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创新研究》（第1辑）已于2021年7月出版。该集刊由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主办，深深扎根中国传播创新实践，以中国传播问题为出发点，“在场”地感知中国传播的难点、疑点与热点，创新重建交流与社会连接的传播行动，发掘比较视角下的传播智慧，进而激活传播创新的实践与理论发展，纾解人类交流的困境与无奈。
本辑由热点研究、专题研究、乡村传播研究、智能传播研究和附录五个部分组成，从不同角度分分析了2020年传播创新研究现状。中心公众号将陆续对集刊中文章或文章主要内容进行推送。本次推送《媒介使用与多民族乡村生活研究——以哈日莫墩村为例》，作者任洪涛、任雅仙。
一、研究背景
在中国乡村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大众媒介成为重要环节，它给生活在相对闭塞环境中的乡村居民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商品经济信息的传递，更是对现代文明的传达，这些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观念走向现代化，从而推动了中国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进步。
当前，随着社会媒介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新疆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程度进一步深化。新疆的某一乡村或微型社区空间内，经常会呈现多个民族高密度混杂居住的独特社会景观。除了汉族外，其他民族大多数有本民族语言并习惯本族语言媒介，同时又是汉语媒介传播的对象和使用者，由此他们具备了使用两种或多种语种媒体的需求和条件，同时也产生了使用各种媒介的客观行为。那么，在新时代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背景下，新疆乡村作为体现新疆乃至国家多民族特色的一个多元文化的交汇区，生活在其中的各族居民是如何共同生活的；大众传播在其中会呈现怎样的景观；各类传播媒介究竟在其日常生产生活中扮演着何种角色；呈现哪些媒介使用的特点；他们的媒介使用行为对自身、对周边社会生态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等等成为本研究需要探讨和解答的问题。
二、研究方法与研究样本
(一)研究方法
本文以多民族乡村受众为指向，从其日常生活中分析其媒介使用行为，这决定了本研究是情境的、微观的、动态的、持续的。传统的受众研究长期以来受量化实证主义范式支配，研究过程往往是“将受众从社会和文化系统中抽离出来”，而民族志研究方法使学者深入某个特定地区受众的总体生活情境中，将所研讨的问题延伸至受众日常生活的整体面，从而能较理想地实现研究之目的。据此，本文使用以民族志为主的研究方法。
在具体的应用类型上，本文依据研究需要和对象特性，仍然认同“反思民族志”方法的价值，并在本文中沿用这一研究方法和思路。研究过程中，根据研究对象的特性，注意将“深入访谈”“参与式观察”等方法运用到研究过程中，同时辅之以文献分析(比较)等其他方法，以期较好地达到本文研究的目的。
(二)研究个案——哈日莫墩村概况
就研究实践而言，确定“社区”(community)是民族志研究应首先考虑的问题。笔者认为应该把研究的“社区”选定在各民族传统文化具有代表性并富有张力、现代传播尤其是新媒介技术相对发达、经济发展相对较好的村落内进行。其中，经济发展相对较好暗含其传播媒介普及率较高的假设。
哈日莫墩村又名四乡(道)六七村，俗称“八大队”，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境内，包括哈日莫墩村和查干洪夏尔村两个自然村落。村委会位于小营盘镇政府向西约12公里处，S304省道和X202县道从村中穿过，交通便利。全村辖区面积11.88平方公里(17820亩)，共有耕地9600亩，林地900亩，是一个多民族聚集杂居的农业村队，全村居住着汉族、维吾尔族、蒙古族、哈萨克族、回族等5个民族，全村各族村民形成了独特的交往习惯和多元文化现象。
三、从大众传播到媒介融合：并不落后的媒介发展进程
哈日莫墩村大众媒介的起步大致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末。1957年7月，博乐县为落实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自治区试建农村有线广播站的指示》相关要求，建立了广播站。1958年，哈日莫墩村有了有线广播。由此算起，随着有线广播的广泛使用，其他大众媒介如报纸(20世纪60年代开始)、电视(20世纪80年代开始)等，也逐渐触及哈日莫墩村，并日益深入各族村民的日常生活中。
1998年，为支持农村广播电视事业发展、扶持民族自治地方和边远贫困地区广播电视事业，党中央正式启动了名为“村村通”工程的国家农村文化建设“一号工程”，以解决当时广播电视信号覆盖“盲区”农民群众收听广播、收看电视难等问题。2000年9月，国家又开始实施致力于提高新疆、西藏等边疆少数民族乡村地区广播电视覆盖率的“西新工程”。从2011年5月开始，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决定开展“户户通”工程，利用直播卫星为有线网络未通达的农村地区提供精细化、数字化、多方式、多业态的广播电视公共服务，进一步提升水平，提质增效。2012年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按照“统一规划、分步实施、试点先行、整片推进”的原则启动“直播卫星+地面数字电视”接收模式的“户户通”工程。从2013年起，博乐市开始实施“户户通”工程，而小营盘镇哈日莫墩村于2014年实现“户户通”全覆盖。此外，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及其在新疆乡村的延伸，哈日莫墩村自2014年起可以办理“手机套餐+网络宽带+网络互动电视”的“融媒体”一体化业务，可以同时享受到内容丰富的网络互动广播电视服务。
