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创新研究》是由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主办的学术集刊，以中国传播问题为出发点，“在场”地感知中国传播的难点、疑点与热点，创新重建交流与社会连接的传播行动，发掘比较视角下的传播智慧，进而激活传播创新的实践与理论发展，纾解人类交流的困境与无奈。
本辑由前沿观察、媒体融合、健康传播、传播与社会研究和智能传播五个部分组成，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传播创新研究现状。中心网站将陆续对集刊中文章或文章主要内容进行推送。本次为《健康码：行进中的健康传播创新与应急创新》，作者吴世文、罗一凡、杜莉华。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突袭而至，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威胁，至今仍未平息。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指出，新冠疫情已经毫无争议地成为全球秩序的“新历史分水岭”（new historical divide），世界被划分为“前新冠时代”（Before Corona）和“后新冠时代”（After Corona）。为了应对疫情中的健康信息汇总和申报问题，“健康码”应运而生。
健康码因新冠疫情这一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事件而产生，它建立在智能技术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充分体现了两大时代主题——技术与健康。技术与健康也是健康传播领域的六大研究分支之一。由于传播技术的变迁会直接改变健康传播的内容、方式、范围和影响，因此，研究者关注新传播技术如何影响人们的健康活动。例如，互联网对病人医疗决策的影响，社交媒体导致的健康传播观念创新，微信平台中非专业健康信息的泛滥，以及健康类微信公众号的健康传播效果评价标准，等等。但相比于其他研究分支，研究者对媒介技术在健康传播领域的使用的关注，仍稍显不足。而技术创新给健康传播活动带来了新的挑战，例如新技术使用鸿沟，信息质量，硬件和软件的兼容性以及隐私，等等。健康码作为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应急创新，其在健康传播领域进行了怎样的尝试？带来了哪些新的问题？如何再次通过自我创新解决这些问题？健康码何去何从？
一、健康码的出现及迭代
（一）健康码的出现与演变
面对新问题，往往需要一套全新的、相匹配的解决方案。但若问题发生突然且紧迫，加之各种资源有限，则创新难以开展，当事方就会陷入路径依赖。在新冠疫情发生初期，一些政府部门依据过去的经验，大多采用基层组织的工作人员逐一入户采集流动人口信息的方式防控疫情。这种方式在不少时候被证明是有效的，但也存在效率较低，覆盖面不广，甚至增加了工作人员接触病毒的风险等问题。而且收集的数据在不同层级、不同地区和不同部门之间共享的难度大，从而使得民众的正常流动受阻。由于过去的经验未能适应新状况，一些政府部门积极开展应急创新。2020年2月4日，浙江杭州余杭区政府开始研发“余杭绿码”，并上报杭州市与浙江省政府。2月7日，杭州市政府建立全市统一的“企业员工健康码”平台，“余杭绿码”在平台中正式发布并上线运行。2 月11 日，在“余杭绿码”的基础上，“杭州健康码”上线支付宝，审核技术和使用体验都有所提升，标志着健康码作为一项工具创新不断成熟。在基本功能完备后，应急创新进入扩散阶段。2月17日，“健康码”推广至浙江全省。3 月2 日，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防疫健康信息码在支付宝小程序上线，“健康码”正式走向全国。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健康码迅速迭代、扩散，成为一种创新形态。
