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智能媒体演进具有四重复杂性维度，即系统复杂化、网络复杂化、关系复杂化和环境复杂化。系统复杂化是指智能媒体系统与网络边界模糊，相互作用，融为一体，呈现出单一子系统结构模块化、系统不同层级结构复杂化。网络复杂化是指智能媒体已深度嵌入复杂网络系统之中，体现出网络架构复杂化和网络治理复杂化。关系复杂化是指智能媒体在不断演进过程中，形成了多种复杂性关系，包括人机关系复杂化、时空关系复杂化、虚实关系复杂化等。环境复杂化是指智能媒体演进环境的复杂变化，包括感知环境复杂化、符号环境复杂化和多重媒介环境。
如今，智能媒体演进正变得越来越复杂，随着边界的普遍性模糊，媒体泛化成为现实，万物皆媒的时代正在开启。从技术演进的角度看，智能媒体技术本身正变得日益复杂，不仅存在着多元硬件接口、多重软件入口，形成了由硬件软件组合而成的复杂嵌套模式，而且这样的复杂技术仍在不断追求复杂功能的拓展与增强。不仅如此，作为一个中介化的镶嵌式工具，智能媒体试图渗透到人类社会、自然环境甚至是太空环境中，“媒体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无人不用”的复杂存在样态可望通过5G技术彻底实现。对这样的去中心化、碎片化、定制化、本地化与全球化甚至寰宇化并存的智能媒体演进应该如何准确把握和全面理解呢？本文试图从分形理论出发，根据智能媒体复杂演进的发生基础、发生机制和产生的结果，分析智能媒体演进的四重复杂性维度，即系统复杂化、网络复杂化、关系复杂化、环境复杂化。
一、关于智能媒体演进的维度
考察智能媒体演进需要关注它的复杂性维度。维度一词来源于数学，点是0维，直线是1维，平面是2维，空间是3维。但是分形理论彻底推翻了这种假设，类似海岸线这样的现实物体结构并不符合完美分形整数维逻辑，其分形维数在结构的每一层级上都有变化，规则与不规则分形的复杂嵌套组合构成了现实世界。
分形维度是科学家度量复杂系统时普遍使用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在哲学和社会学领域特别是在观察和阐释智能媒体演进时同样具有积极的价值。因为智能媒体演进同样存在着分形现象，在分形过程中，系统是由最小尺度的组分通过一定规则不断嵌套组合构建复杂结构，最终形成亚微观、微观、亚中观、中观、亚宏观、宏观、亚巨观、巨观这样不同规模的复杂系统，使得复杂性维度与不同尺度、不同规模的复杂智能媒体系统以及它们之间相互作用产生的影响密切相关。
智能媒体演进极其复杂，智能媒体演进的复杂性维度透过不同尺度、不同性质、不同层级、不同规则、不同规模等的嵌套组合作用呈现出来，形成不同层级不同侧面的非线性发展路径，并通过这种发展不断呈现新的特征和变化，构建新的层级跃迁，生成新的复杂系统和复杂网络，并将两者相互嵌套，形成网络的系统、系统的网络。在弱人工智能时代，系统性思维与智能媒体演进相伴相生，可以这样说，目前智能媒体演进正在系统复杂化递归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智能媒体演进不仅发生在不同尺度组分生成系统的过程中，还通过规则的相互作用构建复杂系统机制，并导致系统内部复杂关系的改变。复杂关系的变迁与分形规则具有密切的联系。目前涌现的智能媒体分形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有规则分形、无规则分形（也称随机分形）、自仿射过程、单一分形与多重分形。
就智能媒体演进而言，规则分形是指智能媒体演进沿袭一定的规律，准确实现既定设计愿景，没有随机选择和变化的空间。Web1.0时代及其之前的媒体演进均属于规则分形，此时尚未形成用户概念，媒体的功能是简单的、离散的、互补且规则的，处于以媒介机构为核心的垄断的“机构—个人”的偏单向度的传统传播模式之中。无规则分形指的是智能媒体演进生成元遵循既有规则同时存在随机性的分形几何结构。如中国的微信、美国的facebook等社交媒体建构了符合六度区隔理论的小世界网络，但同时又具有随机网络的基本特征，存在着既定规则的确定性和随机变化的不确定性的博弈。智能媒体演进中的分形还存在自仿射过程。自仿射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自复制生成模式，即相似的生成元复制嵌套叠加。