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冠疫情期间中美话语修辞比较分析的理论背景
现代意义上的修辞在汉语里主要是指文体的修饰和语言使用的技巧，比如比喻、拟人、排比和夸张等。“修辞”的现代含义是从日语转译过来的。在日语里，这个翻译仅包括文体的修饰，漏掉了“rhetoric”在西方理论和实践中辩论和说服的部分。在西方，“rhetoric”包括语言使用的社会意义和政治影响，常和话语、演讲、词语交叉使用。本文暂且使用在中国已经约定俗成的“修辞学”，但其目的不是分析语言的艺术特征，而是集中在说辩的含义，以及在不同文化里话语使用的特点及对思维和行为产生的作用。
西方的修辞学自古希腊起就与伦理学、政治学、哲学和逻辑学紧密相连。Rhetoric同时也是古希腊民主和法治的产物。因为古希腊的民主制度给每一个公民参政的权利和演讲的机会来表达他们的意见。这样演讲和说服能力就成为每个公民极为重要的潜质。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公元前221），百家争鸣、七国争雄，有许多关于士人游说君王的记载。他们周游列国，四处游说，在各国之间斡旋，为国王提供信息、执政要领、谋略和兵法。但中国传统的说辩实践主要局限于宫廷内帝王和大臣之间的说服活动。
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区分理论是跨文化传播中应用最广泛的理论。集体主义被定义为将群体利益和目的置于个人之上，而个人主义则是把个人利益和目的放在群体之上。西方学者们一致的结论是中国文化是集体主义的，而美国文化是个人主义的。从20世纪90年代起，这种两极思维和简单的结论在跨文化传播的领域里受到挑战。有些批评学和修辞学学者开始关注历史、权力、话语和文化认同对不同文化和沟通行为的影响，使用批评学和修辞学的方法研究媒体在不同的文化情景中对人们认知和行为的影响。
笔者将采用修辞学和跨文化传播学的理论，从中西不同文化传统的角度来分析新冠疫情期间中美的话语修辞区别，然后分析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文化倾向在两国控制疫情期间的作用，最后谈人文科学对应对疫情的重要性。采用的例子来自中美两国的主流媒体。中国方面的主要是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网、新华网、中新网和其他官方网站；美国方面的主要是《纽约时报》、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台、CBS、NBC、CNN和ABC。
二．中美文化传统在疫情传播中的修辞呈现
在疫情期间，中国主流媒体的话语偏向于颂扬和赞美而，美国的主流媒体偏向于批评和指责。
中国官方话语里的赞美传统要追溯到《诗经)》里的修辞特点。《诗经》里的“美”“刺”“谏”三个修辞特点一直贯穿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历代君王皇帝都被颂扬，英雄得到赞美。在这场疫情中，中国的主流媒体的报道中颂扬和赞美的修辞特点比较明显。比如在主流媒体上常见的标题是:“国家有力量，战‘疫’有底气”。医护人员被赞美为“真正的英雄”和无私奉献的“白衣天使”。
对比美国，我们可以注意到他们的主流媒体对总统、政府机构的批评指责较多，对医护人员负面情绪的报道较多。比如美国的电视及报刊从2020年3月疫情在美国爆发以来不断地批评特朗普总统和白宫政府部门对疫情没有足够的重视，没有及早做好应对准备，从而导致试剂准备不足。美国主流媒体除了报道医护人员的辛苦，称赞他们是英雄以外，更多地报道他们的经历和感受。被媒体采访的很多医护人员表示他们非常恐惧、焦虑、悲伤和有压力。
中美两种文化传统和修辞特点在疫情面前各有利弊。中国主流媒体的话语突出政府领导有方、体制优越和传播正能量，从而使全国上下众志成城、团结一致。这种过于偏向正面报道的修辞呈现方式与中国从古至今对权威的赞美文化习惯有关，但确实能够激发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相比之下，美国主流媒体则聚焦疫情如何发生、政府有哪些失误、怎样部署抗疫的战略、如何追查责任以及对医护人员恐惧心理的描述。美国方面太多的负面报道也确实让人感到沮丧。由此可见中美两国主流媒体的话语和修辞方式截然不同。除了体制因素以外，这些不同也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文化观念和传统。
三．中美疫情报道修辞差异：话语、语境、说服手段
中国和美国的主流媒体在疫情期间的话语使用和说服力方面还有一些其他的区别。
第一，美国的公共话语和私人话语显得更加接近，中国这两种话语的差别较大。在美国主流媒体上不管是哪一级的领导，他们的话语大多比较简单直接，不断重复地告诉美国人：“待在家里、勤洗手、咳嗽和打喷嚏时用手肘护住嘴鼻，保持社交距离。”美国老百姓的私人话语也基本是用这些简单、直接的语言提醒自己，嘱咐家人和朋友。在中国，主流媒体的话语比较正式和官方。比如，“众志成城，中国必胜！”民众之间的私人话语，如同朋友家人的讲话会比较直白和口语化。如“非常时期多多保重”等。有一些私人话语或口头禅被用做街头、村头的标语或顺口溜。比如，“今天到处乱跑，明天坟上长草”。
第二，中美两国主流媒体在抗击疫情中的语境也有很大区别。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沟通方式属于高语境文化，能猜出说话人的意图是一种沟通能力。美国文化和美国人的沟通方式相对偏向低语境文化，说话的人承担更多把话说得清楚和具体的责任。在疫情中美国主流媒体中常用的低语境例子有“social distancing”（保持社交距离）。相比之下中国医护人员在一些电视镜头里举的标语是“众志成城，我们必胜”。
