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和武汉大学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联合编撰的学术集刊《跨文化传播研究》（第三辑）已出版。中心公众号将对集刊中的文章或文章主要内容进行推送，敬请各位读者关注！
本次推送《平台世界主义视域下跨文化传播理论和实践的升维》。（推送为缩略版本，全文请查阅刊物）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预示着全球风险社会的到来，也加速了人类社会的平台化进程。作为当今全球传播的基础设施，平台媒体的普及推动了国际传播在理论层面上由“国族中心主义”向“平台世界主义”升维，在学科范式和实践层面则推动了由“跨文化传播”向“转文化传播”升维。本文在平台世界主义的视域下总结与反思此次疫情期间我国对外传播和公共外交的相关经验，为在全球风险社会的新形势下如何更为有效地塑造国家形象和引领对外话语权提供方向性建议。
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堪称人类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全球性危机”之一。世界各国轮番按下“暂停键”，人类的社会交往和日常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平台媒体在成为抗疫基础设施的同时也改变了风险社会的交往与表达逻辑。从影响上来看，此次疫情揭示了当下全球传播的深层次矛盾，数字媒体放大了风险的非合作性，“信息疫情” (infodemic)借助平台媒体蔓延滋生,进一步侵蚀和消解了全球公共话语空间。
显而易见，国际社会并没有为此次疫情的全球合作做好准备，平台的网络结构和行为主体的分化以及由此导致的利益诉求的冲突与对立不仅加剧了国际舆论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而且威胁到全球危机治理中专业与科学话语应有的主导地位，为国家间的合作蒙上了阴影。
后疫情时代，如何在平台化社会到来之际弥合各国分裂的话语空间，建立全球风险共同体，将主导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理念的转型逻辑。面对与新冠肺炎疫情同步交织的“信息疫情”的严峻挑战，本文提出，作为当今全球传播的基础设施，平台媒体的普及推动了国际传播在理论层面上由“国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向“平台世界主义” （platform cosmopolitanism ) 升维，在学科范式和实践层面则推动了由“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 向“转文化传播” ( transculturalcommunication)升维。本文从平台世界主义的视角出发，总结与反思此次疫情期间我国对外传播和公共外交的相关经验，为其在全球风险社会的新形势下如何更为有效地塑造国家形象和引领对外话语权提供方向性建议。
一、平台世界主义的现实语境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使得人类社会进一步融入“平台化社会”，平台在给人类带来种种便利的同时，其所具有的多元主体性及其导致的“众声喧哗”也放大了“全球风险社会”的种种弊端，这一点在尚未退去的新冠肺炎疫情中体现得尤为显著。
(一) 作为“全球媒介”的平台
传播技术的改变重塑了全球信息网络和国际信息流动空间，而在人类危机发生之时，新的传播技术则会加速新技术的产生及应用。作为以数据为支撑，以个人、组织与公共机构为参与主体的数字交互基础结构，平台被称为继市场、企业之后的第三种主要资源配置与组织方式，是名副其实的“全球媒介”(globalmedia) 从20世纪90年代发展至今，数字平台已经成为全球信息集散的中心，将信息传播与人类交往的全流程纳入平台之上。
宏观来看，平台媒体在整合传播语境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在对外传播实践中所扮演的中枢神经角色越发凸显。疫情期间，从旷日持久的Tik Tok被禁风波到脸书因在“信息疫情”治理上的不作为而受到广泛抵制，平台在改变全球传播逻辑的同时，也正在成为政治和经济权力争夺和博弈的主要场域。
微观来看，平台也为传统外宣实践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平台生态系统在其架构中有一套特定的规范和价值编码，网络外部性和参与式传播模式则促进了平台规模的扩张。依托平台进行的国际传播是各国政府、互联网巨头、媒体机构与本地化的网络把关人之间相互整合和博弈的过程。
（二）平台的风险变异与“世界主义潜能”的消解
在全球风险治理中，平台媒体本应扮演提供风险信息、促进风险沟通的中枢角色，起到界定、解释和认知风险的作用。但在此次疫情中，一方面，传统主流媒体的公信力遭遇严峻挑战；另一方面，右翼媒体和“另类空间”崛起所导致的舆论极化愈演愈烈。在此背景下，全球信息流动进入“后真相时代”。