这种模式已经从复制文字符号延伸到复制音视频，从复制音视频又走向个性化音视频生产的一键生成的简单化使用趋势，其最为典型的案例是抖音和美图秀秀等APP，它们提供给用户个性化选择组合相关视听要素的模板，实现了自动化个性化视听产品的生成，从而为视频社交的狂飙突进奠定了技术基础。二是各向异性的尺度生成元，在不同尺度上发生不同的改变，循环反复形成意想不到的新物种。智能媒体时代AI技术在异质产业间和不同尺度间的组合诞生了很多新物种，如AI+交通=智慧交通，AI+医疗=智慧医疗，AI+社区=智慧社区，AI+城市=智慧城市，人+机器=赛博人，纳米+机器人=纳米机器人等。单一分形假设事物的几何结构的生成过程在各个区域中都是相同的，对单一分形结构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测定、计算简单的分形维数。单一分形假设可以更好地解释智能媒体演进的基本起点，比如媒体演进在色彩层面从简单的黑白扩展到彩色，在听觉层面从简单的无声扩展到有声。值得注意的是，智能媒体演进是源于对人类感知再现的种种简单模块的切割和重组进而逐渐走向复杂。多重分形是单一分形的推广，实际上是许多不同区域的单一分形在空间上的相互缠结镶嵌而成，它反映各个区域之间差异的量被带入分形中，每个子区域均构成单个分形，而所有这些单一分形连接在一起构成多重分形谱。我们今天所说的智能媒体演进实际上处于复杂的多重分形谱系中，也折射出由规则分形带来的复杂关系的变迁。
复杂关系构建了复杂系统内外的复杂网络，而复杂网络成为未来网络设计的基础。智能媒体演进目前建构了人、机、物、环境相互嵌套的复杂网络，包括人人连接的社交网络、人和服务连接的物联网、人物连接和物物连接的物联网以及环境—人—物连接的宏观生态网络。这种复杂网络与复杂系统相互嵌套，形成系统的网络、网络的系统，复杂网络要素中的人、机、物、环境在不同层级上的相互作用带来了不同架构的协同演进。
复杂系统和复杂关系构成的复杂网络嵌套演进形成递归，从而共同生成了新的复杂环境。环境构成了新的演进条件，导致智能媒体演进的初始条件不断变化。描述智能媒体演进离不开环境，离不开智能媒体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技术环境、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环境演进与智能媒体演进存在着明确的协同演进关联，因而随着智能媒体复杂性程度的增加，环境本身的复杂性也在不断增加。实际上，智能媒体演进营造的新环境始终在更新着人类技术对环境的影响。考察今天的智能媒体演进环境需要从整体论的思路上去把握，即一个在复杂系统、复杂网络内外相依、层层交互影响的整体演进生态中去把握。由此构成了智能媒体演进的四重复杂性维度，即系统复杂化、网络复杂化、关系复杂化和环境复杂化。
二、系统复杂化
复杂系统是由复杂的组分以特定规则产生交互，形成复杂结构，呈现复杂行为的系统。即使组分和互动规则很简单，在结构不断复杂化的过程中也可以激发涌现现象。描述复杂系统的重要手段是网络。今天的智能媒体系统首先是确定的复杂系统，同时具有复杂的组分和复杂技术规则形成的复杂结构，这些复杂结构内部呈现网络化特征，外部也同样结成网络。因而智能媒体系统目前是复杂系统的网络和复杂网络的系统，系统与网络边界模糊，相互作用，融为一体。
智能媒体系统结构的复杂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单一子系统结构模块化、系统不同层级结构复杂化及复杂性涌现。
（一）单一子系统模块化
这里所说的子系统是智能媒体某一层级的子系统，例如，在今天软件定义在线世界的模式下，作为软件的子系统在模块化方面就很有代表性。以社交媒体微信为例，微信初始设计是一款即时通信软件，其功能很简单，只能聊天、搜索好友和朋友圈发布文字。随着微信用户的不断增加，微信的模块构成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包括四大模块：聊天、通讯录、发现、购物。同时，订阅号、购物和小程序可以在聊天、发现和购物模块实现随时穿插。发现模块主要针对个体内容产销和基于社交的信息推荐和搜索，包括朋友圈、视频号、扫一扫、摇一摇、看一看、搜一搜、购物和小程序，形成模块及模块组合之间的相互嵌套。