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心研究员周光明教授的专著《中国近现代新闻传播新词词源词典》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该书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6JJD8600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自序

本世纪以来，对近现代汉语新词的研究成果是越来越多了，仅出版的同类辞书就有好多种，但专科辞书则相对较少。十余年前，本人有幸参加了冯天瑜先生领衔的“历史文化语义学”研究团队，对近现代新闻传播词汇发生了浓厚兴趣，也开始了相关的学习与研究，其间涉猎的重要词汇大约有二三十个。继而萌发了编辑一部专科词典的念头。

新闻传播新词是近现代汉语新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世纪初传教士来华办报伊始，这类新词就出现了，虽然最初只是零星分布。此后，随着近代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专业词汇越来越多。其间，井喷式的增长是可以观察到的，大致可分为这样两个时期，一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那上十年，一是20世纪20年代。后一个时期，说得细致一点的话，是从1919年徐宝璜的《新闻学》起至1928年周孝庵的《最新实验新闻学》。 

随着新名词的大量涌现，民初的知识界也开始关注新闻传播新词的译介与使用问题。现就最初的工作实绩，择其大要，作一简单介绍。1921年，《英语周刊》发表《关于新闻纸之各种名词》（黄访书），列有12个词条，几十个例句。1925年，《新闻学撮要》(戈公振编译)列有总共44个词条。1932年，《新闻学研究》（燕京大学新闻学系编）发表《新闻界常用术语略述》（张铁生），列有中英文术语60余条。同年，《申报月刊》自第1卷第6期起，在其“新辞源”栏目中，相继刊登了“电视”“传播论”“第四阶级”“集纳主义”等新词的释义。1935年，《报学季刊》（申时电讯社出版）第1卷第2期开设“新闻术语”栏目，收录“访事员”“常务访事”“特务访事”“特派通信员”“特约通信员”“自由通信员”“独占的新闻”等7个词条。此外，30年代初中期，一批左翼文艺青年曾发起旨在研究新新闻学的集纳运动，对“新闻用语与新闻用字”有过一些专门的探讨，其中，以袁殊（1911—1987）的成绩较为突出。

当然，对新闻传播类新词的研究并未从近现代汉语新词的总体研究中分化出来。最早论及新闻传播新词的，无疑是早期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在他们编辑的双语辞书和创办的报刊中，已涉及几十个新闻传播词汇，比如，“钦定报”“公报”“新闻书”“新闻纸”“新闻篇”“日报”“月报”“季报”等。当时这些新词尚处于生成过程中，或者说尚在试用阶段，其表现有二：其一为尚未“词化”，常以句子或短语的形式出现，用日本关西大学教授沈国威的话说，即它是说明性的，而非命名性的。比如，“journalist”(新闻记者)，罗存德的《英华字典》解释为“写日录者，书日报者”；“editor”(编辑)，解释为“作书之人”（麦都思《英华字典》）、“作新闻纸者”（罗存德《英华字典》）。《新闻纸略论》（《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4）一文则更为明显，该文在介绍新闻纸分类时说：“其新闻纸有每日出一次的，有二日出一次的，有七日出二次的，亦有七日或一月出一次不等的。”显然在说“日报（日刊）”“双日刊”“周二刊”“周报（周刊）”“月报（月刊）”。值得一提的是，罗存德《字典》还收录了“liberty of the press”，译为“任人印，随人印”。此语今译为“出版自由”或“新闻自由”。所以，有人说《新闻纸略论》为近代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观念传入的最早中文文本，也不无道理。因其中称赞了西方报刊“各可随意论诸事”，“其理论各事更为随意”。

其二为多个试用名竞争上岗。以“新闻纸”（newspaper）为例。在早期辞书中，它始见于卫三畏的《英华韵府历阶》（澳门，1844），稍后复见于麦都思的《英华字典》（上海，1848），但同一个“newspaper”，后者却对译为“新闻篇”。实际上，“新闻纸”还有更早的用例。《杂闻篇》(澳门，1833 )曾刊文介绍西方出版业，其中写道：“在友罗巴各国，每月多出宜时之小书，论当下之各事理。又有日日出的，伊所名新闻纸三个字，是篇无所不论。”（《外国书论》，1833）但在稍后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新闻纸”却成了“gazette”的对译：“因每张的价是小铜钱一文，小钱一文西方语说加西打，故以新闻纸名为加西打，即因此意也。”（《新闻纸略论》，1834）。在这篇300余字的短文中，“新闻纸”使用了三次，其他场合，则混以“书纸”“书篇”“篇纸”“加西打”“新闻纸篇”，可见作者当时也是犹豫不决的。