不仅如此，在媒介融合的趋势下，新媒介进入哈日莫敦村并逐渐普及，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大屏幕智能手机的使用。大致从2013年开始，4G网络的出现，催生了哈日莫墩村移动上网的新一轮热潮，如移动网游、3D导航等适用于大宽带移动网络下的应用在哈日莫墩村也逐步成为现实。
四、日常生活中日益频繁并多样化的媒介使用
(一)媒介使用中的经济功能日益凸显
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最早提出了大众传播的经济功能理论，主要表现在：关于资源以及买和卖的机会的信息；解释这种信息；制定经济政策；活跃和管理商场；开创经济行为等。
从调研中发现，由于受到受教育水平、民族语言、民族文化等因素的制约，哈日莫墩村村民对媒介产品经济功能的使用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但从总体上看，哈日莫墩村村民的媒介使用对促进哈日莫墩村经济的发展还是起到了一定的辅助作用，然而这一作用的发挥，基于村民不同的职业类型和民族属性有着不同的呈现：以汉族为主的种植人员的媒介使用——谈生意和交流经验；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养殖人员的媒介使用——交流并获取牲畜买卖、养殖等信息；以汉族为主的个体工商人员的媒介使用——促销与支付；不分民族的外出务工或经商人员的媒介使用——联络、交流、获取商机与结账。
(二)文化生活中的媒介化特征日益显著
哈罗德·英尼斯曾指出，村庄的生活从传统文化发展为媒介文化之后，就以空间而不是以时间、以将来可能怎样而不是以过去怎样为中心了。然而人类“文化背景和他们所生活的文化情境的差异决定了他们所采用的传播方式和传播行为会有所差异”。
哈日莫墩村自建村以来，多民族的文化就不断地交融和传递，不同民族间结下了深厚的兄弟友情，而村边的博尔塔拉河和阿热勒托海牧场便成为多民族文化交融和传递的历史和现实见证。长久以来，随着耕地的不断扩大和牧场的日益缩减，生活在一起的各民族也都在逐渐调整本民族固有生活和生产方式的过程中进一步交融，而哈日莫墩村的媒介化文化生活主要体现在家庭文化生活和公共文化生活两个方面。家庭文化生活上，观念趋向现代化与民族身份认同强化的杂糅；公共文化生活上，利用媒介资源惠民生、聚民心。
(三)媒介使用提升政治生活质量
有研究表明，西部乡村地区的大众传播媒介已成为乡村政治社会化、由意识形态的纯政治化参与转为更多的利益型参与的重要信息中介和推动力量。当前，大众媒介已广泛地深入新疆广大乡村地区，并对当地的生产生活产生了日益重要的影响。而哈日莫墩村大众媒介与政治生活的关系是在新疆特定时空条件下发生的，具体来讲就是，这一关系离不开哈日莫墩村所在区域的多民族历史及现实条件的影响。
媒介使用提升政策信息传播效率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表现为村委会对各类媒介的使用；另一方面，表现为各族村民对大众媒介的使用。
媒介使用还拓展了个体政治参与渠道，在哈日莫墩村，各族村民借助媒介的政治参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日常村务中的媒介使用；二是常态化的仪式传播与组织化的政治参与。
五、研究发现
总体来看，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新媒介的嵌入与普及对哈日莫墩村日常经济、文化、政治生活及现代化进程都产生了日益广泛而深入的影响。虽然哈日莫墩村的媒介使用及其影响不能代表整体多民族社会，但本文认为，哈日莫墩村所遇到的多数情况，在其他多民族的乡村中也是有迹可循的。
(一)多民族乡村日益体现出媒介融合的优势和特征
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曾指出，传播在社会学视角下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即信息在时间上的传承(仪式观)和在空间上的扩散(传递观)。哈日莫墩村现代大众媒介的发展与普及，也大致是沿着这两个维度进行的。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大众媒介的种类日益丰富，其媒介中的技术含量也日益增加，村民们使用媒介的自主性和便捷性不断增强，其媒介使用的仪式感和满意度也不断增强；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地区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蒙古语(文)、维吾尔语(文)、哈萨克语(文)等少数民族语言媒介的发展，村里的少数民族村民可以借助带有民族情感的多种媒介方式来获知信息和进行多样化的传播，尤其近年来以互联网技术为特征的新媒介逐渐深入各族村民的日常生活中，融合媒介崭新体验和应用对当地居民产生了日益广泛的影响，由此也为各族村民的日常生产生活提供了良好的媒介环境，而媒介化社会所描述和呈现的媒介环境和社会结构在当地正在形成。
(二)各族村民媒介使用行为体现了大众传播的社会经济功能
