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和武汉大学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联合编撰的学术集刊《跨文化传播研究》（第三辑）已出版。中心公众号将对集刊中的文章或文章主要内容进行推送，敬请各位读者关注！

本次推送第三辑序言《跨文化理解的可能性》。

人类深知理解的不确定性，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理解的不确定性，由此保持了对理解问题的敏感性，也让“理解”的烦恼如影随形。一般说来，这种敏感性的强弱与社会是否开放呈现某种相关性。当社会处于封闭状态时，同一性会使人们失去相互理解的需要，而当社会越来越开放，多元性则会使人们关注群体间交流情境下理解的可能性。

在我的记忆中，正是改革开放唤醒了中国人的理解需要，也使中国人有了“理解”的烦恼，其中有两次比较大的烦恼值得回味。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的流行语“理解万岁”释放出中国人强烈的理解需求。那时，社会开放唤醒了中国人的主体意识，而时代交替与社会分化使得观念碰撞加剧，各种隔膜随着社会生活的巨变而加深，主体间很难达成“一致意见”或“共同解释”，群体间亦无法超越偏见或刻板印象而达成理解。当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变得越来越不确定时，“理解万岁”便成为一句口头禅，透出一种“无处与人说理解”的自嘲，而恰好是这种“自嘲”泄露了心灵深处对理解的渴望。另外一次是在2006年《读书》杂志发表了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撰写的《只有中国人理解中国？》，其中的一个观点对中国人极具冲击力：只有别人能理解我，只有非中国人能够理解中国；相反，只有中国人不理解中国。”细读下来，作者不过是要表达德国式的解释学立场：“以自我为参照，我是不可能理解我自己的，我只能参照不同的东西”；“只有借助于知道我确实不是什么的那个东西，我才能确定我潜在地可能是什么”。表面上看，中国人对接上这一思路并不难，因为中国人喜欢在关系中安放自我，这个自我偏向于保持个体间的相互依存，喜谈“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更多地表现出以他人为参照的社会动机，也被心理学家称之为“依存自我”。但这个自我深深地嵌入民族文化心灵的关系与面子需要，追求与他者在关系意义上的合适且得体的理解，厌恶偏见，强调“正解”。因此，尽管顾彬事先声明自己是带着“西方文化的前理解”的对话者，在解释学意义上把“理解”看成“误解的对话没有终止的过程”，但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很难接上“误解的对话”，一些人还会因为“误解的对话”唤起“中西文化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的记忆，以致陷人对话的焦虑。

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习惯性地把所谓理解的烦恼归因于偏见和误解，以为把它们丢进“垃圾箱”，即可解除烦恼。然而，现有的研究表明，关于偏见是一种“精神变态反应、偏见乃病态人格的非正常表现”之类的观点被丢进历史的“垃圾箱”。心理学家奥尔波特(Gordon W. Allport)早就在《偏见的本质》一书中说明，偏见不过是人们认知机制正常运作所产生的附加物。这是一种无法避免的自然趋势，是人类趋利避害的产物，也是选择以降低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方式接受世界的产物，即人类的思想必须借助分类来思考，“分类一旦形成，便会成为寻常偏见的基础，我们无法回避这一过程，有秩序的生活取决于它”。趋利避害的结果就是在同质化的社会里寻找舒适感，以相同的方式看待彼此，免除偏见带来的烦恼。可是，那样的生活取消了个性化，差异化，恰好是不正常的，甚至是恐怖的。于是，人们还是得亲近个性化，差异化的生活，而这就难免差异地看待彼此，不得不与偏见同行。在这个意义上，跨文化理解是偏见相互碰撞、排斥的动态建构。同样，不同文化群体的人相遇所产生的文化间意义上的相互认知与解释，也与“误解”相伴，因为他们各自带着自己的“文化前见”，只能产生不同的理解，形成“误解的对话”和“偏见的批评”。实际上，任何理解都是有距离的，对话双方不能超越文化距离，自然也难以超越误解和偏见。他们维持交流的方式只能是走向“视界融合”，即两个主体的视界相互靠近，交织融合，彼此经由对方重新发现自身，建构丰富多样的意义。

由此看来，偏见和误解也是社会距离和文化距离的反映，是理解者自身历史性的体现。在宽容的情境下，我们可以通过偏见和误解看见他者，也看见自我，还可以顺着偏见和误解的指引，反思自我的认知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定的偏见和误解也为跨文化理解提供了条件。但任由偏见和误解扩展，则意味着我们恋上没有反思的、失去目标的生活，失去了跨文化理解的可能性。