第三，中美两国主流媒体合用了不同的说服手段。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修辞学》里论述了使用语言说服受众的三要素:伦理诉求（ethos）情感诉求（pathos）、逻辑诉求（logos）。伦理诉求是指演说者用道德观念和人格魅力打动听众。情感诉求是指演说者使用情感化的语言（如怜悯、忧愁、悲伤或仇恨）来激发受众的心理反应以达到说服的目的。逻辑诉求是指演说者使用演绎逻辑或归纳逻辑的推理方式来说服对方。根据笔者的观察，中国媒体在疫情中使用的语言偏向高度道德化和情感化。相比之下，美国的主流话语在疫情期间更多地使用归纳逻辑推理。
四．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价值观在疫情报道中的影响比较
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意识是在清朝灭亡、建立共和后逐步形成的。而集体主义观念是在1949年以后，公有制经济确立后才进一步得到加强的。民族主义观念又强化了集体主义意识，中国人从小接受的爱国主义教育都是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在抗击疫情期间，中国人民，尤其是医护人员、志愿者都表现出极大的为国牺牲精神。许多媒体文章的标题，如“这次疫情让我感受到了祖国的伟大，人民的团结！”“最伟大的力量是同心协力”“全国一盘棋，强大行动力”都表现出集体主义的文化特征。
与中国的集体主义相比，西方的个人主义始于马丁·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经过了较长的发展阶段。美国个人主义的特点是独立、自立、自我实现，尊重个人选择、个人隐私等。对有些美国人来说，隔离、戴口罩都是对个人自由的限制，所以“宅家令”并不能彻底执行。美国的个人主义还表现在新闻报道的个性化上。美国主流电视经常报道普通人的死亡，报道他们的生平以及给普通家庭带来的痛苦。
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并不一定是两个极端，两种文化倾向其实是交融互补且不断变化的。美国在很多方面也表现出集体主义特点。比如Food Bank、 Soup Kitchen在疫情中免费为穷人提供食品；很多人把政府发的救济金直接送给了生活上更需要的人。
五．结论
根据以上对中美两国主流媒体在抗击新冠病毒中的话语分析和比较，笔者进行了如下反思，以作结语。
第一，语言和修辞对思维和行为有很大的影响作用。在2020年3月中旬的疫情中，特朗普总统在电视上多次公开把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这一说法加剧了美国社会对亚裔的歧视和言行暴力。掌握修辞学的知识能帮助我们对语言的使用保持警惕，使我们具有自我意识、反思能力和批判精神，敢于质疑极端和不公正的言行。
第二，在疫情期间，我们应该多体现人文关怀，同情和善待他人。中国传统思想基本都是关注人学的，教导我们如何关怀他人、修身养性，怎样平衡阴阳、控制欲望和情绪。在疫情面前我们尤其需要这些品质和自控能力。大难临头时，人们更加需要同心协力、互助合作的博爱情怀，而不是“甩锅”和撕裂。
第三，人类是互相依靠和联结的。人们使用Zoom保持联系，举办生日、婚礼和毕业典礼等各种庆祝活动，学校网上授课，人们互相关心和照顾，国与国之间互赠互购医疗物资。新冠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不分种族、不分国籍，只要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存在疫情，人类就得共同面对。通过疫情，希望我们能学会关心每一个个体，关注生命（包括动物的生命），尊重人性，保护环境。
第四，人文科学的研究和反思具有重要意义。人文科学能帮助我们培养积极向上的心智和宽广的视野，教导我们宽厚待人、欣赏自然、敬畏生命、拥有慈悲心和正义感。在当今世界，包括在美国，人文科学不被重视，专业选择变得功利化，人们过于重视知识性和专业性，从而忽视了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忽视了信仰和精神世界对人生的指导作用以及语言修辞对思维和行为的影响作用。在疫情中，人们寻求精神安慰和信息的真实，这些都是通过人文科学来培养的。
笔者认为，应推动人文科学的研究。作为个人记录下你所听到、看到和经历的人和事。同时，我们需要坚守良知和常识，敢于向不公平发声，同情、支持和帮助遭遇不幸的人和弱势群体。大家都要跨越自己的区域认同界限，审视自己的偏见，警惕别人的偏见和极端语言。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有时是政治斗争，但更多情况下是我们不理解对方的文化背景、沟通形式和修辞手法所造成的误会、矛盾和偏见。学校应该加强人文科学的师资培养及学科建设，每个人都应该学习哲学、修辞、历史和文学以丰富个人的精神世界，拓宽看问题的视野。
作者简介：
吕行，美国迪堡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东西方修辞学比较、政治话语分析、跨文化沟通、华裔文化认同。
本文为简写版，全文可在“中国知网”查看，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如需查看或引用原文，请参考如下信息：吕行. 中美新冠疫情报道的修辞及其跨文化比较[M]. 单波.跨文化传播研究(第二辑).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20(02):124-1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