成熟的健康码是一个负载持有人疫情风险等级信息的二维码，其运行分为个人申报、后台分析、最终发码和使用三个步骤。首先，申请人填写并提交个人身份信息、行程轨迹等信息。然后，系统结合来自各公共服务机构（包括铁路、航空、城市公交、医院等）的后台大数据进行分析。最后，根据分析结果，健康码持有人的疫情风险等级以红、黄、绿三色可视化呈现，并根据持有人的动态实时变更。红码和黄码持有者分别实施不同天数的集中或居家隔离，绿码持有者可以凭证出入公共场所。健康码因能有效阻断病毒传播，得到了广泛使用。截至2020年6月，腾讯健康码累计访问量260亿，亮码90亿人次，覆盖近10亿人口。
（二）健康码的整合逻辑
健康码作为应急创新有诸多创新之处。其重要的创新之一是打破壁垒进行整合。这种逻辑首先体现在参与主体上，健康码是由政府部门、互联网企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公众协作的产物，跨越了公与私、组织与个人、技术与资源的界限。政府部门为健康码提供合法性支持并统筹协调各方；互联网企业提供技术资源，搭建健康码的技术架构；具有公共服务性质的机构，如电信运营商、航空公司、铁路公司等提供人员流动信息；公众上报个人信息，在需要的场合主动出示健康码。除了参与主体之外，整合逻辑还体现在健康码所收集的数据之中。这些独立的数据（个人基本信息、人脸识别图像、居住地、健康状况、行程等）在经过算法的分析后相互关联，能够共同标示数据所有者的疫情暴露风险。健康码的功能也遵循整合原则，集多种功能于一体，既是保证人们通行的“护照”，也是人们证明健康、出行和居住地等情况的“身份证”，亦是体温、行程等资料的“记录本”。健康码的整合特征，使其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持有者的病毒暴露风险，从而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作用。
（三）健康码的简化呈现
简化呈现是健康码的又一创新。健康码在运行中采用整合逻辑，将跨领域的参与主体、互相独立的数据以及多样化的功能连接起来。同时，它在呈现上遵循化约原则，把复杂的数据分析结果简化为红、黄、绿三种颜色的二维码。不同级别的病毒暴露风险和不同的风险处置模式都能由三色指代，健康码的持有者和查验者不需要前置学习就能理解和利用健康码，满足应急要求。健康码的应用场合多是大量人员流动的卡口，直观的颜色呈现便于查验者迅速分辨持有者的病毒暴露风险。此外，健康码是全员必备的防疫工具，相比于汉字等媒介，颜色更能适应不同民族、年龄、受教育程度的使用者的需要。简化创新极大地降低了健康码的使用门槛，有助于健康码在紧急状态下快速推广。
作为一项应急创新的健康码，拥有一定的“豁免权”。普通的创新若遇到争议，往往只能中止。不过，健康码虽然在数据收集、公开个人健康状况等隐私问题，以及忽视数字鸿沟等伦理问题上存在争议，但由于重大危机事件的处置拥有更高的优先级，健康码能够搁置争议被继续推行。作为应急创新的健康码具有快速扩散的特征，并不遵循常规的“创新-扩散”过程。它们在创新之初并不完备，但能够在应用中持续更新迭代，为持续创新制造了空间。从中可见，应急创新不是点状的突破，而是线性的过程，能够自我革新、自我完善。在此意义上，健康码发挥着健康治理的作用。
二、健康码应用中遇到的问题与解决方案
健康码推广使用后，逐渐暴露出了一些问题。首先，如技术弱势群体使用健康码面临阻碍，健康码的整合创新有潜在的数字风险，在由应急创新转向常态化创新的过程中存在不当扩张的问题，等等。尽管当时健康码存在上述缺陷，但并不代表着创新的失败。“创新即是风险”，由健康码创新而引发的问题印证了“产生问题—创新—引发新问题—再创新”的“创新进化链条”。
（一）触达人群问题
健康码的触达问题源于技术特质——数码物质性和时效性。健康码依附于可联网的智能设备，而数码具有物质性。对应新冠病毒的潜伏期，健康码具有时效性，既需要及时更新，也需要在一定的时间内更新。这都会产生健康码使用的触达人群问题。
首先是智能手机操作技术弱势群体（非触网人群、技术不熟练者）的使用问题。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为9.04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为8.97亿。也就是说，我国约有5亿人不使用智能手机，非网民群体中60岁及以上人士占比高达46.0%， 智能手机操作技术弱势群体以老年人居多。我国健康码推广过程中多次出现的以老年人为主的舆情事件，是这一问题的写照。其他智能手机操作技术弱势群体，比如视障群体在健康码的使用中也遭遇困难。视障人群需要借助读屏软件使用手机，而部分健康码的页面元素过于复杂，不能被读屏软件识别，有时视障人士甚至无法通过申请健康码所需的人脸核验。有时，健康码使用中的问题常常被归结为个人能力问题。正如方惠和曹璞提出，老年人ICT使用的学术话语中，常常出现 “话语错配”（discursive mismatch）的现象，老年群体的“断连”被化约为“个人能力或素养问题”，反倒遮蔽了一些结构性原因。技术弱势群体也处于类似境况：自身难以发声，却面临着不符合现实的他人诠释与评价。这是技术创新偏见的体现。
