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沃德（以下简称沃德）：谢谢您的参与与贡献。这本书是全球媒介伦理作为重要规范研究（normative study）领域兴起的里程碑。21世纪初，当时互联网正在创建一个真正的全球领域，有一小群学者对全球伦理，尤其是全球媒介伦理发生浓厚的兴趣，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我们开始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出版作品和举办圆桌会议，包括在中国清华大学举办一次。但我们只是一小群人，老实说，有些人认为我们就像挑战假想风车的堂吉诃德。人们怀疑全球媒介伦理的观念难以推广，可是到如今，这一观念已得到广泛讨论。但我认为以往没有资源帮助学者学人整合脉络，建立全球媒介伦理学术领域。编辑本书就是在做这样一件事，而且是该领域的首创。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的视野如此广阔，以70章的篇幅展示问题和观点，强调媒介伦理必须走向全球，否则它就与世界和媒介面临的重大问题擦肩而过。我还预计这本书会产生实际效果，鼓励新闻机构和媒体从业人员把这些思想纳入其工作和道德规范中。这是一支才华横溢的团队完成的极其重要的著作，我们正在创造历史。

单波：所以我为加入这一团队而自豪，我也受邀参加了2014年在清华大学举办的第四届全球媒介伦理圆桌论坛，记得当时我非常吃力地评点了克里斯琴斯的演讲，一方面为他的伦理融合视野所吸引，另一方面又对伦理融合如何可能深感困惑。因此，我现在感兴趣的是，这是由多国学者合作完成的集大成之作，他们在学术话语、思维方式、语言习惯、概念理解等方面均存在差异，这些差异是如何融合在一起的？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看，是否形成互惠性的理解？

沃德：老实说，虽然存在不同的观点，但没有特别大的困难。这可能是由于我们（我和每一章的编辑）以非常多元化和开放的心态编辑每一个章节。我们知道，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作者会表达与我们不同的想法，例如，围绕媒体自由的问题。但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多种观点。我们所要求的是，任何观点都应以事实为依据，较好地、合乎逻辑地论证，没有明显的政党偏见，并且有充分的论据。所有作者都是各自领域的专家，因此这些章节的质量很高。

单波：您回避了互惠性理解问题，但我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请允许我解释一下。所谓互惠性理解，就是在对话与合作中的理解，它强调超越把他者文化的伦理当作知识理解与兴趣满足的局限，在伦理差异中形成互补性知识，强调伦理观念的互相印证。例如，我曾经和约翰·基恩（John Keane）面对面讨论中西方关于“求真”的道德观念，西方人认为存在的才是真相，而且真相是存在被逐渐揭露的过程；而中国人偏向于谈论“本真”“真心”“真诚”意义上的真，即真心所见就是真。我认为这种讨论形成了伦理知识的互补，以及“求真”之心的相互印证。您能否举例说明这本书能有助于伦理观念的互惠性理解吗？

沃德：这本书本身不是跨文化对话的作品，而是一本有关媒介伦理的书，其中对话问题很重要。如果它本身就是一本跨文化的书，就会涉及如何进行这种对话的问题，将讨论跨文化交流的理论等等。而且，本书并没有形成由不同文化背景的多位作者讨论同一个问题的结构。本书试图说明全球媒介应如何应对困扰世界的全球问题，呼吁逐步领悟媒介伦理的全球视野，其中包括跨文化对话。单个作者从他们的角度解决具体问题，因此，我们得到了关于世界各地多种问题的多种看法，例如，贫困问题的新闻报道、少数群体的表征、虚假信息的泛滥等等。在这本书中可以观察到方法或观点的差异，例如，我认为全球媒介伦理可以实现的观点在另一章中受到另外两位作者的质疑。此外，许多作者还从不同视角质疑爱国主义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为人类的“全球爱国主义”，以及和平新闻是否是全球媒介伦理的目标。

