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为什么有趣？
无论是彼此认识的人，还是陌生人，具有相同语言的人们之间的数字传播变得越来越普遍。在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语言的人们之间，这种情况也越来越常见。
数字传播（digital communication）提供了新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反映此问题的基础之一，是考虑如何将数字化跨文化传播（digital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与面对面交流进行比较。下面我们将讨论这两种交流形式的一些弊端和优势，我们提出数字传播的挑战是广泛的，因其同时影响了单一文化（monocultural）和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我们还将探讨跨文化传播特有的一些问题，并讨论跨文化传播在互联网上数字化时会发生什么。
最后，我们将讨论数字传播是否以及如何改变文化，并将这一讨论与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霍夫斯泰德（Hofstede）和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WVS）的全球文化分类和理论联系起来，以便探讨这些理论中提出的文化特征如何被与日俱增的数字传播影响，以及数字传播又如何反过来对文化发生变化的国家之间的跨文化传播动态产生影响。
二、不同交流类型的定义和特征
我们将把“传播”定义为“不同类型内容的共享”，例如事实性、情绪性和有意义性（意志性）的内容，这个定义使用了“分享”（sharing）而不是“转移”（transfer）一词，有利于强调信息的发送方和接收方同等重要。所谓“跨文化传播”，是指具有不同国家-种族背景的人之间的交流互动。
人类的基本交流方式是“面对面”和“多模态”的，涉及五官，即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的调动。它有“共时性”（cotemporality，即同步性）和“共现性”（copresence，即传播者共享“这里”和“现在”）的特点。它还是“可识别”的，即具有交流伙伴之间相互识别和认同的可能性。
数字互联网传播大多不是面对面和多模态的。当通过互联网进行面对面交流时，通常只有两种感觉方式是可能的，即用于写作、看图和影像所需的“视觉”以及用于谈话、听音乐和其他声音所需的“听觉”。在空间方面，数字互联网传播总是意味着“不共现”，即交流的双方处于不同的物理位置。关于时间，数字互联网传播可以是同步的（对于交流者来说，时间是同步的），也可以是不同步的，即可以有不同的发送和接收的时间。
数字互联网交流可以是“匿名的”或“可识别的”，但是，在数字互联网交流中，比起面对面交流，可能没有真实身份识别的匿名性要普遍得多。
三、利用数字互联网加强和拓展交流
数字互联网传播为大多数用户带来了更广泛的联系。对许多人来说，交流已经变得更加全球化，这也使得联系的速度加快。这为信息共享、协作与合作等活动打开了大门，并且已经用于抗击环境破坏和流行病等。
因此，数字信息和交流使信息的存储、处理和共享活动大大增加，这对科学合作和新闻共享产生了积极影响，但也使监视更加容易。现在，从政府到商业公司和罪犯，许多不同的行动者可以跟踪“网民”的行为。同时，越来越多由人工智能支持的交流也出现了。
数字交流既可以积极地用于协作与合作，也遭到了更多质疑。它可以用于科学、新闻、商业或交友，也可以用于赌博、恶搞、色情、监视、间谍、犯罪和战争等。下面，我们将重点关注与数字互联网传播相关的一些问题和挑战，首先将数字互联网交流与面对面交流进行比较，然后继续讨论与数字互联网传播相关的一些更普遍的问题和挑战。
四、基于互联网的数字交流与面对面交流的比较
由于缺乏空间的共存，以及数字互联网交流比面对面交流具有更少的共时性，数字交流意味着更少的多模态。但即使数字互联网交流正在逐渐改善，它也缺乏面对面交流的整体性共现（co-presence）的质量，且没有触摸、气味或味道。此外，数字互联网传播经常出现故障，出现问题时通常不易调整。
面对面交流和基于网络的数字交流的另一个区别是，数字互联网交流缺少一个理所当然的、共享的语境和文化背景。面对面的交流通常存在一个丰富的共享环境，相比之下，数字互联网交流是贫乏的，并且常常需要补充额外的情境知识。有趣的是，这会使互联网的监控变得更加困难，监控人员也会面临被误解的风险。
此外，在数字互联网交流中，交流者的可识别性较差，匿名性较高。不共现的数字互联网交流确实也允许真实身份，但如果交流者出于某种原因想隐藏身份，匿名和假身份是非常容易获得的。如今，在许多国家，网络欺诈比直接盗窃更为普遍。