结构模块化使作为腾讯的拳头产品的微信从社交媒体转变为以社交媒体为入口导流复杂功能的超级APP。但就微信本身而言，它也只是腾讯这个ICT企业巨无霸的一个关键子系统而已。当然，单一子系统模块化设计结构是否能够成就超级APP，和技术创新扩散能否快速赢得海量用户形成规模进入市场锁定密切相关。尽管如此，腾讯依然通过扶植B站、投资虚拟现实技术等方式寻找下一个可能的微信替代产品。单一子系统的模块化及其结构，还可能导致智能媒体产业演进模式的变化。有论者认为，单一子系统模块设计组合的方式和与之相匹配的产业演进模式并行发展，分割、替代、扩张、排除、归纳、移植在子系统内部直接造成外部产业结构整体性的相应调整，即不断进入、推出、兼并、剥离、整合、转型等。
（二）系统不同层级结构复杂化
智能媒体系统存在多层技术架构，概括地说至少包括三层架构即基础设施、接发终端、软件应用。通信信号的发射主要是通过基础设施完成的，智能媒体依托的基础设施本身就是复杂系统的组合。粗略地看，智能媒体的基础设施包括地面基站系统、卫星系统、北斗导航系统等。这些系统本身就是集成技术的集成组合，其内部结构极其复杂。接发终端有计算机、手机、自动驾驶汽车等。这些硬件终端同样是复杂集成技术，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能够加载软件实现虚拟操作。软件应用更是如此，各类算法均会采用常态性重构与升级的模式开展竞争，快速迭代，快速颠覆。算法的复杂性同时为算法研究带来困难，对于跨领域的研究人员来讲，算法结构的复杂性本身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划定了清晰明确的认知鸿沟。与此同时，作为重要商业机密的算法，其开源力度与开放性十分有限，因而算法结构的复杂化和不可逆性直接导致了算法形象走入黑箱化。
（三）复杂性涌现的发生
涌现通常是指技术演进的溢出效应。技术演进的复杂性涌现有利于新秩序的形成，同时也会引发旧秩序的崩塌。智能媒体演进的复杂性涌现最典型的表现是新媒体的持续崛起和传统媒体的崩溃。最初互联网只是作为传统报刊、广播、电视的一种只读的复制模式出现的，并没有引发产业价值链的转移，因此传统媒体依然在自己的生命周期秩序内发展。但是，到了Web2.0阶段，互联网演进成为连接和交互的重要工具，在功能上直接实现兼容所有传统媒体，并通过社交平台赋权个体发布信息和平等对话的权利，这就打破了传统新闻机构对信息发布权利的垄断，带来了个体间、个体与新闻机构间的竞争，自媒体的狂欢开始了。自媒体的崛起直接导致了个人和各类企业媒体化进程的加速，信息发布成本大大降低，媒体产业价值链向新媒体转移，催发传统媒体崩塌。从另一层面看，传统媒体也在不断推陈出新、转型重生，按照智能传媒发展和演进路径应对颠覆。比如《华盛顿邮报》被亚马逊收购后，依托亚马逊强大的技术支撑，从传统报纸华丽变身为一家技术开发公司，成为全球报纸转型的范本之一。在智能媒体时代大势所趋之下，幸存下来的传统媒体不得不将转型目标规划定位在智能媒体这一新物种及其生态位的重构上。我国的上海报业集团、封面新闻、芒果TV等，也正在智能媒体的轨道上重构重组以开拓生存之路。正是在智能媒体复杂性涌现的过程中，媒体不断拓界跨界，导致媒体的兼容性替代了排他性，媒体与新产品和新技术之间出现即此即彼、非此非彼的模糊特征。因此，人人可媒、机构可媒、万物皆媒可能是复杂性涌现持续发生的结果，而媒将不媒、媒将新媒、环境成媒也成为持续递归涌现的智能媒体复杂性的迭代路径。
三、网络复杂化
智能媒体实际上是由复杂网络结成的复杂系统，智能媒体网络已深深嵌入复杂系统之中，使网络呈现出两个方面的复杂化，即网络架构复杂化和网络治理复杂化。
（一）网络架构复杂化
目前，智能媒体产生了对复杂网络的更高需求，物联网呼之欲出，网络架构日益复杂。在5G技术加持下，一部分互联网独角兽企业已经展开密集的物联网商业布局。它们致力于构建真正意义上的物联网，其网络构架也呈现复杂化的特征。智能媒体时代物联网架构建构在智能化设施的不断升级和云计算技术不断增强的基础上，其结构大致可分为四个层次，即感知层、传输层、数据层、服务层（如下图）。
