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13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刘海龙教授应中心邀请，发表线上讲座“在翻译实践中与西方传播理论对话”。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单波、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心研究员吴世文与刘海龙教授就相关话题展开交流。线上、线下共300余名听众参与讲座。

图1 刘海龙教授讲座中

刘老师从译著《传播理论导引》谈起，结合自身的教学经验，分享了对传播学教材的想法。在日常教学之中，刘老师发现，理论经常被视为类似真理的东西，但理论的有效性、背后的权力与意识形态却很少被反思。此外，我们的传播理论学习往往以大众传播为主，对人际传播、群体传播、跨文化传播的关注不够，也很少关注公众感兴趣的传播问题与经验。《传播理论导引》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切入理论，案例丰富，可以带来许多教学启发。

接着，刘老师梳理了中国传播理论教材翻译的三次浪潮。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次浪潮，翻译了《传播学概论》（施拉姆著，李启等译）等一批教材；20世纪90年代的第二次浪潮，华夏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现代传播译丛”；在2000年后的第三次浪潮中，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引进了一批教材。而在2010年后，学者们对西方传播学教材的翻译热情就逐渐沉寂了。在刘老师看来，教材的翻译和引进工作依然十分重要。就传播学教材而言，那些超越大众传播框架的教材或许更值得引进，它们有助于我们打破以大众传播为中心的理论研究，更接近公众的日常生活与问题。

图2 讲座现场

刘老师认为，翻译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传播活动，是文化间的对话。很多时候，翻译会对中国的学术思想造成“被动的冲击”，之后会产生一波反思与对话，我们如今就处于对话之中。对于翻译西方理论的两种方式：归化和异化，刘老师更倾向于异化的方式。归化的翻译方式可能会造成语义的不对等性，产生误解，比如将“Communication Studies”翻译为“传播学”，则明显偏离了西方语境中传播研究的本来含义。异化的翻译方式更有助于留存“他者性”，帮助我们正确地理解理论，进而开启对话的可能。翻译本身作为一种媒介，连接了不同的主体，如《传播理论导引》这本书的译者就连接了作者与读者。就阐释学角度而言，它也连接了不同的经验或视域，我们对同一文本的解读连接了语言和思想经验、文本与诠释，翻译本身构成了文本多种诠释中的一种。

刘老师以对“Communication”的翻译为例，讲述了在翻译实践中与西方传播理论对话的难题。“Communication”有互动、平等交流的含义，这种交流要求主体具有一定的前设条件，即独立与平等。如果没有这一前提，西方也不会产生“传播”这种观念。中国人往往嵌入在家族关系、文化等级之中，“传播”在中国的语境里更多是单向性的，缺乏与“Communication”完全对应的概念。在翻译实践中，我们应该保持对文化差异的敏感，寻找理论对话的可能。

中心研究员吴世文教授就如何实现中国语境下的文本与实践、西方传播理论与中国思想谱系的连接，以及如何对西方传播学理论保持跨文化敏感性的问题与刘海龙教授进行交流。刘老师谈到，我们可以先从概念入手，对经验进行概括，当概念累积到一定时候可能就产生了理论。对西方理论的理解则应回到其原生语境，认识到哪些是普遍经验，哪些是特定经验。

中心主任单波教授在交流中表示，“理论”（Theory）这个概念在拉丁文中的首要含义是观察、观看，《传播理论导引》把理论学习置于日常交流故事之中，让学生保持观察、观看的姿态，然后体悟理论所表达的意义，这非常有助于把学生导入参与式学习。而刘海龙老师示范了一种与西方传播理论对话的跨文化态度，注重沉浸到西方语境之中，重视历史与现实的交流场景，通过观察来体悟观念，以概念连接不同的经验，从而产生对话关系。这种跨文化态度有助于产生“transcultration”效应，由理论的单向扩散、去语境化借用，转向在理解理论的“他者性”基础上，进行理论合作与创造。（撰稿、摄影：靳一丹）