其次是时效性问题。时效性是智能手机版的健康码的媒介优势，符合健康码发明之初疫情防控工作“全人群覆盖+全流程掌办+全领域联防”的要求， 解决了“基层填表，层层上报”的传统模式的滞后性问题。对于使用者来说，时效性的优点还在于能够快速证明自己的健康状况，在关卡处无纸化通行。但时效性的媒介优势建立在智能手机的物质基础上，排斥了技术弱势群体。时效性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健康码成为公共场所的通行凭证，个体便处于“时间嵌入”之中，也就是说个人的时间规划需要符合更大的集体行动。当“时间嵌入”卡壳，也就是使用者技术操作不熟练或基础设施崩坏时，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比如北京健康宝和杭州健康码于早高峰崩溃，让上班族卡在了地铁口和公司大楼门口，“上班难”“进门难”成为舆论事件。
针对上述问题，彼时的健康码作出了三种响应：第一，降低对智能手机健康码申领和亮码通行的依赖，鼓励公民互助或公共场所工作人员协助。比如北京健康宝迭代升级后提供保护隐私的助查功能。一些公共场所开辟“无健康码人工通道”。第二，允许多种形式的替代版健康码通行，比如纸质版健康码， 或通过发送短信至所属运营商查询的“通信大数据行程卡”。第三，在产品的研发环节注重适老性和残障人士友好程度。
（二）潜在数字风险问题
健康码既有物质属性，也有信息属性。早期的健康码集成了个人的多种信息， 同时又跨区域、跨部门整合了多种数据， 并在短时间内触达了大部分公民。如此大体量的数据，在数据收集、数据处理和数据再利用方面都存在潜在的风险。
在数据收集方面，公权力越界可能导致个人信息被过度收集。在疫情应急状况下，个人信息保护要让位于疫情防治。虽然我国有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条例，但《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中特别规定了在疫情防控背景下，相关机构可以不经个人同意收集个人信息。有学者提出，即便健康码运行过程中“限制私权具有正当性”，也需要警惕因公权力越界而诱发个人信息风险。因此，需要强调公民的知情权和严格执行“最小必要”原则。从公民知情权角度看，在疫情早期微信平台14个省市的16款健康码小程序中，仅有3款健康码小程序设置了用户协议和隐私政策。
在数据处理方面，由算法和大数据运算构成的健康码在诸多公共场所成为“对持码主体的身份合法性的唯一确认”， 数字化个体代替了实在个体。健康码初期变色混乱， 跨省出行两省健康码颜色不一致等问题频出，带来了一些困扰。而且在疫情初期，算法行政替代了现实中执政者的决策指令，健康码的运行依赖算法，数字裁决代替了人工裁决。比如，早期“保定健康码”的颜色由系统自动生成，无法人工干预。由于没有现实层面的纠错制度，最终陷入“只认码不认人”的困境。针对这一问题，后来采用了人工干预的办法，比如在健康码的页面增加申诉入口，或开通人工热线，被证明是有效的。这提示我们，如何平衡对人的信任和对技术的信任是一个新问题。
在数据再利用方面，不当扩张的问题引发关注。对于健康码数据的再利用，有人持保守意见（为防止信息泄露，疫情控制后要销毁数据），而另一部分人持积极态度（可在前期投入的基础上，做好数据平台再利用工作）。 一些地方政府和运营平台拓展了健康码的功能，如杭州实现健康码与市民电子健康卡、电子社保卡的互联互通。广州的“穗康码”作为个体的电子身份证明使用。但是，数据的再集成需要考虑隐私问题。杭州市卫健委曾提出“一码知健”的设计思路，通过集成电子病历、健康体检、生活方式管理（运动情况、饮酒情况、吸烟情况、睡眠情况）的相关数据，形成个人健康指数排行榜以及群体评价排行榜。这款变色码设想一公开，便遭到反对。这意味着，健康码的数据再利用，需要警惕过度收集和集成信息，防止形成尤瓦尔·赫拉利提出的“皮下监视”（under-the-skinsurveillance）图景。有论者提出，数据再处理或许可以改变思路，将健康码扩展为公民监督政府公共健康政策施行的平台。
（三）过度扩张问题