按照贝克的构想，面对全球风险，建基于“国族中心主义”的国际政治规则应当向“世界主义”转型，主体间通过协商对话建立共同体。世界主义被视为激发人类共同情感的手段，这一理念与“中介"(agency)和“媒介”(media)等概念关联紧密。世界主义必须观照人类普遍的利益诉求，即追求“共同善(commongoods)，才能在此基础上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贝克指出，世界主义的实现是一种持续的社会进程，其表现为人类的生活走向全球互联性、差异性和多样性的普遍化。平台媒体在发展过程中消解了民族国家的边界，推动人类实现由“国族中心主义”向“世界主义”的理念升维。但事与愿违的是，网络平台的连接特性并不能自动转化为公共价值，平台在放大风险的同时，也消解了媒体的“世界主义”潜能。
有鉴于此，如何重新发掘平台媒体的“世界主义潜能”，以提供“全球公共品”(global public goods)的方式，按照以“共同善”为核心的媒介伦理重建全球传播共同体，以应对全球风险社会时代的到来，就成为“后疫情时代”和“后特朗普时代”跨文化传播理念和实践的转型方向。
二、平台世界主义的演进脉络
重塑平台媒体时代的世界主义需要从世界主义与媒介发展的勾连中寻找答案。通过梳理这一历史脉络，本文提出平台媒体在实现世界主义过程中的适配性，并依据数字化时代的传播特征提出践行平台世界主义理念的方向性路径。
(一)从虚拟世界主义到平台世界主义的历史脉络
作为一种感知结构，世界主义本质上是激发人类自身所具有的同理心，因此以何种“中介”实现这一进程对于理解世界主义至关重要。
在国际传播实践之中，与世界主义相对立的是“国族中心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学科创立之初，跨文化传播服膺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冷战时代的地缘政治逻辑，因而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欧美中心主义”的烙印。跨文化传播也是建基于国族中心主义的“文化容器”模式，强调的是文化的内生异质性。在常态化国际环境中，这种单一封闭的“文化容器”模式显示的是文化的主体性和独立性。但在全球性风险到来之时，国族中心主义显然与构建全球“共同善”的目标和平台媒体的传播理念相悖。
社交媒体兴起后，学界关注数字技术在践行世界主义理念过程中所具有的潜能，即“虚拟世界主义”(virtualcosmopolitanism) 根据这一概念和理论框架，社会网络空间是实现世界主义的主要中介空间。在这一空间内，促使不同文化产生对话潜能的社会资本通过社交媒体整合联结，从而使世界主义在跨文化传播中得以实现。虚拟世界主义阐明了一个跨国多元文化群体如何利用社交平台来创建杂糅的“第三空间”，乐观主义者甚至认为，这一新的文化场域具有实现“全球公平正义”的潜力。
虚拟世界主义的理论缺陷在于，世界主义在实现过程中不仅仅要面对异质性的受众群体，其赖以存在的中介化空间也有着多重媒介化的结构。这种媒介结构不仅放大了文化上的差异性，而且也内嵌于作为基础设施的平台结构当中，受到政治经济甚至是平台自身等多重力量的影响。
有鉴于此，本文提出“平台世界主义”这一新视角，强调从平台的媒介逻辑考察世界主义的可能性(见表1)。在世界主义的中介结构中，平台自身也是一种具有能动性的主体。平台不仅通过影响个体催生出新的媒介形式，其本身也具有影响政治经济结构的潜力。
平台时代的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已经具备了新的媒介和行动逻辑，因而获得了升维的可能性。在数字平台搭建的交往空间内，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协商，形成一致的包容性的意见，达成关乎人类命运议题的共识。从更为宏观的层面来看，平台世界主义的升维也体现了从“跨文化传播”向“转文化传播”的学科范式转型。跨文化传播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学科体系，它强调文化的异质性，以“民族国家”为基本的单位，所谓“跨”就是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进行两种甚至多种文化之间的接触。但是，在“新全球化时代”，移动社交媒体的普及让“用户生产内容”(UGC)超越了“专业生产内容”(PGC)的模式，这种新型传播生态所带来的异质性的“文化杂糅”或者说“第三文化”成为全球媒介文化的主流，所以“跨”的概念已经不足以概括当下全球文化的复杂性，在两种或多种文化的交流和对话中产生了文化的转型和变异，这就是“转”。
(二)平台世界主义与跨文化传播的范式演变
数字时代的跨文化传播应以对象国的公众互联为抓手，以对话、参与和关系建构为目标。其所秉持的平台世界主义理念与数字传播逻辑更具有适配性。平台在重塑传播关系格局的同时，也使得媒体的新闻资源分配越发向外部需求靠拢，这就将平台导向了受众端。“定制化传播”“跨平台叙事传播”等理念体现了国际传播的范式演变。