从以上架构看，物联网通过一系列的感知技术搭建与环境物的连接，试图以再媒介化的方式呈现万物表达。物联网的感知层包括一系列技术系统，如GPS、RS、摄像头、传感器、RFID、数采仪。感知层采集的数据通过通信网、互联网和卫星网实现传输。其中，通信网目前还在持续演进中，正在从4G跃升到5G，其算能、算力不断提升。互联网正在逐渐淘汰传统的阿帕奇网。面对网络需求井喷的局面，阿帕奇网和IPv6均出现可扩展性、安全性、管控性、移动性、内容分发能力、绿色节能有限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都难以通过单纯增量式扩展模式彻底解决，全球正在探索未来互联网络架构的新模式。当前得到普遍认可的网络开发应用如软件定义网络（SDN）、信息中心网络（ICN）、移动网络（如Mobility First）、云网络、可选网络等备受下一代互联网的青睐。在此基础上，网络层级不断根据需要相互联系形成交互，进而构建复杂网络结构，形成复杂网络体系，达成未来网络需求愿景。通过一系列的网络传输，海量数据将抵达数据层。数据层由环境数据中心和云计算平台构成，并实现海量数据的再现流动与共享。数据中心负责统计基础性数据、历史数据、实时数据、统计分析数据、视频监控数据。云计算平台除了处理数据之外，还具有分布式存储功能，能够对海量数据进行复制、备份、删除、归档，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云端的复杂虚拟设备中。服务层是综合应用服务平台。服务中心采用面向服务的架构（SOA），通过服务之间的消息路由、请求者和服务之间的传输协议转换，格式转化，安全可靠地处理事件，并访问那些相互独立的、不兼容的、复杂的源数据系统。由此可见，网络架构的复杂化不仅表现在不同层级上，也表现在不同集成技术系统内部及相互之间。网络复杂性在不同层级、不同技术、不同数据、不同服务、不同用户间处于不同程度的演进进行时，能够满足它们之间的按需组合和网络自身的自主化、智能化扩展需求。
（二）网络治理复杂化
网络治理面临的核心问题不外乎谁来治理、如何治理等。从目前智能媒体演进来看，网络治理复杂化主要表现为网络治理的主体多元化和内容多样化。
归纳起来，具有治理权利的网络空间主体大致有三类：（1）网络空间参与者，如在线个人、机构和企业。在线的个人、机构和企业作为自媒体信息管理的主体，在国家政策和技术平台许可的范围内拥有自媒体治理的权利，即个人、机构和企业在网络活动中的信息自治权利是受法律保护的。（2）国家管理机关与市场治理机构。在政策层面上，网络治理包括科层治理和市场治理。科层治理体现网络治理与现实制度体系和官僚系统的交互融合，是国家在网络治理上的自主性的集中体现。市场层面则由影响力较大的独角兽企业主导。智能媒体时代的网络治理的复杂化体现为人机协作。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可以处理简单的网络治理工作，通过内部化的自动化管理可以完成网络治理的一部分简单工作。（3）互联网平台。互联网平台作为复杂网络服务供应主体，其技术手段和设计理念以及社会责任相结合，在确立智能媒体平台海量用户的锁定基础和主流媒体地位方面，具有独特地位，例如字节跳动、腾讯、阿里巴巴等拥有横向纵向平台集群的互联网平台。
网络治理内容也是多样化甚至广域化的。从国家安全层面讲，目前全球化竞争已从现实空间扩展到虚拟空间。随着新基建的逐步落实，赛博空间的治理和安全问题逐步成为国家网络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正常运转的基础。从复杂网络机制构建的缺陷看，网络信任缺失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从虚假信息营销到民粹主义崛起，后真相时代进一步将网络治理问题推向前沿， AI信任机制和伦理道德规范建设引起了各国的普遍重视，并作为重点问题纳入新一代人工智能规划中。从复杂网络运行效能来看，复杂网络不断发展引发了硬件软件的不断革新，云服务策略成为不可逆转的首选方案。随着网络复杂化的不断演进，网络治理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网络风险也进入复杂化阶段，急需一整套涉及这种复杂问题的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总之，智能媒体演进的复杂性维度与技术结构复杂化、网络复杂化，与技术产品向社会的外溢及其带来的社会影响等密切相关。理解和把握智能媒体演进的复杂性维度对于我们准确理解当下媒体演化带来的各种新问题有重大现实意义。
