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创新研究》（第1辑）已于2021年7月出版。该集刊由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主办，深深扎根中国传播创新实践，以中国传播问题为出发点，“在场”地感知中国传播的难点、疑点与热点，创新重建交流与社会连接的传播行动，发掘比较视角下的传播智慧，进而激活传播创新的实践与理论发展，纾解人类交流的困境与无奈。
本辑由热点研究、专题研究、乡村传播研究、智能传播研究和附录五个部分组成，从不同角度分分析了2020年传播创新研究现状。中心公众号将陆续对集刊中文章或文章主要内容进行推送。本次推送《老年群体数字素养提升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吉林省安图县为例》，作者王润珏、张帆。
2020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国社会数字化进程，也压缩了老年群体的数字化生存适应期。本研究以中国吉林省安图县为例，从差序格局理论出发，将以“关系”为划分指标的圈层因素纳入分析框架中，探究县域内老年群体数字素养提升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激发老年群体数字素养提升意愿寻求实践路径。研究发现，对大部分老年人而言，文化程度和经济水平是影响其数字素养水平及提升意愿的显性要素，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等特殊情境会在短期内使老年群体的数字素养提升意愿明显增强，但可持续性较弱。生活方式、居住地与社交圈层则是影响更为直接、重要且长效的因素。为帮助老年群体适应未来可能到来的全数字化时代，可依托老年群体更为信任的传统媒体，妥善解决其更为关注的数字安全性与操作便捷性等问题，进一步培养与提升老年群体的数字素养。
一、问题的提出
长期来看，为关照老年群体适应社会数字化转型、数字化生存，老年群体是否、在何种程度上愿意提升其数字素养这一源头问题亟待解决。具体到中国语境，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地区间现代化与发展程度存在较大差异。乡土性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独特特征，而乡土社会所包含的社会关系结构也是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极为深厚的变革土壤。因此，相较于中国中心城市老年群体，探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理位置较为边缘、乡土氛围更为浓郁的地区内老年群体数字素养提升意愿及影响因素，对于回应中国社会老年群体的数字化生存问题具有更突出的紧迫性、困难性及现实意义，也更有可能发现独具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
二、文献回顾
(一)老年群体的数字化生存
数字化生存的概念最初由美国学者尼葛洛庞帝提出，尼葛洛庞帝将其定义为人类生存于一个虚拟的、数字化的生存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人们应用数字技术从事交流、学习、工作等活动。数字化生存是在网络系统中工作、学习和生活的一种全新方式。在数字化时代，信息的流动性空前增加，人类无时无刻不在使用数字技术，在生理机制、学习能力等各方面处于弱势的老年群体如何适应数字化生存模式引起学者的关注。其中，国内外学界的理论及实证研究表明，对数字媒介的接触与使用是老年群体适应数字化生存模式的第一步。国外学者对老年群体媒介使用情况的调查多以问卷调查、入户访谈、邮件以及电话访问的形式进行。国内学者注重从老年用户的基本情况和背景等个人因素出发探究老年人与新媒介的关系，主要围绕老年人对报纸、电视、广播、网络和手机的接触情况展开问卷调查，涉及接触时间、频率、动机、偏好，接触不同媒介的原因以及对不同媒介内容的满意度和信任度等
(二)数字素养与老年群体数字素养
数字素养(digitalliteracy)这一概念最早由以色列学者约拉姆·埃谢特·阿尔卡莱(Y.Eshet-Alkalai)提出，其构建出应包含图片图像识别与理解素养、再生产素养、分支素养、信息素养和社会情感素养五大要素在内的数字素养框架。国内外关于数字素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数字素养内涵、数字素养框架与数字素养教育三个方面，与老年群体数字素养相关的研究目前多集中于数字素养教育领域。