健康码的扩张首先表现在区域性的健康码越来越多，这关乎地域之间的沟通融合问题。健康码的原型“余杭绿码”，是一种区域性政府管理统计的辅助手段，它从诞生之初就带有区域属性。随后各地政府纷纷推出各自的健康码，不同的省，乃至省内各市区各不相同。比如在早期，江苏省内有十几种不同的健康码。“一码归一码”的现象割裂了流动空间，也容易引发冲突。在疫情发生前期，黄梅和九江两地的警务人员就因为通行的问题产生过冲突。后来的解决办法是加快“一码通行”的进度。特别是加速跨省区域的健康码互认。2020年5月，《个人健康信息码》系列国家标准出台，致力于规范各地的健康码建设。2021年3月，全国基本实行“一码通行”，个人使用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的防疫健康码即可。虽然健康码的地域融合是可以通过技术解决的问题，但它又不仅仅是技术问题。
其次，健康码的扩张表现在与其他卡证的融合，即自身形态的扩张。比如有地区推出交通一卡通健康码，还有地区推出医保卡健康码。健康码和其他卡证融合不失为应急创新的补救措施，但也会人为制造区隔。市民卡、交通卡、医保卡附着公民的身份差异，只有杭州市民才有市民卡，这可能加剧健康码的区域分割。后来，通过政府制定政策且主导协商，实现了多种场景内“认码”方式共存，这一问题得以解决。
最后，健康码的扩张体现为连接的共识的扩张。在健康码背后，是掌握数字技术作为现代公民的基本技能的共识。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肉身人”转型为“数字人”，不会使用健康码的老年人无法正常出行。健康码也是社会加速的体现，亦能为加速社会提供支持。在连接和加速成为社会共识的语境中，我们可以理解整个社会对健康码的需求。
健康码的扩张是“人与技术机器系统的共创生”的结果。 孙玮和李梦颖援引了“自创生的”机器（连续地孕育和规定它们自己的组织和它们自己的界限）的概念 ，认为健康码技术系统的每运行一次都“延展着系统的边界”，同时通过将人数据化以添加进“持续的数据流转换”中，完成了与人的生物有机系统的“共创生”。而在“共创生”的系统背后，新冠疫情让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加深，健康码作为“有效的生命治理措施”出场，通过排斥非数字状态下的“余数生命”确立免疫共同体的边界。在这一过程中，何处聚集了人群，何处就会变成技术媒介扩张的新领地。健康码“连续地孕育”着多种可能性，逐渐“进化”为可以搭载多种功能的信息平台。健康码的扩张，也提示我们思考人与技术如何共生的问题。
三、健康码面临的挑战及未来的创新路径
（一）缺少国际通行的健康码
国际互通互认是健康码创新的未来转向。2020年11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五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强调，“要加强政策、标准对接，搭建‘快捷通道’，便利人员有序往来。中方提出建立基于核酸检测结果、以国际通行二维码为形式的健康码国际互认机制，希望更多国家参与。” 随着世界经济逐渐复苏，国际间人员交流的需求越发迫切。因此，全球通行的健康码就成为必需品。同时，回应国际社会中的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全球通行的健康码有可能创造新的连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传播创新。但国家间存在文化与政策差异，全球通行的健康码如何适应各国的社会环境，冲破技术、伦理等阻碍，从而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仍是未知数。
截至2021年2月，世界各国的健康码主要有两种，一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全局式健康码，另一种是以一些西方国家为代表的限定式健康码。全局式健康码通过个人申报、交通系统、电信公司等多种渠道收集个人基本信息、体温、行动轨迹等。限定式健康码只通过蓝牙记录公众之间相互接触的情况，它搭载在智能手机上，通过蓝牙运行。手机蓝牙会自动与附近其他手机的蓝牙连接，基于信号的强弱确定两台设备之间的距离。如果距离较近，两台设备会交换匿名身份码。当其中一名用户感染时，14天内与该用户交换过身份码的用户都会得到提醒。限定式健康码收集的数据有限，除了接触情况外，用户的位置信息、个人身份等不会被记录，用户的身份码也会每15分钟更换一次。两种健康码的差异体现为参与主体、数据收集以及功能的差异。全局式健康码的运行由政府部门负责监管、互联网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并整合分析数据、公共服务机构和公众提供信息。限定式健康码的运行仅由公众、企业和公共卫生部门参与，公众提交和接收信息，企业开发和运营平台，公共卫生部门有权访问数据以辅助流行病学调查。当然，二者也带来了差异化的防疫效果。