四、关系复杂化
舍恩伯格认为，大数据时代相关关系很有用，不仅仅是因为它能为我们提供新的视角，而且提供的视角都很清晰。智能媒体时代也是如此。在智能媒体不断演进的过程中，除去技术系统内要素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以外，还涌现了很多其他的复杂性关系，这些关系的变化正在冲击着我们的思维并企图重构认知。这些关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人机关系复杂化、时空关系复杂化和虚实关系复杂化。
（一）人机关系复杂化
智能媒体技术的不断演进，已经使得人机关系成为人与外部世界特别是与技术世界关系中的核心问题。智能媒体技术演进沿着自动化的轨道不断向自主化方向推进，颠覆了智能媒体系统内部的专业化职业身份，自动化写作颠覆了传统记者的工作，推荐算法颠覆了传统编辑的工作，虚拟主持人颠覆了传统主持人的工作，AI换脸技术颠覆了演员的表演。总之，自动化程度的不断升级使得在人机关系中机器的主体地位日益突出，机器崛起导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危机，布鲁诺·拉图尔则将这种主体泛化的情况称为行动者网络。行动者网络理论指向一个根本性问题，即人与外界关系的重构以及人在宇宙中的主体地位的动摇。智能媒体时代人类中心主义的危机其实质是人作为衡量外部世界标准的崩塌，以及对自然世界和人工世界的去中心化衡量标准的客观确认。生物学家倾向于以物种的标准替代人类标准，从而将生物中心主义纳入智能、社会、意识研究导致的认知迭代，进而提出物种间的平等性和复杂适应性。从物种的标准出发，人与外部世界的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首先，人与技术的关系问题在生命科学领域中逐渐走向人的生物性改造的问题，即技术是否可以再现人的分形演进，是否可以干预分形演进中最小尺度的组分重组和初始条件重设，从而将人的微粒化重整命题作为重构人类身心的科学前提。其次，人机问题在工程科学领域中逐渐走向人机共生和人机融合。人机共生更像是在弱人工智能时代由人本主义倾向导致的集体幻觉，是人机博弈的先声，它意味着机器觉醒之初人类危机意识被唤醒和放大。人机关系的根本性变化也带来了很多伦理问题，例如，如何放慢机器演进的步伐以保持人的主体性优势？如何通过人类增强技术将人和机器按照统一标准开展异质分形演进设计？这些对人机关系可控性调整的思考成为弱人工智能时代社会的整体关切。实际上,从系统思维的角度出发，人机关系的复杂性意味着人自身变革的复杂性甚至重新定义生命、智慧和意识等基础问题。这种复杂演进指向人变成了什么，例如DNA、神经元、虚拟人、赛博人、利维坦。复杂演进还体现在机器与人的复杂嵌入上，像纳米机器人嵌入DNA、血液、皮肤以及各种感知器官中，如脑机接口技术嵌入中枢系统中。这些智能媒体演进的复杂路径意味着解决人机博弈的理想化方法之一可能就是人机融合。智能媒体演进的多种非线性路径呈现为这一问题上的复杂竞合景观，但无论是哪一种路径都在为生成全新复杂物种群落做准备。
（二）时空关系复杂化
时空关系是媒体研究始终关注的话题，因为媒体演进和时空变迁相伴相生，媒体演进的历程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空变迁的烙印。智能媒体推进了时空超越的进程，将时空超越纳入复杂性的视域中来，表现为时空统一性的崩溃与重组。从本质上说，时空统一性就是人类大脑制造的时间和现实空间的融合，因此时空演进先天地与虚拟现实重组耦合密切相关，即在虚拟时间和虚拟空间、现实空间都具有可分性基础上的重塑时空。从时间模块的角度出发，过去、现在、未来在虚拟层面可以进行无限切割，即在虚拟空间中实现过去、现在、未来等多元时间的个性化选择，这就彻底宣告了时间方向的消失。从空间模块的角度出发，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均存在可分割重组的特质，虚拟空间通过信息传递模式成功超越了心理范围的限制，从全球化走向寰宇化，并且随着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再度耦合，虚拟空间对现实空间的影响逐渐增大，甚至导致虚实模糊的状况。