另外，随着数字素养在数字时代生存中重要性的不断提升，数字素养教育实践得到了高度重视，针对老年群体数字素养的研究也多集中于此方面。多项研究发现，数字素养是影响老年人适应数字化生存的重要因素，为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通过教育或培训提升老年人数字素养成为研究热点。XBo、JMBugg研究发现，老年群体数字素养可通过计算机培训得以提升，许多老年人对培训与接受信息教育持乐观态度，并产生积极使用行为，在搜寻信息的过程中数字焦虑显著降低，对数字媒介的兴趣和效能显著增加。
在该方面研究中，学者多采用实验法、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等研究方法，发现老年人数字素养对其适应数字时代生活方式具有重要影响，而针对老年群体数字素养具体的影响因素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以吉林省安图县为例，对域内老年群体数字素养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并基于中国乡土社会中“关系”的特殊性，结合差序格局理论，将以“关系”为划分指标的圈层因素纳入分析框架中，以期获得新发现。
三、研究设计与研究对象概况
吉林省安图县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下辖县，地处吉林省东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西南部，南部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交界，北处“东北亚旅行圈”的中心地带和“东北亚经济联盟圈”的腹地。国境边界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构成了安图多层次的文化氛围与语言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域内的经济与文化发展。安图县人口县域内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共30634人，年龄段主要集中于60周岁到75周岁，其中60周岁到64周岁有10181人，65周岁到69周岁有7393人，70周岁到74周岁有5964人，75周岁到79周岁有3966人，80周岁到84周岁有2047人，85周岁及以上有1083人，共占安图县总人口的15.7%。其中少数民族占比18.81%。安图县汉族人口共152529人，朝鲜族34958人，其他7599人。
基于中国的乡土社会特征，本研究将老年群体所处的社会关系纳入影响因素的考察范围，因此以“户”为单位进行样本选择。选取的调研对象尽量兼顾年龄、民族、性别及文化程度等多重因素，对样本进行开放式抽样，并以安图县人口分布结构为基础，结合设定的研究框架最终确定具体访谈对象50户，受访总人数148人。
由于县域内老年群体的年龄、民族及文化水平差异较大，其理解与语言表达能力的差异也较为明显。为避免沟通不畅造成主观判断的片面性，本文选择半结构式访谈、参与式观察与逻辑归纳推演作为研究方法，通过对县域内老年人、家庭成员的访谈，对老年群体生活方式、媒介使用情况的观察，收集一手资料，并借助Logistic二元回归模型和相关理论对老年群体数字素养的影响因素进行提炼、检验和逻辑归纳。
本研究的访谈过程由老年人与家庭成员同时参与，每次访谈时间为20分钟左右，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见表2)。
四、数据分析与调研发现
(一)老年群体的数字素养基本情况与影响因素
总体来看，当前安图县域内老年群体在使用数字媒介层面整体呈现较为积极的状态，且在包含城镇户与农村户的调查对象中，具有基本数字素养的老年人(即得分大于2分者)占比高达85.7%。其中，老年人数字素养的呈现主要集中于信息域、交流域与内容创建域，具体表现为借助数字手段获得信息、通过数字设备传播信息完成人际交流、在数字平台上生产内容三方面的能力，几乎所有使用过数字媒介的老人都提到了微信、今日头条、快手、拼多多等这几项应用(详见表4)。多数老年人有通过平台进行互动(含点赞、转发、评论等)的经历；还有接近13%的老年人已经具备一定的内容制作能力，曾经在移动应用平台上公开发布或给家人、好友发送过自己拍摄的照片和视频。结合受访对象的个人情况和基本信息来看，文化程度和经济水平较高的老年人在数字媒体使用过程中表现出的参与性、主动性更强，对新应用、新功能的接纳性也更强。