“定制化传播”自20世纪90年代起进入学界的视野，其内涵为通过量身定制，充分尊重目标人群的价值观和接受习惯，并经由其所偏好的媒体渠道推送。叙事传播是赋予受众体验意义的一种基本方式，通过制造意义结构，叙事传播将事件和人类行为组织成一个整体。在数字时代“信息超载”的媒介环境下，叙事传播能够帮助受众厘清危机状态下纷乱芜杂的信息脉络，为人们开展理性思辨和讨论奠定坚实的基础。
平台媒体的定制化传播既要考虑受众的喜好程度，又要兼顾不同平台的表达逻辑。精英叙事与常民叙事在不同类型的社交平台上相互配合,成为疫情期间“跨媒体叙事”理念的重要体现。由此可见，在各种假新闻和阴谋论泛滥的舆论场，外宣媒体只有牢牢把握目标受众的核心关切，充分发挥“定制化及叙事化”的内容生产优势，才能在抵御“信息疫情”的线上阻击战中占据先机，为线下的全球合作“战疫”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三、后疫情时代平台世界主义的实践路径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不仅对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提出了新的挑战，而且为平台世界主义和转文化传播的升维提供了历史契机。在平台世界主义框架下，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和以“文化杂糅”为主要形式所呈现的“中国方案”进入全球传播的话语流动之中，体现出鲜明的“转文化”特征和趋势。本文在总结相关对外传播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为后疫情时代如何践行平台世界主义勾勒方向性的路径。
首先，应认识到平台之中所具有的权力关系结构，基于平台世界主义理念对其进行关系再造，坚持不同文化主体之间的平等交流，不仅是异质文化间主体，同一文化圈层内也存在着不同的文化取向。传播内容外，平台自身的发展逻辑也应实现由“跨文化”向“转文化”的升维。
其次，在开展跨文化传播活动过程中应突破二元结构思维和文化等级观，强调多元主体“共生共荣”。基于此，平台中的对外传播应当从“线性思维''向对话式的网络思维进行转变，弥合当今世界的“分裂网”，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理念，推动建立起促进人类互通互联、文明交流互鉴的全球传播体系。对于媒体自身而言，在危机管理中发挥枢纽作用也能有效提升其公信力和影响力。
最后，应重视数字平台在不同文化圈层之中的广泛影响力，发挥平台“转文化”潜力。平台的外部性特征能够使其吸引更多主体参与对话，在形成平台优势的同时有助于风险治理中利益共同体的建设。
结语
在全球性危机事件频发的今天，平台媒体所蕴含的“世界主义潜能”可以使不同国家抛弃国族偏见，建立全球风险共同体。在平台世界主义理念之下，跨文化传播在全球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越发重要，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必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虽然在后疫情时代传统外宣机构遭到西方联手打压和封堵，面临着严峻的舆论风险和“污名化”挑战，但是我国在抗疫和防疫中所取得的硬核成果以及外宣媒体所发挥的作用逐渐被国际社会接受和广泛认可。如何基于“平台世界主义”和“转文化传播”的升维，推动我国外宣媒体纾困与突围成为当下学界和业界应当关注的重要课题。在“定制化+叙事化”理念的引导下，我们仍亟须强化国际传 播的“平台思维”，在统合自身资源的基础上针对关键受众进行内容定制，进一步适配特殊时期国际受众媒介使用偏好的动态性变化，从对外传播中的“机构角色”向“平台角色”转变。近年来数字化平台的蓬勃兴起为我国媒体打破现有国际传播“西强我弱”的“失衡”格局提供了难得的契机，Tik Tok 和李子柒等新媒体传播的成功个案值得传统媒体借鉴。在全球风险社会这一“新常态”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基于世界主义理念打造更具全球影响力的平台媒体，进一步改善和提升我国国家形象、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营造良性舆论氛围是未来我国对外传播和公共外交努力的方向。
本文引文及注释从略，详情请参阅原文。
引用参考：史安斌、童桐.平台世界主义视域下跨文化传播理论和实践的升维. //单波.跨文化传播研究（第三辑）,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21:17-28.
作者简介：史安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童桐，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