与此同时，虚拟世界的时空和现实世界的时空结成无数的时空网络，可以进行多重分层和分形。因而智能时代的时空关系不存在统一的时空演化，而是不同技术模块及构建组分如何演化，以及这些特定的技术单元如何演化。时空统一性的崩溃和重组呈现出时空变迁由有限走向无限的趋势，这一趋势在智能媒体时代借助复杂性技术在现实中不断上演，一如时空在机器界面中与人类认知融合并被最大程度地压缩，多重时空交错成为虚拟空间具有商业价值和社会意义的个性化选择。发生在现实世界中的时空极化向虚拟世界转移，并且在技术系统重构中重建时空权利与时空秩序。目前广受业界和学界关注的元宇宙，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种体现时空关系复杂化和虚实关系复杂化的网络新景观。
（三）虚实关系复杂化
互联网是建构在虚拟与现实基础上的网络，它重构了虚拟与现实的关系。在智能媒体时代，借助虚拟世界作用于现实世界的影响，电子商务得到了高速发展。虚拟空间为人类学习提供了广阔的场所，虚拟现实技术直接增强了这种效果，开始广泛落地于各种场景之中。虚拟世界中的游戏化趋势正在向现实世界渗透。虚拟世界的行动构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向现实生活映射。虚拟世界在走向定制化的服务中，将抽象的虚实按需分割和组合，在虚实之间实现了多种规则下的复杂组合。这种复杂性的关系变化突破了虚实的二元逻辑，走向了非线性分叉的多样性虚实样态。在建构虚拟现实的复杂网络中，虚拟现实技术可能提供了最为直接的路径。这一技术的应用将智能媒体时代从计算机、手机、互联网卷入大脑的虚拟现实合成实践，带入可穿戴设备卷入身心参与的虚拟现实合成实践，并形成了虚拟分形、现实分形和虚拟现实分形的多样性形态。超虚拟、超真实、虚拟的真实、真实的虚拟、虚拟现实与虚拟、现实及其自身之间的复杂嵌套组合创造了虚实关系的多重泛在化形式，即复杂虚实关系的泛在存在。这种存在既有超越空间的遥在，也有超越现实的沉浸。有学者认为，计算感知能力逐渐由分布式感知走向系统性感知，虚拟和现实经过泛在连接呈现深度交互融合的景观，虚拟与现实的一体化直接造成了人类认知切换的困境，滋生了交替世界综合征（AWS）和交替世界紊乱（AWD）症候。除此以外，仿真技术、数字孪生都是虚拟现实合成世界构建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技术。这些关键性技术协同演进造成的结果是合成世界的永恒泛在化，正如莱布尼茨所预见的那样，虚拟现实的复杂存在正走向无限，而无则不复存在。
五、环境复杂化
1968年，波兹曼界定了媒介环境学。他将媒介视为复杂的讯息系统，进而指出媒介环境学试图揭示其隐含的固有的结构，揭示它们对人的感知、理解和感情的影响。对于媒介变革带来的系统性影响，麦克卢汉曾指出，社会的占主导地位的传播媒介发生变化会引起符号系统发生根本性改变，从口语到书写到印刷的变化都是主导媒介变化造成的，同时他还强调主导传播媒介变化必然使人的感官发生与之相应的根本性变化。实际上，在媒介环境学理论视域里，媒介即环境，媒介即我们的处境，媒体演进必然带来人类处境的变化。如果将波兹曼和麦克卢汉的观点综合起来考察今天成为主导传播媒介的智能媒体的演进，就会发现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已经大大超越了传统媒介环境学关注的问题，它导致了媒体及其环境日益复杂化。智能媒体时代的环境复杂化表现在三个方面：感知环境复杂化、符号环境复杂化和多重媒介环境。
（一）感知环境复杂化
随着传感器和传感器网络、普适计算和人工智能的不断进步，环境智能化趋势日益明显，敏感、响应、自适应、透明、无处不在和智能环境成为趋势，尤其是在5G和物联网的加持下，弱人工智能时代的感知环境逐渐走向深度态势感知环境。感知环境复杂化主要源于人类行动复杂性的本质。