Logistic二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众多因素之中，文化程度与经济水平是影响老年群体数字媒介使用意愿的显性因素，且呈正相关关系，即数字素养较高且存在积极提升意愿的老年人大多数文化程度与经济水平较高。
(二)两极分化的自我评价与相近的辨别能力
受访老年人对自己信息辨别能力的判断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数字素养较高、提升意愿强烈的老年人虽然对隐私泄露、网络暴力、虚假信息、网络诈骗等数字媒体的负面影响有所担心，但仍然相信自己可以凭借阅历、能力和自身的素养保护自己和家人不受侵害。数字素养相对较低、提升意愿不强烈的老人则会将自己代入从电视等大众媒介上获知的诈骗、个人资料泄露等案件中，认为自己根本没有能力应对花样繁多的骗术，也害怕因为资料泄露而背上莫名其妙的债务，从而对数字媒体的使用有抵触和抗拒心理。其中，有亲近的人遭遇过电信诈骗的老人，更加深信老年人使用数字媒体弊大于利。但是，进一步调研发现，在居住地点、经济水平、文化程度、数字素养提升意愿等方面存在差异的老年人在网络信息辨别方面的实际能力却较为接近。
(三)“特例”的提示意义与影响因素的再探索
值得注意的是，在数字素养提升意愿较弱的老人中，有6位文化程度和经济水平中等偏上;在数字素养提升意愿较强的老人中，有9人的文化程度和经济水平较低，其中，还有2位不识字的汉族老人，不仅能够熟练使用数字媒介获取信息、进行人际沟通，还能够运用数字媒介在快手等短视频平台积极产出。这15位“特例”的情况表明，老年群体的数字素养和提升意愿情况通过文化程度和经济水平这两个变量并不能得到充分而有效的解释，还需要从老年人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社会交往等方面着手进行影响因素的探索。
由此，项目组将生活地点、社交方式假设为影响县域老年人数字媒介素养提升意愿的重要因素，对访谈资料和数据进行再分析。结果表明，尽管居住在农村和城镇的老年人在数字素养方面的差异不大，但在提升素养的积极性方面差异明显:93.5%的居住在城镇的老年人表达了明确的数字素养提升意愿，但仅有51.2%的居住在农村的老年人有较为明确的数字素养提升意愿(见图3)。
从生活地点、社交方式的角度进一步分析可见，在日常生活中，老年群体接触的人越多、集体活动越多、生活内容越丰富、活动的地理范围越广，其数字素养的提升意愿越强烈，即老年人生活内容的多元化程度与数字素养的提升意愿呈现正相关关系。从长期来看，农村城镇化进程和农村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转型将有助于增强农村老年群体的数字素养提升意愿。
(四)特殊情境与意愿的显著波动
本次在安图县展开的调研中，笔者发现，几乎所有老人都表示2020年上半年使用手机上网的时长和频次有所增加，在微信中新增了关注的公众号，手机上安装了新的App，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过年期间与家人交流的需要。二是，社会融入和话语权的需求。三是，疫情防控走向常态化过程中基本生活的需要。其中，健康码查验、无现金支付和本地疫情防控政策是促进老年群体主动学习手机相关操作的三个主要方面。但是，大多数老人并不具备独立完成这些软件、小程序的安装、操作的能力，需要在年轻人的帮助下才行。
但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老年群体的数字媒体使用意愿明显下降。受访对象提及的主要原因包括:第一，随着疫情趋缓，线下生活逐步恢复正常，对疫情信息、在线社交的需求大幅降低;第二，他们在健康码、移动支付的使用过程中频繁遇到困难，经常需要求助他人，由此产生了挫败感和疲劳感;第三，老年人几乎没有信用卡，移动支付绑定储蓄卡后，他们始终存在对手机丢失导致银行存款被盗的担心和焦虑。许多老年人选择在出门时使用原来的老年手机，回家以后用智能手机跟家人交流、浏览新闻或是翻看朋友圈、抖音等作为消遣。
五、研究结论
(一)陪伴、教育与连接:数字化时代传统媒体适老传播的创新需求
总体来看，数字媒介终端(智能手机)在老年群体中已有较高的普及率，有近91.2%的老年人拥有智能手机且接入了互联网；老年群体已经具备基础数字素养，能够独立完成信息获取、日常社交;48.9%的老人能够熟练使用3个及以上的移动互联网应用；接近13%的老年人已经具备一定的内容制作能力。