跨文化对话可能会失败，加上互惠性理解的可能性取决于所面临的问题，而有些问题一个比一个棘手。如果我对如何做到这一点有一个“答案”，那我将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人，但我不能假装自己知道。然而，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关于如何进行这种文化对话的文章，从哲学或理论的意义上强调进行对话的人们必需的开放、包容和宽容的态度；在“倾听”的语境下分享基本价值；在提倡议时将其作为建议（而非教条立场）提出，以供进一步讨论；承认过去的不公正，等等，由此一点点地建立起信任和理解。您可以在哈贝马斯话语伦理学的基本层面找到这些思想，也可以在罗尔斯寻求重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的基本理念中可以找到这些思想。但是，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我认为可以从参加过实际的跨文化交流和讨论的人们和团体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我还想到一些可以找到某种答案的地方，诸如从世界各地发生的真相与和解进程中，在执行和解与建立和平的联合国工作人员那里，国内那些必须在敌对种族群体之间进行调解的内城区工作者（inner city workers），等等。对我而言，所有这些就是所谓的“道德工作”，即一种实际的道德操守。此外，人们所处的文化群体与传统相似又相异（不仅仅是差异），对他们展开教育是未来公民超越自己狭隘视角的关键。同样重要的是活动和会议，来自不同群体的人们面对面交流并打破对方的刻板印象。

单波：您曾经提出全球媒介伦理的首要目标是参与关于新闻伦理的跨文化对话，以探索共同点和差异。这次让全球学者参与编写《全球媒介伦理手册》，也是为了这种跨文化对话的一种尝试吗？

沃德：是的，这是一次跨文化的对话——70位作者以及7位编辑，他们来自加拿大、瑞典、中国和巴西。但是，在同一章中，没有来自不同国家的作者产生观点上的冲突，将来出版时可以考虑这个想法。而我认为浏览整个目录就不难发现方法和观点上的差异。

单波：的确，跨文化对话是在差异中进行的，如果在同一章中安排不同国家的作者对话，将会增加跨文化对话的旨趣。但我们不得不注意到，在今天这样一个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媒介伦理遭遇重大挑战。

沃德：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仅仅通过新闻工作者或媒介学者，在很大程度上无法完成。这需要全社会的努力或跨界努力。在公共领域存在两大问题：第一，我们面临着紧迫的全球性问题（例如气候变化，全球不平等），这需要文化与国家的全球协作。第二，右翼极端主义的兴起与强势国家机构的错误信息相结合，正在破坏宽容、多元主义和平等社会。我断言，人类的未来和公正、宽容的全球社会的未来正处于危险之中。人类必须改变自己的道德意识，从狭隘的地方依附转变为一种以全球原则为先的道德全球主义。我不敢说，如果不这样，人类最终会在核子浩劫中自我毁灭，或被迫活在分裂的高科技反乌托邦，那里愤怒的喧嚣危及爱好和平人士的安全与稳定。这将是霍布斯从未想象过的基于高科技的“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更糟糕的是，全球媒介推动了这些趋势的发展，任何拥有笔记本电脑的人都可以发布仇恨言论和错误信息。

单波：面对全球媒介伦理的种种困境，我们试图寻找全球媒介伦理的跨文化传播路径。但是跨文化传播本身也面临着伦理的困境，即，如何处理人的命运共同体与人的文化根源意识的内在紧张关系？如何面对多样性（multicultural）与同一性（identity）的矛盾？您如何看待这些伦理困境的？