从人机关系上看，机器晋升为电子管家，“无形具身”在人类左右，从而加速感知环境复杂化。如果以人自身作为参照物，仅仅从体内传播一个视角来看，根植于纳米技术、微型传感器、脑机接口技术进步，逐渐实现了人类健康及其动态变化的内部按需实时精确监测，并成为人类开展外部行动的重要基础。不仅如此，人类情感与行为的发生可以全部纳入神经科学研究的范畴中来，从DNA层面加以解读，从而使得控制反馈进入亚微观层面。如果从体外传播来看，人类运动、体重、饮食、情绪变化等成为健康监测的体外指标，也成为人工智能精确认知人类活动的重要变量。因而，人作为改变环境的重要主体，自身内外环境的变化已经进入人工智能精确感知的崭新阶段。这些源自脑科学的研究诱发了机器感知环境方式的复杂性。机器感知正在系统模拟人类感知，包括视觉、听觉、嗅觉、触觉、运动、思考、分析、判断。尽管嗅觉感知仍然存在瓶颈，但有关触觉的感知正在通过软体机器人设计逐渐提升感知质量，运动追踪和决策判断及行动感知的精确性也进一步提升。机器学习的更优化方法和策略将大大加速机器感知的发展。此外，人工智能技术在生命科学领域的新发现，证明人类还存在隐形的生物感知接口。而这些新发现都会为感知环境的复杂多样化提供新的方向。同时，感知环境方式的复杂性也为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用户体验，使得用户体验评估成为感知环境建设成败的重要指标。随着移动化、技术自适应能力的不断增强，人类所处的每一个具体的场景、空间和环境及其触及的每一件物品都将实现机器对人的认知升级，从而更为有效地实现人机交互，如家庭、工作、会议以及日常生活场景中的家电和家居用品等都将可能成为有效地实现人机交互的场景。特别是物联网技术加剧了智能环境的变化，从智能家居到智慧建筑、从自动驾驶到智慧交通、从智慧社区到智能城市，可以说智能化“魔杖”所触及的环境中的每一件关联事物都可能成为环境感知的一部分。这就使得环境智能化的范围不断拓展，使得环境感知随着不同尺度、不同空间、不同状态、不同交互上下文而呈现出复杂性。
（二）符号环境复杂化
符号互动理论认为，符号是形成任何形式的交流必不可少的元素，社会互动的符号系统及其环境也是处在不断的演进变化中。在智能媒体时代，符号系统复杂化不断导致符号环境复杂化。一方面，符号系统通过编程代码、编码、解码等复杂规则构建了新的符号环境，成为网络文化如饭圈、二次元等交互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符号系统的区域局限性正在被人工智能技术等不断跨越，以翻译软件、语音交互软件为入口的集成功能性软件正在跨越异质文化传播的障碍，营造出新的可以相互理解的日常生活环境。随着开源技术的不断深化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计算机语言特别是编程语言形成的算法成为解决各种问题的重要转译工具。
如今，虚拟环境中的符号系统已经成为人机交互的必要基础设施，人机交互又为社会互动的发生提供更为便捷的多样化可能。因而，除去社会互动的物理上下文环境，其社会上下文环境和组织上下文环境也随之复杂化起来。社会上下文环境会随着符号环境的物理规则的变化而构建起新的社会活动范式，社会成员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会在协同演进的作用下发生复杂性变迁。组织上下文环境也在符号环境复杂化的基础上探索扁平化变革的道路。
符号环境复杂化还体现在符号作为人类交互的表征代码并不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其他代码及表征形式如信号、系统状态、分子和电磁波等正在被智能媒体更大程度地开发和利用，如在医学界，脑机接口技术已经具有能够帮助病人完成意念移物、写邮件、玩游戏等功能。这些功能通过植入芯片和传感器技术相连而实现。其他代码及表征形式被智能媒体更大程度地开发，这同时指向技术演进带来的符号环境的变化，即符号正在逐渐走向后台，而意念、脑电波这些微观的元素正在走向前台开启去符号化传播的新可能。这些变化也提出了一个更新的认知问题，即智能媒体符号环境的复杂化需要在更为广域的跨学科的科学视域中加以考察。
（三）多重媒介环境
广义而言，人们总是处于自然媒介环境和人工媒介环境系统中，并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单纯媒介环境。而在智能媒体时代，账户跨屏、账户关联、虚拟环境的超真实再造等，更是将用户放置在复杂的多重媒介环境之中。