传统媒体对老年人互联网、新媒体认知和信息辨别能力的形成有着显著影响，其中以电视媒体的影响最为突出。这表明，在数字化时代，老年群体对传统媒体的依赖程度有增无减，对传统媒体提供的数字素养教育内容有着明确需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传统媒体在老年群体从传统生活方式向数字化生活方式过渡的过程中发挥着桥梁、拐杖的作用。在数字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以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体有能力也有责任在提升老年群体的数字素养水平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需要在新闻、栏目的内容上针对老年群体的需求和理解逻辑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和设计。
(二)数字环境的安全性、操作的便捷性:新媒体适老服务的创新重点
尽管对数字素养提升持积极态度和消极态度的老年人对于自己抵御网络负面影响能力的判断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但他们对于数字环境安全性，特别是金融安全的担心是一致的。调研也表明，老年人表示能够识别的多为电信类诈骗，对以链接、弹窗、推送等形式出现的广告和其他引导类信息的分辨能力仍然不足。超过半数的老年人有过购买新闻客户端推送信息中“低价”促销产品的不愉快经历。因此，老年群体对信息、娱乐类应用的接纳程度、使用频率远高于涉及在线支付的消费、服务类应用。这一担忧也成为他们进一步体验远程医疗、健康咨询等数字化、在线化养老服务的最大障碍。
同时，对老年群体而言，目前主流的商业应用和公共服务类应用的设计都存在操作界面不够友好、操作方式不够便捷的问题。这些不太愉快的新媒体接触体验使他们产生了被时代淘汰的挫败感，因而他们中的一些人更加倾向于选择理解和记忆有关新媒体的负面信息，从而不断加深对新媒体的畏惧感。
(三)短期效应到整体提升:老年群体数字素养提升长效机制的创新期待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及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措施在短时间内大幅提高了对公众数字化生存能力的要求，也促进了老年群体智能终端普及率和数字素养提升意愿的大幅增长，加速了健康码、移动支付、在线社交等数字化生活方式与老年群体日常生活的结合。
由重大公共事件带来的老年群体数字素养提升现象具有较为突出的暂时性、不稳定特征。非常态时期，老年群体提升数字素养的动机更多是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和社会环境的刚性要求。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数字化需求必然随着疫情的趋缓而下降，其数字素养的提升意愿也会减弱。
从社会和国家数字化发展的整体趋势来看，虽然短期内为解决老年群体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问题，国务院办公厅及地方政府出台实施方案在交通出行、日常就医及消费等基础生存环节设置了无码通道，从而为老年群体适应数字化生存提供缓冲区域，但长期来看，随着社会数字化与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为应对可能到来的全数字时代并能够实现数字化生存，老年群体生活方式的数字化转型成为必然趋势。因此，还需要建立起老年群体数字素养提升的长效机制，使之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节奏，从而共享数字社会的发展红利。
(四)社交圈层、生活方式:老年群体媒介素养提升意愿增强的创新路径
研究发现，老年群体身处不同的关系层会对其数字素养提升意愿产生不同层次的影响，大致可分为四个维度:亲密圈层(主要包括在本地或常联系的亲人与好友)、邻近圈层(主要包括在本地的邻里及外地与不常联系的亲属与好友)、地方圈层(主要包括社区、地方媒体及地方政策与举措等)与宏观社会圈层(主要包括省级媒体、国家性媒体、大众社交媒体及其他面向社会的政策与举措等)(见图5)。
不同时期、不同圈层对老年人的影响程度不同。常态时期，亲密圈层和邻近圈层是更为显著的影响因素，即在日常生活与交往中，老年人更多地同邻近人群交往，在家庭与邻里之间进行互动，也更易受身边亲人与好友影响。调研数据显示，42%的老年人培养与提升数字素养的驱动力是身边好友，形成了亲密圈层内部数字媒介的“创新与扩散”。非常态时期，地方圈层和宏观社会圈层的影响力则显著增强。此时，社会环境突发变化，疫情时期基于对疾病传播的恐惧，老年群体更加关注外部及当地社会的相关信息，同时他们也通过积极获取外部信息以便于与家庭成员沟通和联系，因此，大众社交媒体与地方、省级、国家性媒体所处的地方圈层和宏观社会圈层便成为老年群体主要关注的圈层。