长久以来，哈日莫墩村形成了以农业生产为主、以畜牧养殖业为补充的经济生活生产模式。随着大众媒介在哈日莫敦村的普及与融合发展，发挥大众媒介经济功能的条件逐渐具备并不断完善，这推动了媒介经济功能在哈日莫敦村的逐步实现。尤其在全村实现土地流转整体实现以后，越来越多的村民从土地劳作中解放出来并逐渐实现了就业和收入的多元化，媒介的经济功能也日益在村民日常经济生活中体现出来。具体而言，大众媒介的使用加速了哈日莫墩村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同时也加速了各族村民职业的转型，进而使不同民族村民产生了以特定职业为指向的、对不同媒介产生不同的经济需求的媒介使用行为，而这些从不同角度体现了大众传播的社会经济功能。不仅如此，从哈日莫墩村推进全村生态养殖的环境治理实践中也可以看出，媒介已成为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辅助手段。
(三)媒介嵌入与普及影响和改变着各族居民原有的文化生活方式
哈日莫墩村多民族的文化生活是特殊地域下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延续，而以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介和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新媒介嵌入与普及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着各族居民原有的文化生活方式。因传统媒介和新媒介进入哈日莫墩村的时间不同，其发挥的作用存在差异，而其程度也受到年龄、性别、民族、家庭模式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其中也反映了因性别差异而存在媒介使用行为上的不同，这因民族和文化背景的不同而有所区别。然而，电视和互联网等现代媒介的进入，并不必然带来传统文化的消减或毁灭，我们不应忽视媒介给乡村文化生活带来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但是，也不能武断地宣称所有的影响或改变对所有村民都是积极的。此外，相对于其他民族而言，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村民的文化生活中对新媒介技术的使用并非必然地意味着使用者的观念更趋向现代化，他们在使用新媒介技术上普遍表现了寻求族群文化传统、实现民族身份认同的倾向。
(四)各族村民信息接收范围和政治参与视域有了巨大的扩展
电视、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上的新闻已经成为村民们经常收看的节目，其内容也普遍成为他们茶余饭后谈论的一些话题。即便在村里各处商店里的休闲室内，打牌、聊天的村民也不时地会聊一些电视上的新闻报道等内容。大众媒介将这些生活在较为偏僻封闭的各民族村民带到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舞台上，开阔了他们的视野。共同的地域、对历史的集体记忆、民族间的交往、打工的生活等因素的交织促使他们在更广泛的时空中思考自身的命运并建构新的关系，而这些恰恰成为诱发人们结成想象共同体的因素。在此基础上，电视等大众媒介带给各族村民的是和谐、民主与开明的主旋律，而各民族也在潜移默化中构建了一种新型的政治关系——政治共同体。这一过程表现为：各民族以普通话(国家通用语言)为共同的语言，通过媒介使用形成了共同的意志，由此贯通了基于各民族“地方性语言”和道德准则所决定的内心情感，形成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想象以及对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认同，进而提升到对国家的认同。
六、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文借鉴和应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以哈日莫墩村为例，全面探讨了多民族乡村日常生活中的媒介实践，为多民族视角下探讨本土化媒介传播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借鉴。但本研究在调查结果在代表性和准确性上难免有些偏颇，也正是这些不足，促使笔者对未来的相关研究产生了兴趣和期待。例如，年幼的哈日莫墩村村民尤其是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村民在不断强化的国家双语教育环境下成长起来以后，他们的媒介实践会有怎样的变化？这些媒介实践又会给其乡村生活带来哪些不一样的影响或变化？这些问题的答案有待深入发掘。
本文为缩写版，引文及注释从略，详情请参阅原文。
引用参考：任洪涛 任雅仙. 媒介使用与多民族乡村生活研究——以哈日莫墩村为例[C]. //单波.传播创新研究,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162-178.
作者简介：任洪涛, 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 新疆大学新疆形象传播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文化传播、媒介发展、区域形象传播; 任雅仙, 四川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副教授、博士, 研究方向为新媒体传播、信息传播与社会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