沃德：我认为这种内在紧张关系的确存在，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这种紧张局势更加明显、突出。年轻时，我生活在一个非全球化的世界，这些紧张关系并不是我的日常生活或意识的一部分。任何文化上的紧张都在我的国家内部存在，例如，法国人与英裔加拿大人，或者对爱尔兰人的偏见。我们只能做一件事：大大增加不同的人一起聊天、聚会的机会，但最重要的是，一起工作。将全球伦理视为一种项目，而不是一组规则。这个项目适合我和其他所有人，让他们更好地理解彼此。我们通过开展社会和文化项目来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面对面交流，并重组我们的社会，以便公民遇到具有不同看法和文化的人，也需要通过艺术、音乐和我们的教育系统来支持这种对话。作为一个项目，全球伦理将无法通过向人们讲授抽象原则来实现（尽管原则很重要），他们必须体验生活中的价值观和经验。例如，人的尊严原则可能对你来说是抽象的，直到你遇到没有尊严的待遇；在你成为冲突的受害者之前，战争是邪恶的想法对你意义不大，而成为受害者之后，你就知道为何这些想法很重要。

单波：是的，我也很认同这种伦理体验的意义，但问题是，全球各种文明区域都有各自的伦理表达，有相似的的表达，也有不同的表达，有些不同的表达甚至形成伦理冲突。那么，在跨文化的意义上，如何可能实现伦理融合？

沃德：我想说的是，我们需要在基本道德原则上寻求全球共识，我认为这是我们可以找到的共识。但是，我们必须允许不同的文化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这些原则，鼓励差异，而不是通过一种文化帝国主义的方式，以强加的原则压制差异。

我也想避免误会。全球伦理学的观念有时会被拒绝，因为人们认为，这是一种将一套所谓普遍规则（如西方道德规范）强加于人的文化形式，但这不是全球伦理路径的必要特征。一种实用的想法是考虑原则的“多重实现”（multiple realization）或“全球性”。我们必须允许不同的文化表达相似的原则，如媒介的社会责任。这个任务会有一些限度的，比如，我们赞同某类媒体实践，而在某些时候完全不同意或谴责。这种努力是不完美的，也是有限的，但并不意味着不应尝试。

与其将全球伦理视为所有人寻求一个绝对的原则体系，不如将其视为持续发展的、寻求共同点的一系列多重对话，或者是对价值差异和所涉及问题的更好的理解。可能永远不会存在所谓全球媒介伦理。这可能是一件好事，因为它避免了一致的、命令式的必要原则体系。相反，在讨论全球媒介对全球问题的报道时，我们的思想和价值观交叠在一起。道德是公正且开放的社会话语，不是一整套固定的规则，要从多重视野讨论和评估道德观念和实践。道德是一个务实的项目，而非既成事实。

单波：新冠疫情蔓延整个地球，导致人类的恐惧与焦虑的蔓延，恐惧与焦虑转化为对外群体的歧视与敌意，就像病毒寄生于宿主，民族中心主义也寄生于人类文化，全球媒介伦理如何跨越民族中心主义的障碍？

沃德：可以通过解除或消解种族中心主义的根源来达到。第一，从道德狭隘主义到道德全球主义；第二，以有利于相互理解和尊重的方式使人们接触其他种族，挑战以种族为中心的群体，无论它们生活在哪里，等等。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人性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不幸的是，人类具有两种类型的特性：一方面是同情、理解、合作等亲社会特性，另一方面是利己主义、侵略性和部落主义（或民族中心主义）的“达尔文主义”特性。我曾论述过自成为狩猎采集者以来人类特性和道德的演变，人类一直在努力平衡这两类都不能消除的特性。这个社会问题是，社会结构和实践在给予并触发亲社会特性的同时，承认“达尔文主义”特性但阻止其极端表达。这就是为什么说“如何”问题（即我们如何阻止这种情况发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如前所述，对于自由民主国家而言，这意味着对社会实践等的重新定义。

单波：人的亲社会特性确实在新冠疫情期间有所表现，我们看到了人类合作的一些情景：相互提供医疗支援、分享信息、捐赠等。大量的报道涉及负面，却也有少量报道超越民族、种族、性别、年龄、宗教信仰，呈现这些互助的情境，分享互助的经验与感动，这些并寻求对隔离与冷漠的改变。全球媒介伦理如何从这些建设性新闻中获取道德灵感？