此外，地理环境也对老年群体数字素养提升意愿产生影响，相较于生活在城镇的老年人，常年生活在农村区域的老年人受地理位置与生活习惯影响更大，生活圈层集中于村域内，信息的获取与传递也皆在村域内进行，且因农业环境影响，农村老年人日常生活更多侧重于农耕与邻里交际，故而相应缺少使用数字媒介的场景与需求，数字素养提升意愿较弱。
(五)多圈层叠套:可供选择的老年群体数字素养提升创新策略
由于中国乡土社会环境的特殊性与数字化时代老年群体社会关系的多元化，在设计提升老年群体数字素养路径时，需要因“情”施策，因“地”布局，从具体的影响因素入手，构建多主体发力、多元政策帮扶、多情境落实的老年群体数字素养提升策略。结合影响老年群体数字素养的多重因素，可尝试通过以下路径维持和提升老年群体数字素养。
从宏观社会圈层出发，加大基础设施普及力度，帮助数字走进乡村，走进家家户户，进一步实现相对数字脱贫;大众媒体则可以加大数字化转型的必然性、必要性的宣传力度，通过增强对数字媒介正面功用的议程设置帮助老年群体调适对数字媒介的认知态度与接纳进程，以在老年群体中为数字媒介树立起客观全面的形象;技术研发层面上应进行适老化改造，在产品设计与接入终端层面将老年群体生理机能等条件的限制纳入考量，采用符合老年人阅读习惯的大字体设计以及易于辨识的视觉色彩设计，通过简化页面操作降低老年人的阅读难度，为老年群体提供更加便捷、易用的媒介产品。
从地方圈层出发，可以社区为基本单位，加强数字素养培训、普及数字化知识，为有需要的老年群体提供公益服务，并在社区内设立数字媒介使用帮扶点，招纳志愿者帮助老年群体学习如何使用数字媒介，在增强其数字技能的同时帮助老年群体建立起使用数字媒介的信心，以进一步提升老年群体数字素养;同时，地方媒体可以利用自身地方服务优势，基于县级融媒体在各平台开通老年服务专区，针对不积极者提出的使用难、程序复杂等问题，提供一键获取服务，加入更多适老化服务项目，缩减老年用户获取服务的操作步骤，激发其数字素养能力提升意愿。
(六)县级融媒体:具有探索意义的基层适老公共服务主体创新方向
当前老龄化和信息化在社会的发展趋势中形成叠加，因此，老年群体数字素养的提升将是实现中国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共享信息化发展的必然途径，也是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的必要条件。从长期的社会发展来看，老年群体数字素养的提升问题理应被纳入适老公共服务范畴。
县级融媒体是我国广播电视体系中分布范围最广、与老年群体生活方式联系最紧密的传播主体，其突出的地方性特征决定了县级融媒体可能并可以为域内老年群体数字素养的提升塑造有利环境，因此，应积极在县域内进行线上线下宣传，并通过与县域政府、医疗、文化、交通等公共单位建立广泛联系，并提供与本地老年居民需求最匹配的、在地化的、与数字问题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令域内老年群体充分享受数字红利与技术红利，使其不再“闻数丧胆”，为老年群体塑造良好友善的数字化发展环境，从而激发域内老年群体数字素养的提升意愿。
综上，本研究发现，当乡土性遇上现代化，涉及老年群体个体生活方式与日常交往的、包含不同程度亲密关系在内的圈层因素，是相比以往研究提出的文化程度与经济水平等因素更为直接、更具实效、更贴合中国社会情境与国情的影响因素。同时，对应不同圈层因素所提出的差异化解决方案，与通过县级融媒体塑造环境、激发老年群体数字素养提升意愿的在地化解决思路，也是研究解决老年群体数字素养提升意愿问题的创新性所在。
本文为缩写版，引文及注释从略，详情请参阅原文。
引用参考：王润珏 张帆. 老年群体数字素养提升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吉林省安图县为例[C]. //单波.传播创新研究,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125-148.
作者简介：王润珏, 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硕士生导师, 研究领域为媒介发展、媒介经营与管理、国际传播; 张帆,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领域为媒介发展、传播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