随着媒体终端形态逐渐多样化，用户总是处于账户跨屏和账户关联的复杂媒介环境中。账户跨屏指同一账户同一App信息可以在不同终端间同时或随时切换获取，计算机、手机、IPAD、智能手表等各类终端成为用户跨屏信息选择的途径，互联网平台企业也热衷于提供各类终端兼容的服务型软件。账户关联指的是用户跨越App使用第三方默认登录的功能，使得不同的App承认某些互联网平台企业App账户的普遍合法性，从而实现不同App间的信息自由导流，用户则能以最简单的方式完成从内容到服务或者游戏等不同需求之间的跨越。就目前的情形而言，作为产消者的用户需要在多重媒介之间穿梭来满足个人的复杂需求，比如新闻门户App、社交媒体、直播媒体、短视频软件、电子商务、个人生活管理软件等等，因此账户关联的多重环境已成刚需。
多重媒介环境的特性还表现在虚拟环境的超真实再造中。虚拟环境对现实的超真实再造，一方面体现为智能镜像中的自然环境、市政设施及其对社会正常运行的监测和反馈，另一方面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不同领域的超真实镜像塑造，使用户陷入主动性增强的多重幻象。与之相反的是，随着用户对多重交互环境的依赖性增强，个人数据的私有权属逐步丧失，并且不停地暴露在公共基础设施的数据采集中，暴露在硬件终端的跟踪数据中，暴露在常用软件服务平台和第三方服务平台的后台数据中。这种多重暴露使得个人数据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多重媒介环境虽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同时因组成要素的复杂性导致其具有脆弱性。这可能表现为与自然环境共存的多重媒介环境随时可能受到自然环境变化而诱发媒介环境突变，常见的如地震、海啸、火山喷发、新型传染病等突发自然灾害，就可能引发媒介环境的突变。尽管在多数情况下，人工媒介环境可以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但是自然媒介环境的变化往往会迫使人工媒介环境发生适应性突变，从而引起多重媒介环境重新排序，在此基础上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新秩序环境，如2019年底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直接催发了线上工作的勃兴及隔离生活和隔离经济等媒介环境的出现。
综上所述，智能媒体演进的复杂性表现为多种样态。无论是系统复杂化、网络复杂化，还是关系复杂化和环境复杂化，这里呈现的每一重维度本身又是复杂的，几重维度之间关系密切、不可分割。正如梅拉尼·米歇尔所说，智能媒体的复杂性也是不同学科、异质计算等不同领域信息处理的松散组合，在造就复杂系统演进的过程中，智能媒体演进的复杂性维度体现了复杂系统和控制论在媒体发展过程中的建设性隐喻价值，即那些渗透在智能媒体演进中的表象与本质、简单与复杂的分散片段需要在更宏观的视域中去把握。而理解复杂可能是理解智能媒体演进中的关键一步！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社会转型期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研究”（项目编号：20&ZD316）、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基于青年群体视角下的深圳城市形象与融媒体创新传播共生发展研究”（项目号：SZ2021B041）的部分研究成果。
本文注释和引用信息从略。
引用参考：吕尚彬 黄荣.论智能媒体演进的复杂性维度.[J]山东社会科学,2022,(02):125-133.
作者简介：吕尚彬，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学术委员会委员，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媒体发展、广告与品牌；黄荣，博士，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与新媒体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媒体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