五、数字互联网增长
我们现在将考虑与数字互联网传播相关的一些更普遍的问题和挑战。互联网造成了所谓的“数字鸿沟”，在世界大多数地区，老年人、穷人以及处于弱小文化和使用小众语言的成员都会遭遇这种状况。其他相关的问题可能还有数字通信的“脆弱性”。由于它依赖电力，可能会出现电力故障、自然灾害或破坏，它还依赖于一个足够强大的互联网连接的可用性。此外，数字传播还会遭遇恶意的网络攻击，其可以阻断交流、传播病毒等。
数字交流对健康也造成了一些影响。数字交流导致身体活动减少。它创造了一种静止、久坐的文化，间接引起全球范围内肥胖和糖尿病等相关疾病的增加。世界卫生组织甚至称，在当今世界，肥胖是一个比饥饿更严重的问题。从权力和政治的角度看，控制权、权力和影响力可以通过监视、“诱骗”和蓄意破坏等新的方式来行使。许多数字服务背后都隐藏着经济和国家利益。所有权和控制权多掌握在一些占据垄断地位的美国公司以及一些强大的国家手中。
数字交流也对认知和社交产生了影响。在互联网上窃取信息的情况剧增，带来更多的抄袭，使独立思考更少，许多人已经越来越局限于自己的“网络信息泡沫”。匿名的可能性和接触范围的扩大，加上接触的速度和频率的提高，也有可能带来更多没有深度的、肤浅的社会接触。这导致了一种肤浅的集体主义（Facebook/微信）以及自恋-自我崇拜（比如自拍）。
一般来说，基于互联网的数字交流使得间接的互联网接触逐渐取代直接的面对面联系。我们被告知我们得到了更多的服务，但事实上，我们被告知的往往是一种关于数字传播的积极影响的炒作信息。
六、在基于数字互联网的传播中增加跨文化联系
为了比较基于国家单一文化和单一语言的数字传播与基于跨文化和语际网络的数字传播，我们可能首先需要认识到地球上有6500-7000种语言和民族文化。我们还需要承认基于网络的数字传播正在加强跨文化和语际以及单一文化和单语的交流，一些遭受灭绝威胁的小语种和文化正通过数字援助得到加强和保护。
数字互联网传播还意味着，所有类型的跨文化传播都大大增加，即跨文化（cross-）、文化间（inter-）和转文化（transcultural）传播都得到了加强，数字化多语言和多元文化交流的多样性也得到了加强。反过来，这意味着存在更多的跨文化影响，国家之间的相互借鉴增多，随即也带来更多趋同。因此，同质性和多样性都是全球数字化的结果。
此外，基于互联网的数字通信的发展为跨文化协作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我们还可能看到跨文化影响和转移以及“跨文化性”的增加，这将带来超越目前单一文化的新的文化空间，创造混合或全新的文化形式。
七、数字跨文化传播面临的其他挑战
单一文化和单一语言交流可以依赖于一种共同的语言和或多或少相似的文化背景。因此，它比依赖非共同语言和非共享文化背景的跨文化交际受到的限制要小得多。这就意味着，跨文化交流往往会因为使用一种习得的语言或手势，由口译员或翻译员加以转换而变得不充分，而使用谷歌这样的数字翻译工具则往往会使交流更加贫乏。
除此之外，跨文化的数字互联网交流的增加还存在其他我们不应忽略的挑战和弊端。如上所述，其中一些弊端是认知层面的，因为与面对面交流相比，数字互联网交流（尤其是数字跨文化传播）总体上会使缺乏理解或肤浅理解的风险增加，有时由于缺乏共同的背景和共同的文化语言能力，还可能导致误解甚至引起冲突。
八、数字互联网与文化变革
根据以上的观察，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基于互联网的数字化正在导致文化变革。研究这一假设的一种方法是去思考我们在上文讨论过的一些因素如何在已经提出的全球文化分类中影响不同民族文化的特征，其中最著名的是霍夫斯泰德、爱德华•霍尔和世界价值观调査的理论和分类。
（一） 霍夫斯泰德
霍夫斯泰德提出的文化维度经过两次补充，目前文化维度的列表是:女性气质与男性气质、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不确定性规避、权力距离、长期取向、放纵与自我克制。
如果我们在前文提及的关于单一文化中的数字传播的后果是正确的，那么它们会导致更多快速和浅层的联系。比如，根据霍夫斯泰德的研究，瑞典应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女性化的国家，其中的一个证据就是瑞典会更关注国家的福利关怀（well-fare state caring）。这种关注与对数字服务的日益依赖相结合，其中数字关怀（尤其是出于经济原因）将取代人类护理。
此外，我们也更难预测更快、更肤浅的接触对“不确定性规避”意味着什么。也许，它会导致更多的接触、预防和计划，但也有可能带来更多的暗中监视和干扰。这也会导致新形式的“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也许这在那些已经有高度规划和避免不确定性的国家中更为显著。
