信息。这两种占主导地位的叙事——信息污染和言论自由的益处——制造了一种错误的二分法。我认为社交媒体的一个被忽视的强大作用是在社会混乱和隔离期间建构社群，当然，这可能于社会各群体并不都具有建设性。社交媒体社群也会推动监视、谣言分享以及“我们”和“他们”的结构建立。
林文刚：依我之见，在疫情以及任何其他危机期间，社交媒体的使用情况如何或能发挥多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优质媒体的培育和民众信息素养的提升程度。我的观察是：首先，在疫情期间，将富人和穷人区分开的数字鸿沟的类型和程度将持续显现（如果不是放大的话）；其次，疫情期间的完全在线教学也突出了识字率的差距，将那些能够读写的学生与不能读写的学生区分开来；最后，正如我前面强调的那样，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不仅要在各级学龄学生中，还要在社会各阶层人士中，提升媒介和信息素养教育。
问题八
辛静：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部分省市除了依靠基层行政体系和社区组织体系进行群众动员外，还采用了一些地方文化符号，例如通过地方戏剧的网络微视频、改编的各种情景剧等手段进行防疫动员。您所在的区域有基于地方文化元素的防疫动员吗？效果如何？
克利福德·克里斯琴斯：我们当地有许多基督教堂，还有一些犹太教堂和清真寺。多种视觉产品被制作出来，教家庭成员如何在隔离期间享受彼此的共处。网络上可以观看礼拜仪式、说教、音乐和家庭活动的直播，许多歌曲、祈祷、诗歌和绘画都是在当地创作并上传到网络的，以帮助那些正在悲痛哀悼的人们。学校的老师也强调各种互动交流，他们与学生使用各种在线交流方式，学习的同时也为彼此提供情感力量，提高文化洞察力。
单波：在武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封城初期，为了劝人们戴口罩，推行了“全民口罩运动”。在这个行动中，戴着口罩出门的人们成了流动的隔离者，既让口罩从作为病毒的隔离物，延伸为防范的媒介，又使其转化为“年货”“紧俏物资”，成为资源配置、关系连接的媒介。平时习惯戴口罩的明星或耍酷的年轻人，把口罩作为减弱交流不适的工具，现在口罩转化为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表达爱心的工具，“别忘记戴口罩”“送你一盒口罩”成为最暖心的话语。
问题九
辛静：你是否认为，新冠疫情将使世界格局发生变革，历史经验将被分为新冠前（B.C，Before Corona）和新冠后（A.C，After Corona）？
大卫·马修：我认为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它既是文化的，也是经济的。这一变化也是一种认识，即可能需要重新考虑人类与世界的关系，以及我们可能需要如何改变这种关系，使之成为一个更具环境可持续性的星球。同样清楚的是，我们需要发展我所说的新的全球公民权。这场危机清楚地表明，我们都应该成为全球文化中这些更广泛的决策和路径中的明确代理人。
格雷汉姆·默多克：现在很明显，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了一场结构性危机，影响到现代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引发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评论家们越来越多地将其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相提并论；人们越来越多地质疑建立在过度消费基础上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并重新思考什么是美好生活的优先事项和概念；强制封锁带来环境的好转促使人们在疫情后提出的任何改革建议中都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共同承担风险促使社区层级建立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同时重新考量不同类型工作的社会价值；这一流行病还使得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所加剧的严重社会不平等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一旦疫情得到控制，新冠病毒对日常生活将带来什么变化，一如既往地取决于抗争力量的平衡。
问题十
辛静：中国的主流观点认为，此次疫情更凸显了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唯有团结合作，才能应对各种全球性的风险挑战。您是否赞同这样的说法？
温迪·利兹-赫维兹：如果我们面临全球性挑战（就像我们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所做的那样），我们就必须准备好全球应对措施。这就是为什么如此多的科幻小说假设外星人入侵时，理所当然地认为地方或国家的争执会被立即搁置一边，以对抗共同的敌人。我们现在就被入侵了，所以我们必须在共同的战斗中合作。
问题十一
辛静：我们如何才能更好地为应对下一次全球性挑战做好准备？
温迪·利兹-赫维兹：如果我们不必每次都重蹈覆辙（reinvent the wheel），那真的会很有帮助。不仅与其他国家共享信息，而且与子孙后代共享信息也会有所帮助；增加而不是减少对世卫组织等主要国际组织的资助将有所帮助；想想这次需要做而没有做的事情，然后下次这样做也会有所帮助。
林文刚：全世界目睹了来自不同地缘政治边界和文化环境的利益相关者在应对疫情时的得与失。现在应该很清楚的是，在应对新冠病毒爆发所带来的问题和挑战方面，没有一个社会或国家做得绝对正确。因此，我们将需要来自不同领域的大量专业知识，以更好地为下一次全球挑战做好准备。我们可以对世界各地的“最佳做法”进行一次调查，当然，相关利益者也需要知道，如何将他们从世界各地学习的最佳做法本土化。
辛静：
一直身处疫情中心武汉的我，自2020年1月以来，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亲朋师友的关切问候。在接下来的数月中，武汉的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全球的疫情形势却趋于严峻。在此，由衷感谢嘉宾们在克服重重困难抗争疫情之时接受采访，探讨疫情背景下对全球交往的敏锐洞察与深刻反思。
学者们犀利指出的一系列问题围绕着三组核心关系展开。一是人与环境的问题，二是人与技术的问题，三是人与人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学者们提出了至少三方面的反思。一是反思自我，二是反思当前信息环境的复杂性、不稳定性和动态性，三是反思社会结构的断裂和全球协作的匮乏。
同时，致敬为我们带来希望和力量的世界各地的道德楷模，感恩他们在现实生活和网络社群中带给人们的真诚、慷慨和善良。
本文为简写版，全文可在“中国知网”查看，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如需查看或引用原文，请参考如下信息：
辛静. 全球疫情语境下人类交往的跨文化反思：传播学者访谈录[M]. 单波.跨文化传播研究(第二辑).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20(02):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