健康码不仅是健康传播创新与健康治理工具，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涉及对隐私权和生命权的不同理解。这也影响着全球互通健康码的建设与认同。如何在信息收集和隐私保护的博弈中寻找平衡，进而取得共识，是全球社会直面的命题。健康码在疫情期间助力“可沟通的中国”，如何助力“可沟通的世界”，是健康码传播创新的新命题。
（二）疫情防控常态下健康码可能的创新路径
健康码在疫情期间提供了流通合法性，那么，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它将何去何从？对此学界和媒体有两种意见，一种观点认为，健康码应该被限制。许可指出，一旦疫情缓解或结束，健康码应当从行政机关依职权的行政行为转为公民自愿选择、国家依申请作出的行政给付行为。另有观点指出，被遗忘权是人类重要的权利，对于健康码已经收集的数据，均应删除、匿名、去识别化。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全面升级健康码，将健康码的数据资源转化为资本市场价值；或使健康码成为推动治理创新与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工具，升级为全能eID（电子身份证）。
本文认为，健康码的开发和运营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达到了良好的传染病控制效果。它构建了全新的技术—健康关系，让公众习惯于利用智能技术管理个人健康，为健康治理提供了新的可能。因此，在未来或许可以更新和完善健康码。但健康码不能无限制地转型升级，不能无视智能传播技术背后的风险与冲突。实际上，随着社会由安全紧急状态向疫情防控常态过渡，健康码也应当由应急创新向常态化下的健康治理创新转型。
在应急创新转型为健康治理创新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应急创新的特殊性。健康码与常态秩序不兼容的部分应当被剔除或淡化。健康码重新塑造了人、技术与健康的关系，为中国乃至世界推进健康治理提供了新逻辑，这是未来创新需要重视的“遗产”。
健康码还是公共健康运动的一部分。在中国乃至全球，健康码的使用与普及是社会动员的结果。健康码首先是一种交流媒介，它具有连接与反连接的双重特征，而交流一方面作为连接的“桥梁”而存在，另一方面也作为阻隔连接的“沟壑”而存在。媒介存在于交往的不同环节中，健康码存在于交往的前端环节，在疫情影响下的不确定社会中，它是带有“敲门”性质的媒介，是连接与交往的入口。同时，它也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可能允许交往亦或切断交往。因此，从健康码出发，我们需要重新理解媒介在交往的不同阶段所发挥的作用。
健康码不仅是“敲门”的媒介，也是信任的媒介。它通过数据的聚合与分析为重新建立信任提供了可能性，将对数据的信任转化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尽管存在信任技术超过信任人类的风险，但健康码在连接几近断裂的应急状态下，寻回了连接所必需的信任。
本文为缩写版，引文及注释从略。
引用参考：吴世文 罗一凡 杜莉华.健康码：行进中的健康传播创新与应急创新[C]. //单波.传播创新研究,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67-79.
作者简介：吴世文, 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罗一凡,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杜莉华,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