关于“权力距离”，互联网匿名性的增加，加上更快更肤浅的接触，意味着交流者的权力状态更不易被了解。这可能意味着平等交流的互联网实践的增加，甚至可以发生在中国这样被霍夫斯泰德称为有很大的“权力距离”的国家。
如果我们考虑霍夫斯泰德的两个最新维度一“长期导向”以及“放纵与克制”，传播速度的提升和肤浅性的增加将不会倾向于“长期导向”。哪怕在中国这样被霍夫斯泰德称为“长期导向”的国家，关系也会变得短暂。关于“放纵与克制”的维度，交流速度的提高、自恋和肤浅的增加使得交流更倾向于“放纵”。
所以，根据霍夫斯泰德提出的六个维度，我们认为数字互联网将增长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肤浅形式的女性气质和放纵；它将削弱权力差异、关怀、长期取向和自我约束。如果这些关于文化变化的观点是正确的，它们也应该对跨文化传播产生影响，当它们发生时，其性质将更容易描述。
（二）爱德华•霍尔
爱德华•霍尔提出了文化比较的几个维度。这些维度有：（1）语境，包括高语境和低语境；（2）时间，包括单一时间和多元时间；（3）空间，包括个人空间和地域性。
如果我们从“语境”开始考虑，互联网在没有共享语境的情况下增加了交流，根据霍尔的观点，文化的低语境特征将因此有所增加，从而要求更明确的言语信息而削弱了“内部群体”的重要性。高语境表现在特定的活动和群体中，而低语境则在数字交流中更普遍。
关于时间，单一时间文化与多元时间文化是不同的。在单一时间文化中，时间是线性的，事件在有限的时间间隔内是不同且连续的。在多元时间文化中，事件可以重叠、同时发生，并且在时间上具有较少确定的边界。互联网应该增加多时性，因为它使参与多种活动成为可能，并降低了共享时间性和严格时间限制的重要性。
关于空间，互联网意味着“匿名性”和“非共享存在”的发生，并将在传播者之间增加匿名性和非共享存在。这将加大交流者之间的空间距离，至少在互联网上是这样的。关于地域性，在互联网上，尽管有防火墙的控制，但其很难控制一个“地域”，因此，地域性应该会被削弱。
因此，基于互联网的数字化，爱德华•霍尔提出的文化特征的影响似乎在特定的活动和群体中体现了高语境的特征，但有时在互联网传播中更普遍地强化了低语境的特点。在时间上，互联网会降低单一时间性的重要性，并允许多元时间的增加。至于空间，个人距离将会扩大，从而缩小地域性。
（三）世界价值观调查
世界价值观调查（以下简称WVS）在很大程度上源于Ronald Inglehart和Christian Welzel提出的理论和文化维度。他们根据两个维度绘制了世界文化地图：（1）“传统”与“世俗理性”；（2）“生存”与“自我表达”。
数字化和互联网意味着信息在全球的传播速度加快，并正影响到新的人群。一般来说，这也意味着“世俗-理性”价值将以牺牲“传统”价值为代价而增加。“传统”价值观的力量可能会在特定的互联网泡沫中增强，并得到证实性偏见或所谓“防火墙”的支持，阻止未证实的观点进入。
在“生存”与“自我表达”之间，互联网显然通过社交媒体（如Facebook，YouTube和微信）和自拍加强了“自我表达”。即使数字化倡导者试图证明数字化和互联网也可以在提高不同地区的生活质量并在生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其对“生存”文化的价值正在被削弱。
综上所述，结合WVS所提出的维度，基于互联网的数字化传播，除了特定的互联网泡沫之外，似乎更强化了一种文化的世俗理性特征而非传统价值。它似乎也加强了对自我表达的关注，而不是对生存的关注。
九、总结与反思
基于互联网的数字传播将增加，这意味着基于数字互联网的跨文化传播也将增加，这为交流增加了许多新的可能性，但也存在许多缺点和挑战，无论是对单一文化传播还是对跨文化传播。我们还看到，基于互联网的数字化传播既削弱又强化了多元文化主义。它导致更强的数字支持的单一文化主义和单一语言主义，但也推动了更多的接触和文化之间的影响。
基于互联网的数字传播及其影响也会引发文化变革，我们在上文讨论过的三种著名文化分类法中提出的文化特征可能会受到影响。然而，这些变化又将如何反过来影响跨文化传播，将是未来值得研究的问题。
作者简介：延斯·奥尔伍德（Jens Allwood），瑞典哥德堡大学教授。
本文为简写版，全文可在“中国知网”查看，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如需查看或引用原文，请参考如下信息：延斯·奥尔伍德，胡湉湉. 数字化跨文化传播的后果：互联网时代的跨文化传播[M]. 单波.跨文化传播研究(第二辑).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20(02):93-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