至清末，日本新名词大量输入，其中新闻传播类词汇也为数不少。据研究，在现代汉语的将近一万个重要词汇中，中日同形词占了四成，可见日本影响之大。那么，新闻传播类词汇也自然是不会少的，比如，“出版”“版画”“号外”“论战”“论坛”“单行本”“印刷品”“新闻学”“新闻记者”“第四种族”等。就单一文本而言，也许松本君平的《新闻学》（1903）是早期提供专科新词最多的。不过，有些日语借词如上述之“第四种族”，还有“放送”“三面记事”等，因种种原因未能流行至今，但它们仍属于近代新词之列。

判断某个新词是否日源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以“杂志”为例，稍加说明。梁启超1901年底在《清议报》上著文解释“丛报”：“指旬报、月报、来复报等，日本所谓杂志者是也。”在此，梁氏将“杂志”当作日源新词。他显然不知道1862年上海出版了一份名为《中外杂志》的刊物，也不知道1853年香港的《遐迩贯珍》上曾使用过“杂志”一词，更不知道作为期刊之意的“杂志”一词，在幕末文久年间（1861—1863）是先由中国传至日本的。但梁启超的说法也没有大错，作为清末著名杂志编辑的这一判断也反映了当时业界的实际情况。

虽然近代新词中的外源词所占比例相当大，但国人的本土自造词也是不容忽视的。比如“新闻月报”（王韬）、“新闻官”（洪仁玕），还有“丛报”“册报”“国报”“世界报”，后述的一组词多半与清末的梁启超有关。民国时期这样的本土自造词更多，比如徐宝璜的“新闻之精采”（义近“新闻眼”）、“略示”（义近“新闻线索”）等。稍晚还有“报告文学”“集纳学”“集纳主义”“电视新闻”“新闻侵略”“出报自由”“同人报”“小广播”“半党报”“准党报”“完全党报”，等等。

但是，就晚清或者清末民初的情况看，哪些新名词是属于新闻传播词汇的呢？新闻学是舶来品，或称为移植之学，属于近代新学之一种。“新闻学”一名来自日本，因松本君平的《新闻学》之汉译而为国人所知，时间当不晚于1901年。几乎同时，“报学”也出现了。那么，在所谓的新学或西学中，报刊或报章又算什么呢？作为前新闻学时代新闻思想的集大成者，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中，将报章归诸“杂类”，列入西学、西政之后。杂类之中还有游记等，包括一些“无可归类之书”。显然，报章在近代新知识体系中一时间还没找到合适的位置。

一般认为，中国近代新闻学发端于1918年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而新闻传播学（一种新式新闻学）则始于改革开放之初。在新闻传播学确立之前，已先后存在大量的新闻传播词汇。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殊性在于，它依托特定的行业，这使它有别于人文学科，所以常常是行业术语先行一步，随后才会出现相应的学科术语。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科学，它还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征，与舆论学、宣传学、广告学、公共关系学等学科联系密切。此外，从媒体类型上看，是从纸媒发展到电子媒介；从传播形式上看，大众传播与组织传播兼而有之。因此，本辞书在收录词条时，采取了较宽的口径。

在收录与确定词条的过程中，建设“语料库”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本人在多年来的学习中，一直比较注意搜集与保存相关资料。此前，学界关于近现代汉语新词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不过，其中的新闻传播词汇并不多，且有一些尚存疑问的，需要再行甄别。

确定词条往往与确定首出例是同一过程，但从中提取词义也往往遇到困难。虽然推敲了当时的语境，但仍感不足以形成一个完整的词义，此时就不得不参考后人编写的专科辞书了。一些词条貌似不甚重要，但却在后来的具体使用中拥有多个义项，如“中报”，它就有“中文报刊”“中型报刊”“中等品味的报刊”“立场中立的报刊”等诸多含义。而一些重要的词条看来也非此前认为的那么明确，如“舆论之母”，它指“豪杰”“政治家”“报人”或“议员”，又指“报馆”“报刊”“新闻纸”或“新闻”，也有可能还指“政府”或“宪政”，如此一路探寻下去，仿佛走进了一大片词语的密林。

“每个词条都是一个生命体。”（香港中国语文学会会长姚德怀先生语）中国近现代新闻传播新词也不例外，即使它们中的一部分仅是昙花一现，但它们是有生命的，它们的生命既属于汉语词汇学，也属于新闻传播学。对它们的研究任重而道远。现在，呈现在诸位读者面前的只是一个非常粗浅的报告，错漏之处必定不少，恳切希望读者诸君不吝赐教！

是为序。  

                            2020年12月28日于珞珈山

作者简介：周光明，湖北浠水人，九三学社社员，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新闻传播史、新闻思想史、新闻学术史。主持和参加多项省部级科研项目，发表各类文章近60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