沃德：实际上，我看到的这样的新闻作品不少。无论如何，这些例子都是至关重要的，不仅因为它们反对狭隘主义的潮流，而且还向我们以及年轻的媒体工作者展示如何更加接近世界主义观点。从全球的角度来看，这些例子可用于教学媒体。接下来是使这样的讨论和学习成为媒体与新闻学教育的核心部分，并努力修订媒介规范，以涵盖这些鼓舞人心的作品所呈现的美德。

单波：在互联网时代，媒介伦理还不得不应对社交媒介的挑战。当下，参与制作新闻的不仅有专业的新闻记者，还有一些普通人。全球媒介伦理如何在这么大的群体内实现？

沃德：正像我论述的那样，我们需要重新定义媒介伦理，将它作为“每个人”的伦理。也就是说，媒介伦理已经超越了专业新闻编辑室，因此我们需要发展原则、规范和媒体教育，以帮助公民负责任地使用媒体设备，展开全球对话。实际上，这意味着我们的学校要尽早教授媒介伦理学，并为公民创建讲习班，以了解网络发表的伦理问题和议题（及影响）。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讲习班和会议上，公民还得有机会讨论这些准则。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媒介道德和媒介教育方法，不再将媒介道德课程限制为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课程。

单波：在构建全球媒介伦理的过程中，您主张一种伦理世界主义（ethical cosmopolitanism）。这种世界主义倡导人权、自由和正义这些普遍且抽象的原则。在全球暴力冲突的背景下，世界主义伦理如何可能呢？

沃德：还有一些特定的方法可以消除媒体的影响，但它们需要我称之为宏观抵抗的东西：全社会、公众的努力，支持负责任的新闻业，同时密切关注并了解那些可能散布假新闻和恐惧的人。我还认为，记者应该摒弃记者应该严守中立、只报道事实的旧观念。更确切地说，记者需要将自己视为参与保护和推进人性与民主结构计划的人。他们必须成为我所说的客观参与的新闻工作者，准备抵抗煽动者和有害群体。

单波：您认为全球化的世界中，爱国主义在我们的价值体系中应发挥的作用应该更低。但是，这种温和的爱国主义主张也受到一些挑战：“如果一名美国记者在‘9·11’以后被视为不爱国，他就会被抛弃。在美国如此，在中东也如此，那么如何在全球媒介伦理中要求一种温和的爱国主义呢？”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观点？

沃德：它受到了挑战，这是错误的。新闻工作者和新闻机构必须抵抗这种压力。他们是否会这样做是颇有争议的。但是，在媒介伦理方面存在这样的问题也并不新鲜，我们所要的媒体与我们实际所得的媒体之间总是存在差距。温和的爱国主义是与独立、民主的媒体相对应的爱国主义的唯一形式。这意味着媒介伦理规范必须把对所有人负责作为首要原则，而不是对狭隘群体负责。作为一名记者，我多次受到“不爱国”这样的口头攻击，但我和我的编辑反对以此为由解雇我（例如，由于我的外国新闻报道），非常幸运的是我得到了支持。

单波：谢谢您谈了这么多。我把您所谈的这些观点总结为全球媒介伦理的多重对话与多重实现，要求每一个人都参与其中，谁也不能例外。同时，全球媒介伦理不能止于抽象的原则与规范的认同，而是要在多重对话与多重实现中呈现自身的可能性。在我看来，这种全球媒介实践将贯通于全球化时代的跨文化传播实践，因为跨文化传播实践是极具伦理意义的，它将支撑您所说的多重对话与多重实现。

本文引文及注释从略，详情请参阅原文。

引用参考：单波.全球媒介伦理的多重对话与多重实现——斯蒂芬·沃德（Stephen J. A. Ward）访谈录[C]. //单波.跨文化传播研究（第三辑）,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21:17-28.

作者简介：单波，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