在反思自我的认知机制的过程中，跨文化理解的可能性也呈现在我们面前。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们一直关注偏见背后的社会范畴化和对内外群体的分类认知过程，认为长期的范畴化导致人们对社会类别的看法固定且难以改变，原有的范畴成为认知的标准，不符合旧范畴的群体则可能被当作“他者”遭到区别对待乃至隔离。这样的反思导引出相应的干预手段，诸如进行归因训练，改善错误的刻板印象，制定行之有效的社会规范，增加群体间平等友好的接触，群体间建立共同目标实现合作，接触外群体的行为榜样，自我有意识调节或控制内隐偏见等。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人只有走出内群体，走出自身的历史，才能创造跨文化理解的契机：与不同文化群体的人相遇，体会各自文化中的社会范畴化及其分类认知所造成的理解的“鸿沟”，通过积极的群体间接触寻找去范畴化的突破口。积极的群体间接触不是为了更好地验证自己的“范畴化”勾勒出“他们”的群像，而是搁置自己的“范畴化”，将“他们”变成一个个生动的人。人们依据对外群体的预判认知该群体，又在交往中不断修正对彼此的认知，克服纯粹主观的局限，从而在“去范畴化”的过程中与他者的“视界”融合，获得更多的理解。

然而，“去范畴化”实在不易。按照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的说法，理解是指两个主体“对某事取得一致意见”，双方经由对话而改变“不再会重新回到引起对话的不一致状态，而是达到了共同性，这种共同性是如此地共同，以致它不再是我的意见或你的意见，而是对世界的共同解释”。这种通过对话产生“共同解释”的过程，在群体内部就是不断再生产“范畴化”的过程。在群体之间，双方经过对话发生改变后，依然会进入“再范畴化”的过程，以达成某种“共同性”。因此，对于一般人而言，很难相信理解的本质不是追求"更好的理解”而是产生“不同的理解”，更愿意通过“共同解释”建构文化群体认同。在这里，一种排他性的认同阻止了跨文化理解，使人们以正确的名义保护“我们”的认同，并通过建构二元对立关系来保护“我们”的认同。就像归因理论所揭示的那样，人们受保护群体认同需要的驱动，倾向于把外群体成员的正面行为和内群体成员的消极行为解释为条件性原因(外在的、偶然性)所导致的，而将内群体成员的正面行为和外群体的消极行为解释为意愿性原因(内在的稳定性)所引发的。这种归因偏好的后果就是使自我异化于人类的沟通与理解，落入彼此隔膜、相互排斥的世界里。

当这种反思足以让我们触摸到隔膜与排斥的世界，我们就有可能顾念人类沟通的“初心”。其中一个通行的反思支点是人类语言的起源，从那里我们可以发现，在发明语言的过程中，与他人一同参与有共享意图的行动，显示了人类理解的合作动机与共同基础，即制造共同意图和共同关注的认知技能以及协助与分享的社会动机。这就是人类沟通的共同基础，它使超越以自我为中心的观点看事情成为可能。在中国与欧洲思想之间游走的法国汉学家朱利安(Francois Jullien)深谙此理，他发现两个主体之间的文化距离能使理解主体发出“惊叹”，进而反思自身，意识到自己文化中的一些自明之理和“未思”之处，在不断进入他者、返回自身的往复交流中建构互惠性理解，以此通向更宽广的理解视域。这就是说，距离不是理解的障碍，相反，距离创造理解，拓展理解的视域。

在这个全球化时代，传统的社会距离、文化距离不再是理解的主要烦恼，真正威胁人类理解的是，时空压缩所形成的同质化力量不断消解文化的多样性与历史性，消灭“他者”；同时，各种硬权力与软权力造成分割的政治空间，不断腐蚀人类的同情心与同理心。人们既有可能被植入“理解”，又有可能失去理解的共同基础，进而失去理解的自由。要拯救人类的理解，唯有重建文化多元主义与多元共生的基础，创造基于多元生态的互惠性理解，既互为他者又保持人类本性，既尊重差异又寻找互补性，在互动中进行文化观念的互相印证，在多样性关系情境之中建构人与万物共生的传播空间，在这个“自然的”传播空间里，基于生活事实与文化的动态发展推动对话式理解。

本文引文及注释从略，详情请参阅原文。

引用参考：单波. 跨文化理解的可能性[C]. //单波.跨文化传播研究（第三辑）,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21:1-6.

作者简介：单波,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